围魏救赵

张之洞的支援和刘铭传的固守都不是长久之计，必须设法迫使法军主力撤出台湾，台湾才能解困，刘铭传才能突围。

关于这个问题，张之洞早就想到了。他还制定了一整套的战略思想：“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争越以振全局”。这一整套战略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围魏救赵”。

张之洞的战略思想非常简明：要想迫使法军主力撤出台湾，就得立即出兵越南，把越南境内的法军赶出去。这样一来，法军就会撤出在台湾的主力部队前去增越，台湾可以解困，越南也可取得抗战胜利。况且法军不善陆战，而陆战却是清军的长项，加上越南山地众多，丛林密布，法军必败无疑。

但法军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打败法军的人，一定是像刘铭传那样智勇双全、临危不乱、指挥有方的人，而绝不是像徐延旭、唐炯和张佩纶那样的人。可纵观朝野，像刘铭传那样的将领能有几个啊？

招安叛将

事情不是绝对的。张之洞就相中了两个人。一个是驻守在越南境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另一个则是已经解甲归田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1818—1903年，广西钦州人）。

刘永福英勇善战，令法军闻风丧胆，是抗击法军的给力战将。刘永福部驻守在越南宣光，地处越南西部，因此他的军队可称做西路军。

冯子材行伍出身，先后率兵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军，他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后来担任贵州、广西提督。光绪八年（1882年）隐退之后，他又在广东高、雷、钦、廉四州办理团练，因此他的军队可称做东路军。

张之洞的主张是：清军应兵分东西两路，同时夹攻越南境内的法军，这样就会使法军首尾不能相顾，最终使其溃败。张之洞的主张，在理论上行得通，可刘永福和清政府有着很深的过结：他是反清首领，清政府一直视他为匪首，他即使在越南屡屡大败法军，阻击法军进攻中国，清政府也想借法军之手除掉他而后快。对此，他不能不心存芥蒂，他能接受招安吗？而清政府如此痛恨他，能同意招安他吗？

一切看似不可能，但一切又事在人为。

自从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一直在密切关注刘永福，他再三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委其实职，并派兵赴越会同其作战，可清政府和李鸿章等人对刘永福戒备森严，因此他的奏请一直没能得到批准。

但如今局势发生了转变。如今，朝廷已宣布对法作战，如果在这时提出招安刘永福，朝廷没准会改变主意，至少会考虑考虑。于是，张之洞又奏请朝廷招安刘永福。至于如何招安刘永福，他也想好了：再派吏部主事唐景崧入越与他会合。

张之洞清楚地记得，在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城西纸桥大败法军前，唐景崧就自请入越随他作战，并为他取得纸桥之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景崧还想协助刘永福与法军作战，可一年之后，徐延旭和唐炯大败而逃，清军全部撤回国内，在这种形势下，唐景崧也回到了他的广西龙州老家。

尽管如此，但唐景崧和刘永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永福即使信不过朝廷，也应该任得过唐景崧。因此，张之洞便想通过唐景崧入越会合刘永福。但这次会合刘永福，绝不能再空着手去，一定要以朝廷招安的名义对刘永福委以实职，配以粮饷军械，并派兵协同其作战。

清政府终于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并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

接到朝廷旨令后，张之洞立即安排唐景崧在广东招募新军，编成四个营，号景字军，然后入越会合刘永福抗击法军。

唐景崧入越时，张之洞还让唐景崧给刘永福捎去两万两饷银，并转告刘永福：“兄弟，好好打仗，一切由我开销，一切由我做主，我是你的坚强后盾！”刘永福深为感激，云贵总督岑毓英也对张之洞极为赞赏：“抗法援越一事全仗明公出谋划策，助兵助饷，令人动容。”

唐景崧抵达越南宣光同刘永福会合时，刘永福的部队正缺粮饷，朝廷的拨付和张之洞的支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唐景崧又向张之洞请求援助，张之洞二话没说，当即支援5万两银，后来他又陆续支援刘永福近七八万两银，并在军需物资的供给方面大开绿灯。

有了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吃了一颗定心丸。很快，他领导的黑旗军和唐景崧领导的景字军，与云贵总督岑毓英领导的滇军合兵一处，对盘踞在越南西线的法军发起了进攻，但双方互有胜负。

张之洞了解战况后，决定增派两营兵力入越助战，并在滇越、桂越边境设置了转运局，为作战部队提供足够的军需物资。这样一来，抗法部队就没了后顾之忧。

光绪十年（1884年）冬月初五，刘永福、唐景崧与滇军三面夹击，大败法军，收复了宣光、兴化、山西等大片失地。不久，这三支部队又合力取得了临洮大捷，收复广威、黄岗屯等十余州县。至此，盘踞在越南西线的法军全面败退，刘永福部、唐景崧和滇军所组成的西路军则取得了全面胜利！

请老将出马

在西路军取得全面胜利时，由冯子材率领的东路军正和法军打得难解难分。

冯子材成为东路军主将，也是张之洞力谏朝廷争取而来的结果。冯子材是一员老将。光绪七年（1881年），冯子材在广西提督任上，曾上疏参劾过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徐延旭对他怀恨在心。徐延旭升任广西巡抚后，就开始打击报复他。冯子材愤怒不已，他在广西待不下去了，便称病还乡。

光绪十年（1884年）年初，当徐延旭和唐炯被法军大败而退时，有人曾提出起用老将冯子材入越抗战，可李鸿章却阻止道：“冯子材年老力衰，不中用了，不是法军的对手。”

就这样，朝廷没有重用冯子材，只给了他一个督办高、雷、廉、琼4府25州县团练的名头。在一无实权，二无饷源的情况下，冯子材在几个月内，就成立了9个州县的团练，其中他亲自挑选和训练的500名钦州练勇，成了日后“萃军”的骨干。

张之洞非常看好冯子材，升任两广总督后，他就派人给冯子材送去了5万两饷银，并写信敦请其出山。冯子材深受感动，他向来钦佩张之洞，于是马上回复：“张先生乃探花出身，竟然这么看得起我，太给我面子了。如今，越南战事告急，我当义不容辞，当然答应出山（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冯子材答应出山后，张之洞又奏请朝廷起用冯子材，并在奏折中强调：“冯子材是一员老将，他长期在广西为官，曾征战越匪，熟悉那里的敌情。而且，他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上旧部众多，必然一呼百应，众志成城，然后干掉法军……”

朝廷最终同意了张之洞的奏请，张之洞松了一口气。

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张之洞派冯子材募兵十八个营，这十八个营士兵共九千余人，被称为“萃军”，由冯子材率领从钦州和上思两地入越。

冬月，萃军誓师出发。出兵前，冯子材还祭别祖先，表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同时，他还带上了两个儿子冯相荣和冯相华，如果他一旦战死沙场，那么就由两个儿子来料理后事。

冯子材入越之后，张之洞又派广东右江总兵王孝祺率兵八个营，从梧州沿江西行至龙州入越作战。同时，再派钦州参将莫善喜率兵五个营，陈荣辉率兵三个营跟随冯子材入越作战。

清军败逃

腊月初五，几路大军共计17000余人，会合于广西龙州，冯子材在此整军。

按照张之洞的设想，东路军的决战场应该在越南谅山。这样的话，整军待命的冯子材，就能迅猛出击，会合谅山守将、广西巡抚潘鼎新（1828—1888年，安徽庐江人）部前后夹击敌人。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腊月二十一日，法军集结万余重兵，大举进军，攻陷潘鼎新部将——广西提督苏元春和陈嘉的防地谷松。

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而逃。

二十二日，谷松失守！

二十九日，法军攻陷谅山，清军全线败退，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境内的友谊关）！

指挥若定

镇南关是中越边境最重要的关隘，如果失守，那么法军就会像泄堤的洪水一样涌入中国，后果不堪设想！情急之下，张之洞电告广西巡抚潘鼎新和原山西幕僚、广西按察使李秉衡（1830—1900年，辽宁庄河人）：“趁法军立足未稳，我军应发扬不怕死的战斗作风将他们打退，无论湘、淮、广、桂任何一系军队，只要谁能出奇制胜夺回谷松，我就赏谁4万两银！”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潘鼎新觉得生命比赏银更重要，又见谷松失守、谅山被攻，贪生怕死的他，先行逃回镇南关内。结果，他一逃，谅山就被攻陷！

谅山被攻陷之前，张之洞就急令冯子材和湘军将领王德榜（1837—1893年，广东东莞人）火速率军增援，他还给冯、王二人下死令：“如果谅山失守，就是你们两人的责任！”然而，谅山在冯子材和王德榜还未赶到之前就失守了，因为潘鼎新和他的部将弃阵而逃。责任不在冯、王二人。

谅山失守后，张之洞又电令冯子材、王孝祺：“迎上法军，拦腰一刀，奋力一战！”这一招倒是够狠，但冯子材和王孝祺部距离谅山还有200余里，加上潘鼎新已弃阵逃跑，他们就是再狠，也不能扑过去给法军一刀，再说法军也不会坐等挨刀。

冯子材决定雪洗清军逃跑之耻。而在这时，潘鼎新却要拿他当替罪羊，潘鼎新深知罪责深重，于是向李鸿章诬告：“谅山失守，罪在冯子材和王德榜，而不在苏元春。苏元春血战力竭，并非不战而退。冯子材、王德榜飞催不至，掣肘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