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缺煤，还是缺钱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汉阳铁厂正式开炉炼铁，但因为煤炭不足，当时只开一炉。

四月二十三日，第一炉生铁终于出炉，产量达50万吨以上，达到了设计要求。

这年七月，就在铁厂如火如荼地炼铁时，大冶王三石煤矿却因为挖出了大水而宣告停产，此前花掉的50万两银付诸东流。这样一来，江夏马鞍山煤矿便成了铁厂的唯一。可是独木不成林。原来两矿加起来只能烧一个铁炉，现在形单影只，就更难维持局面了。因此，铁厂连续产铁半年后，被迫停炉。

无奈之下，张之洞又四处寻煤。一方面，他舍近求远，购买唐山开平煤矿的优质煤炭。另一方面，他又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煤炭。但进口煤费用昂贵，成本太高，根本买不起，铁厂一直处于半停半开状态。

铁厂半停半开令张之洞忧心如焚，祸不单行的是，他又缺银子了！

据不完全统计，张之洞建汉阳铁厂共花银子高达560万两，是清朝举办各类工业花钱最多的一个企业。这笔巨款，除了朝廷同意他截留200万各项税款外，其他的都是他拆了东墙补西墙搞来的。他也曾向朝廷奏请拨款，但户部尚书翁同龢的答复是“不得再行添拨”。

醇亲王作古

张之洞得不到户部拨款除了翁同龢从中作祟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海军衙门总理大臣、醇亲王奕譞作古了！

醇亲王病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月二十一日，享年50岁。他死了，张之洞的筹款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过去，他一直罩着张之洞，他死了，就无法给张之洞提供帮助和方便了。

至此，张之洞已失去了两个强有力的靠山——阎敬铭和醇亲王。

张之万虽然仍以大学士的身份管理顾问户部，但前面作过交代，光绪亲政后，翁同龢把持一切内政，光绪凡事都听他的，张之万也就无能为力了。

张之洞深感无助。他知道，今后的日子会更加难过。但再难过的日子也得过啊。于是，他拾起悲伤，站在铁厂，仰望北方，隔空祈愿：醇亲王，一路走好！今生有你，三生有幸……

醇亲王作古后，他的五子载沣（1883—1951年）承袭王爵。载沣后来兼任摄政王，他是大清最后一位摄政王，他的长子溥仪（1906—1967年）在接替皇帝之位，成了末代皇帝。

无论怎样，醇亲王府出了两代醇亲王和两个皇帝，醇亲王奕譞应该含笑九泉！

接替海军衙门总理大臣的是庆郡王奕劻，奕劻和李鸿章原来是海军衙门的会办，两人是同事，关系自然不错，他会向着李鸿章，而不会向着张之洞。他还是一个贪污腐败、碌碌无为的官员，也不会关心张之洞的洋务实业。

举步维艰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是挺了过来，超出预算300多万的费用，他愣是想方设法地补上了。他既没有借外债，也没有在湖广搞加税、捐派等腐败行为，更没有把这笔费用转嫁到湖广百姓头上。单从这一点来说，他又创造了一个理财奇迹，我们有理由向他致敬！

因为银子缺口还很大，张之洞便想求助两广总督李瀚章。于是他给朝廷上了这样一道奏折：“铁厂缺钱，臣昼夜难眠，思来想去，臣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向广东借款。臣在广东任上，带头搞了一个官商集资捐款活动，截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官商累计捐款80万，黄埔船厂造船用的就是这笔钱。此后又续捐了三年，每年捐资20万，臣想这笔钱应该存了起来。为了铁厂，臣现向广东借款50万。臣想，瀚章老兄是一个公忠体国之人，念在我办大事的份上，他一定会设法腾挪，迅速借款于我，从而协助我完成富国强民的钢铁大业！”

朝廷批准了张之洞的奏请，但李瀚章一直介意张之洞和他弟弟之间的恩怨，而且他又在弟弟的嘱咐下，等着看张之洞的笑话，于是借故推辞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张之洞真是束手无策。然而，就在这生死关头，谁也没有料到，中日战争爆发了！

曾在10年前指挥清军大败法军的张之洞，被紧急调往边防重地，署理两江总督，担任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长，而经营惨淡的汉阳铁厂，也暂时停产。

铁厂改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并割让台湾。

2亿两白银绝对是天文数字，财政原本紧缺的清政府，更加无能为继。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奏请拨款搞洋务，清政府肯定跟你急！弄不好，还得摘掉你的乌纱帽，扒掉你的皮！

果然，中国战败后，清政府就下令：所有官办企业一律改为官督商办，朝廷不再拨一分钱了，因为朝廷一分钱都拨不出来了！

如此一来，战后的汉阳铁厂要想继续经营，就必须要进行官督商办的体制改革。可张之洞担心华商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承办耗资巨大的铁厂，于是令铁厂总办蔡锡勇同洋商联系，但此举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在蔡锡勇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的再三建议下，张之洞最终把铁厂包给他很反感的盛宣怀。

他的心里，一直是很难过的，也是很忐忑的。这几年来，盛宣怀和他的关系，既微妙又对立，恩怨参半，若即若离。但盛宣怀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和铁厂。盛宣怀对铁厂的觊觎之心，一直没死。

张之洞虽然反感并防范盛宣怀，但他隐隐地觉得：早晚有一天，我能用得上盛宣怀这个人，他必将为我所用！但真正到了这一天，他还是很难下这个决心。毕竟，他反感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他政敌的心腹幕僚。

盛宣怀投诚

然而，风水轮流转。《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的权势及名望急剧下降，在国人的一片痛骂声中，他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与李鸿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起之秀张之洞，无论是权势，还是名望，都与日俱增，如日中天，大有超越取代他之势！

盛宣怀为人机敏狡诈，善于投机取巧，当他明显地感到李鸿章这个老靠山靠不住时，便想到了投诚，而张之洞则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中国战败之后，他就主动向张之洞投怀送抱，然后在张之洞的邀请下，赴武昌洽谈合作。

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地吧。

张之洞终于释怀了，他接受了盛宣怀这个人，也同意由他承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武昌举行了汉阳铁厂官督商办的签字仪式。至此，汉阳铁厂完成了改制，盛宣怀正式接手承办。

在此之前，汉阳铁厂共产生铁5600吨，熟铁110吨，贝色麻钢940吨，马丁钢料450吨，产量极低，与投入不成正比。

但这不全怪张之洞，他终究是封建社会的官僚，他不具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厂的经验，而在他的思想深处，也没有形成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意识。况且，中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这么说来，汉阳铁厂的经营注定失败。

好在，铁厂改制了，这将为它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也就是从这时起，盛宣怀和张之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选择了张之洞，他就选择了成功。因为承办了铁厂后，他又承建了卢汉铁路（前面作过交代），而这两大举世产业，足以让一个人成功！

至此，他包藏已久的觊觎之意，终于变成了现实。

很多事情也都是互惠互利的，张之洞对于盛宣怀的选择，也是如此。盛宣怀此后成了他的幕僚和亲信，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国家大事中，盛宣怀没少为他提供情报和参谋意见，他成功地挖了李鸿章的一个大墙脚。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盛宣怀承办，那么汉阳铁厂就不会有后来的正常经营，而卢汉铁路也不会那么顺利修建。

承办铁厂两年后，盛宣怀开采了江西萍乡煤矿，基本解决了铁厂煤炭紧缺问题，而铁厂的生产和经营也从此步入了正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出任公司总经理。这时，他又深化体制改革，把原来“官督商办”改成了“完全商办”，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国企改革早在100多年前就进行了啊。

铁厂的今生

清朝灭亡前，“汉冶萍”公司拥有员工7000多人，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8万吨、钢7万吨、钢轨2万余吨，全年钢产量占全国90％以上，基本控制了全国钢铁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冶炼设备迁移重庆，另立新厂，系重庆钢铁集团前身，其余则被日军侵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将其作为敌伪产业进行了清理。从此，汉阳铁厂便成了一座遗址，永远地遗留在龟山脚下，长江之畔。

汉阳铁厂遗址，就在今天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上。1994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在此建立，同时登录遗址的还有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

历经百年的汉阳铁厂，走过了它艰难、兴盛、萧条和可持续发展的岁月。今天，它在中国钢铁产业中虽不占主导地位，可它是中国钢铁产业的开山鼻祖、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钢铁企业、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中国钢铁工业从此起步……

我们要永远记住它！

张之洞的殊荣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张之洞。虽然他把铁厂经营得入不敷出，惨淡无光，但要是没有他，就没有震惊世界的汉阳铁厂，更没有中国钢铁的百年基业。

钢铁产业乃国家和民族产业的脊梁，张之洞这个硬骨头，硬是把它扛起来了，从而扛起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半壁江山。凭借此功，张之洞当之无愧地成为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晚清企业巨头、洋务首领。

也因为此，后人尊称他为“中国重工业奠基人”、“中国钢铁之父”。

伟大领袖毛泽东也念念不忘他的好：讲到重工业，就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得此几评，此生足矣！

这辈子，你值了！

权力需要经营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初，就探索出了一个做官之道，即做官要久居一地，要不断干大事，干那些“别人想为而不敢为”的大事，要让所有人觉得，没有你这些大事就干不成，离开你这个地方就完全乱套。这样，领导就不会轻易动你，而你就会放手经营自己的天下。

接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一直是这么干的，比如，争修铁路、创建铁厂等，这两件事都是别人“不敢为且不能为”的大事，就连李鸿章这样的洋务首领，他也认为铁厂是个烫手的山芋，而不敢接办。

然而，像建铁厂这等大事，张之洞竟然干成了，这让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的权势和地位也与日俱增。在他看来，办大事其实就是经营权力。作为一个地方官，权力就应该这样经营。

人为的“人和”

经营权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人和”，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要他治下的湖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湖南巡抚和他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坚决服从他的管理和指挥。

说得再直接一点，那就是他要垄断两湖的行政、人事权力，把两湖的主要官员都换成自己的人。但巡抚直接听命于朝廷，布政使直接听命于户部和吏部，按察使直接听命于刑部和都察院，这些人都不归总督管。

总督要想管这些人，或者把这些人换成自己人，就得经过朝廷、户部、吏部、刑部和都察院，操作起来十分麻烦，而且可操性不强。如果动静闹大了，势必会引起朝廷和各部门的怀疑，进而引火烧身。但在张之洞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可以操作的，一切事在人为。

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之初，湖北巡抚是奎斌，布政使是黄彭年（1824—1890年，贵州贵阳人），按察使是成允。

接任不久，奎斌就被朝廷调为察哈尔（今河北省张家口）都统，接替奎斌的是原甘肃布政使谭继洵（1823—1901年，湖南浏阳人）。这个谭继洵不是别人，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谭嗣同的父亲。

谭继洵早年是左宗棠的幕僚，后来一直跟随左宗棠在甘肃担任布政使。谭继洵虽然不是张之洞的人，但他办事唯谨，从不得罪领导。换句话说，他是个老好人，已年近七旬了，他坏不了张之洞的事，张之洞也不想动他，于是湖北巡抚就这样摆平了。

湖北布政使黄彭年是一个为官清廉、勤恳干练、知识渊博的好官，张之洞对他非常倚重。遗憾的是，张之洞到任没几个月，他就猝死于任上。

更遗憾的是，他的儿子黄国瑾（1849—1890年，贵州贵阳人）奔丧至湖北后，伏棺恸哭，悲痛呕血，几乎气绝，六天后身亡，年仅41岁！

黄彭年病死后，朝廷就开始物色新的湖北布政使人选，张之洞觉得这是一个安插自己人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把两湖主要官员全部换成自己人，他的具体设想是：

现在湖北布政使空缺，可设法把自己的老部下、广东按察使王之春（1842—1906年，湖南清泉人）调到湖北升任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