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1300多在京参加会试的各地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建议光绪皇帝先下罪己诏；然后将首都迁往陕西，扼守险关；再编练强兵劲旅，做到有恃无恐；最后变法图强，走富国强民之道。

这道千人联名的奏书，史称“公车上书”。奏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局面为借口拒绝，其内容却广泛流传，并得到了民众的热烈响应。其实，康有为早就是一个力主变法的积极分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失利，他觉得科举制度不好玩，该死，就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条纲领性主张，但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坚决阻击。

回到广东后，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大名鼎鼎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也就是在这时成为他的弟子。在此期间，康有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在前一部书中，他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写成伪造的文献；在后一部书中，他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革，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民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顽固守旧派却认为他的两部书为异端邪说，并严厉打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终于在会试中中了进士，被授为正五品的工部主事。“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接二连三地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度。

君主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而君主立宪制则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共和的一种政治体制。

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尺度有点大，却深深地触动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虽然是傀儡，可他毕竟是年轻的一代人，康有为的某些思想和他不谋而合。特别是经历中日战争失败后，他越来越倾向变法图强，以固国本。也正是有了光绪皇帝的默许，维新派的势力才茁壮成长起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强学会，主要成员有梁启超、杨锐、张仁权、袁世凯、徐世昌、丁立钧、沈曾植等20余人。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主要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李鸿章等主和派的卖国投降行为。

康有为在成立强学会的同时，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其宗旨和强学会步调一致。因为强学会主要是跟李鸿章等后党主和派对着干，它又得到了帝党主战派的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张謇、汪康年、黄遵宪等人的大力支持。

说到党派的问题，这里插叙几句。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如果再以主战派和主和派，来称谓帝、后两党那就有点过时了。中日战争结束后，原来帝党主战派和后党主和派的性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一种挺有意思的变化。

原来帝党那些顽固守旧的主战派，在战后因为力挺维新派，而从顽固守旧的主战派摇身一变成为维新亲密派。他们的思想变化太大了，脱胎换骨了好几个轮回，简直让人认不出来。

原来后党那些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在战后因为抵制维新派，而从不怎么顽固守旧的主和派，演变成了顽固守旧派。他们的思想倒退了，退回到了战争以前。

也就是说，帝、后两党的人因为中日战争而角色颠倒。挺有意思吧。这样一来，整个朝野就形成了四种派别，即维新派、帝党维新亲密派、后党顽固守旧派，还有就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

趋迎维新

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他对维新派及其强学会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要不然，他的大儿子张仁权和门生杨锐也不会成为强学会的发起人。张仁权和杨锐加盟强学会，肯定是得到了他的指令。

同时，他对康有为这个有为青年，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好感。因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内容，同他上奏的《吁请修备储才折》如出一辙。

张之洞向来拉拢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扶持，他还给北京强学会资助了5000金办会经费。事实上，张之洞扶持资助康有为的初衷并没这么单纯，他有着自己的深谋远虑。

他不是早把杨锐安插在北京作为他的卧底吗，杨锐果然不负他的厚望。京城和皇宫发生的一切动态，杨锐都及时密报于他。康有为的举动以及光绪皇帝的态度，都在杨锐的观察之中，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当他得知光绪皇帝默认并鼓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时，就密令杨锐和儿子接近康有为，参加强学会，他是这么考虑的：

只要接近了康有为，就有机会接近光绪皇帝；只要接近了光绪皇帝，那么我就能和他搞好关系了。到那时，我就能游刃于帝党和后党之间，两头都受倚重，两头都很吃香。

毕竟，慈禧老了，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过去她论天过，现在就该论秒了。她要是眼睛一闭不睁，大清王朝还不是由光绪皇帝说了算？

想到这里，张之洞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势必得罪光绪，他完全执政后，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如果我一味地力挺慈禧，倒是会越来越受到她的倚重，可这会引起光绪的猜忌。她死后，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因此，当务之急我要找机会力挺光绪，拉近和他的关系，让他充分意识到我重要性，让他同样倚重我。只有这样，我才能左右逢源，后顾无忧。

光绪是一个力主变革维新的上进皇帝，他既然支持维新，定然支持洋务。我搞洋务这些年来，一直颇受非议，频遇阻力，这下有他撑腰了，那我就可以大踏步地搞了。只要我多搞一些洋务，多干出一些实绩，那我的政绩和口碑也就扶摇直上了。到那时，他一定会给我升职加薪，并让我做宰相，入军机，从而位极人臣！

这是一个绝好的途径和机会，只要我努力运作，一定就会成为现实。想到这里，张之洞便大力扶持资助康有为和强学会。

康有为傍大腕

张之洞的慷慨解囊虽然包藏着很多目的，却获得了一片赞誉。

谭嗣同说：“今天下衮衮诸公，有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达权变，讲求实绩者，唯张香帅一人也。”

张謇说：“今天下达官贵人，能知言，且可与言者，无如南皮。”

……

在这些年轻人的一片赞誉声中，张之洞美美地笑了：我的第一步成功了，银子没白花，手段没白使，呵呵。

张之洞只是以为他在利用维新派，拉拢自己和光绪皇帝的关系，发展自己的前途，殊不知维新派也在向他暗送秋波，暗怀心机。维新派讨好他，主要想借助他的权势和名望，推动维新事业的发展。直白地说，康有为这是要傍大腕。

中日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因为力主抗日，统率后勤，死保台湾，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上升。加上他在湖北干出的洋务实绩，使得他已然取代了李鸿章的洋务派首领位置。相比之下，李鸿章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其权势和名望直线下降。战争结束后，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忐忑，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希望他死。

北京强学会成立之初，李鸿章也要捐款，可强学会这帮人愣是将他拒之门外，他好生尴尬，但他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如今，要是给天下督抚来一个排名的话，那么张之洞肯定位列第一。

李鸿章已经从直隶总督的头把交椅上下去了，他已经泄气了，他过时了。接替他的王文韶名不见经传，根本无法和张之洞比。

刘坤一虽然还会坐两江总督的二把交椅，虽然他比张之洞有资历，但他太老气了，加上他刚刚大败于日本，他的名望与实力也是一落千丈，也无法和张之洞比。

李鸿章和刘坤一都无法和张之洞比了，其他人等也就别提了。

张之洞继续会在湖广总督的三线位置上干下去，但凭借他现在的名望和他在湖北创建的洋务实绩，他绝对无愧于天下第一督抚之称！因此，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来说，只要傍上张之洞这位天下第一督抚和政坛大腕，得到他的扶持和资助，维新事业就不愁不发展。

于是，康有为就开始投靠他了。恰巧，康有为和张之洞的首席幕僚梁鼎芬是好友，有梁鼎芬牵线，康有为的投靠显得名正言顺。

投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到达南京，谒见张之洞。对于这位他充满好感的年轻维新者，张之洞热情款待，礼遇有加，两人一见如故。

康有为在南京待了20多天，每隔一天，张之洞都设宴招待他，每次他们都要聊到深夜。这段时间，张之洞的心情特别不好，因为他刚刚死了二子张仁颋。

张仁颋是张之洞第二任妻子唐氏所生，现年24岁，一年前同吴大澂的女儿结成了夫妻。新婚不久，父亲就调任两江，随后他也来到了这里。在康有为到南京前的一个晚上，他在总督府遛弯儿时不慎跌入水池中溺亡。

张之洞中年三度遭遇丧妻之痛，晚年又遭遇丧子之痛，他真的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尽管他后来娶的侧室李氏、秦氏等人又给他生了张仁侃、张仁实、张仁乐、张仁蠡等11个儿子，但张仁颋和后来的这些孩子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没了娘的孩子。

无论怎样，张之洞还要强忍悲痛，强作笑颜接见康有为。康有为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敦请张之洞出面，以他的名义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张之洞欣然应允，他立即捐银1500两作为办会经费，并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发康有为撰写的《上海强学会序》。

分歧

这20多天来，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关系相当融洽。但在“变法”理论方面，两人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后直至反目。

张之洞接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的是孔孟之道，厌恶的是公羊学说，而康有为却信奉公羊学说，大谈孔子改制。他的孔子改制，就像他写的《孔子改制考》那样，把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一个满怀进取精神、力主政治体制改制、倡导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人。他的变法思想，与张之洞传统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

况且，他的这种改制思想和学说是伪造的，张之洞极其反感。为了更好地合作办会，张之洞再三劝他放弃从公羊派学来的孔子改制说，正儿八经地推行维新事业，可康有为却说：“孔子改制，大道也，岂能因为你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改变？”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俩人也就不欢而散了。但张之洞对康有为还是很宽容的，毕竟，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变革图强。

十月中旬，康有为离开南京，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张之洞对他有些不放心，于是派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而去。张之洞此举就是在监视康有为，监控他宣传孔子改制学说。

但对于创办强学会，张之洞还是公开支持的。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幕僚、维新派知名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章太炎等人纷纷入会。就连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也托人引荐加入张之洞幕府。可见，张之洞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多么强大。

上海强学会创办的同时，《强学报》也出版发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月二十八日，《强学报》第一期创刊号面世，主要刊载了上海强学会章程、上海强学会序、京师学堂会序等。为了宣传孔子改制说，康有为在报头日期设置上，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农历纪年法，而是采用孔子纪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