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回报

张之洞入参军机这事传出后，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各界人士都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张之洞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官，天底下再也不会有这样玩命建设、开发、治理、发展湖北的好总督了。

但是，张之洞又不能不离去，湖北各界人士便把对他的崇敬和挂念化在实际行动中。

在离开湖北的前两天，张之洞就从报纸上得知，湖北各学堂师生和各军营官兵，自发性地为他集资建造楼宇，以安设他的石像和铜像。另外还有人要在蛇山为他建造纪念楼。

张之洞闻讯，急忙令各学堂和各军营停工，并谦虚地说：“张某我治鄂有些年头，可并无功德于民，且因同心难求，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不力从心，所能办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抱歉得很呐！我要是允许大家这么干的话，那我张某人也太俗了，万万不可！”

两天后，他离开了湖北，但建楼设像的事，并没有停止。

一年后，蛇山的纪念楼建成了，取名风度楼，并安设了他的石像。他得知后，立即致电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不可为我一人专用，务请改换匾额。”

再过一年，由各学堂和各军营集资筹建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号抱冰老人）也在蛇山南麓建成，并供奉他的石像。这时他已病故，但纪念他的活动从此延续百年。

直到今天，抱冰堂也是武汉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之一，络绎不绝的游客途经此地，也都不忘瞻仰一代名臣张之洞。

与袁为伍

且说张之洞到军机处上班那天，袁世凯也到军机处报到了。袁世凯和张之洞在同一天被朝廷授予军机大臣。

南北双雄同入军机，这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媒体也对此纷纷发表评论：朝廷调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其实是明升暗降。也就是说，朝廷要限制他们的权力，担心他们势力过大而危及朝廷，于是把他们调离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媒体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朝廷调张之洞和袁世凯同入军机的原因很复杂，前面已做过这样的分析，这确实让张之洞和袁世凯顾虑重重。

袁世凯不是联合奕劻踢走瞿鸿禨，他好补缺其位吗，为什么又顾虑重重呢？原来，他和张之洞有着一样的考虑：朝局不稳，前景叵测。加上他在戊戌政变前出卖过光绪，他真担心慈禧走后，光绪会整死他。因此，朝廷的调令下达后，他也请辞过。

但是，他终究还是来了。从此，他和张之洞成为了朝九晚五的同事，共辅朝政。

张、袁恩怨

张之洞和袁世凯虽然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但这两个人却是面和心不和，他们也有过节。在有过节之前，他们也有过恩情。

张之洞是袁世凯的长辈，一直都很赏识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向朝廷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时，就举荐过袁世凯。那时候，张之洞的名望已飙升至天下督抚之首，袁世凯本来就很崇敬他，现在他举荐袁世凯，那袁世凯就更崇敬他了，外加感恩戴德。

戊戌变法前后，袁世凯和张之洞步调一致，政见如一。当张之洞入参军机被光绪忽悠和被翁同龢算计后，袁世凯竟然站出来再次举荐他。张之洞谢绝了袁世凯，却记住了这份情意。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袁世凯在张之洞的号召下，积极参与东南互保，两人合作密切，交流频繁，是密切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和袁世凯共同扛起了清末新政，他们两人都在新政方面作出了卓越的实绩而称雄南北。特别是他们各自编练的新军，系全国两支顶尖军队。朝廷还命令他们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新政推行后，两人在很多大事上精诚合作，比如联名奏请朝廷废除了科举制度等。

这个时候，他们只有惺惺相惜，携手并肩，没有任何猜忌。袁世凯还衷心称赞张之洞在湖北“规划之宏达”，并大放豪言：“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这话听起来，大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意。一时之间，南张北袁，称雄全国。

但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说，袁世凯不能和张之洞相提并论，因为张之洞是一代名臣，而袁世凯不是。

猜忌还是发生了，源于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对张之洞的猜忌。这两件事说起来，其实都是屁大的蛋疼事，但在袁世凯这边就算是事。

第一件事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那时张之洞刚刚接替已故的刘坤一，暂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这一天，袁世凯从河南老家返回天津，专程绕道南京拜访张之洞。张之洞非常高兴，于是大设筵席，高规格地接待他。

酒足饭饱后，两人退到屏风后密谈，可谈着谈着，张之洞“兴居无节，号令不时”的老毛病又犯了，于是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袁世凯不便再谈下去了，只好悄悄告退，并吩咐仆人不要惊醒张大帅。但当他走出总督府中门时，轰轰几响礼炮声就把张之洞惊醒了。

张之洞醒后才知道自己失礼，于是急忙追出门外，向袁世凯赔礼道歉：“老弟，我就这毛病，你可不要介意啊，等下次有机会了，我去拜访你。”

袁世凯没太介意，张之洞也没有食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年底，张之洞入京制定完《奏定学堂章程》，返回湖北途经保定的直隶总督府时，专程去拜会袁世凯。

说到直隶总督府，有必要对此作一下介绍。晚清以来，直隶有两个总督府，原总督府设在保定，后来为了加强海防建设、牵制帝国列强，又在天津设一督府。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就把天津直隶总督府设在了原三口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衙门。至此，直隶便有了两个省城：保定和天津。我们常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府，指的就是天津府。直隶总督会根据工作需要两地来回办公，但在晚清，天津的重要性要高于保定。

言归正传。张之洞来了，袁世凯非常高兴。他接待张之洞的规格，要比张之洞接待他的规格高得多。当年，张之洞接待他时，陪客只是幕府里的人，而袁世凯接待张之洞时，却把他北洋将领和直隶属官全叫上了，阵容极其强大，规模十分壮观。

张之洞进入直隶总督府，就像国家元首检阅仪仗队一样，面子十足。袁世凯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可张之洞却一点儿也没给他面子。这一次，张之洞的表现更加过分：当袁世凯及其手下将领和属官纷纷举杯向他敬酒时，他竟然蹲在椅子上，猫着腰，趴在酒桌上呼呼大睡！

袁世凯难堪至极，彻底无语，他禁不住在心里暗骂：我靠，你也太不给我面子，太不尊敬我了吧！你是心存傲慢呢？还是故意让我在手下人面前难堪？气死我了！这叫啥事啊？

袁世凯因此对张之洞耿耿于怀，且故意疏远。其实他应该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一笑而过，但他这样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或许，他不知道张之洞有这个怪癖，因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参劾张之洞“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时，他还在朝鲜带兵，如果是这样，那倒不足为怪。

这两件屁大的蛋疼事，终究让袁世凯对张之洞产生了误解。张之洞也知道袁世凯对他有误解，而他对袁世凯也有看法。因为袁世凯人品差，口碑坏，不无学术，胸无点墨，却满腹阴谋，擅搞投机。张之洞平生最鄙视这样的人，他自然不会对袁世凯有太多的好感。

大度为怀

但如今同朝为官了，又肩负着同样的使命，那就得消除隔阂，尽释前嫌，重修于好，携手向前，力挽危局，拯救大清。

张之洞和袁世凯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汉族臣子中，他们两人的实力和声望最高，他们两人入参军机，其实也代表了大多数臣民的意愿，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人能镇住皇族亲贵，力挽危局，扭转乾坤。

然而，皇族亲贵对他们两人入参军机颇多猜疑，加上那几位满族军机大臣都是新生代，都是“排汉”强硬分子，因此他们两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和袁世凯必须和衷共济，否则朝局彻底没救。

张之洞一直都在努力，可袁世凯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张之洞刚到北京时，住在宣武区斜下街的畿辅先哲祠，袁世凯则住在东安门外的北洋公所。因为离上班地方较远，张之洞又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搬到了北洋公所在锡拉胡同的一所别院里。可张之洞在这里住得很不爽，因为袁世凯暗中派人监视他日常会客情况。

张之洞真的很不爽，可他没有计较，他要和袁世凯维护关系，共振朝局。

不久，他搬到了西城区后海东侧的白米斜街11号院内。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而颐和园附近的六郎庄，也有他一套房子，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慈禧召见。

张之洞不和袁世凯计较，也很好理解，他有一句名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闲气。”

这句话是张之洞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在他看来，袁世凯就是所谓的俗人和无谓人，他犯不着和袁世凯生气，可袁世凯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一次，袁世凯在接见德国驻京公使时，大言不惭地说：“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言下之意是说，张之洞是个穷酸文人，他搞学问行，办事不行，他办不了大事。我不讲学问，可我是办大事的。

袁世凯在德国公使面前抬高自己，贬低张之洞，其实也贬低了他自己。德国公使会觉得他是一种以没文化为荣，以大老粗自居的人。没文化的大老粗，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能办大事，其实就是吹牛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