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执政之初，一般都会经历大权旁落的阶段。有些人无力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就成为一辈子的傀儡。可是对于野心家而言，只有八岁的康熙并不那么容易被别人操纵，他年龄虽小，却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这个目的服务。有时候就连布库戏，也能成为权力更迭的载体。

年轻政治家的无为和有为

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最为危险，而政局在权力交接时也最为危险。如果新的掌权者根基未稳，而旧的掌权者又不甘退隐，则一场权力动荡在所难免。康熙当政时的清朝，这两个因素全都具备。

作为大清朝第四代掌门人，年仅八岁的小康熙从顺治手中接过的不是一个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以大西军余部和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为代表的抗清力量依旧存在，很多地方的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加上顺治时期又党争不断，吏治不清，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一些诸如圈地、逃人、迁海的恶政更是使局面雪上加霜，这样，如何保证社会稳定、增加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康熙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初登大宝的康熙不得不依赖一些熟悉朝政，能独当一面的功勋重臣。中央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这四个勋旧重臣来辅佐，且这四个人各有特点一定程度上能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达到权力相对平衡；在地方有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坐镇，这样做确实稳定了当时局面，实现了顺治与康熙的平稳过渡。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逐步成熟起来，想要在富饶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展宏图。而大权旁落，康熙施展无门。面对这种情况，康熙吸取前朝统治经验，糅合了“无为”与“有为”两种治国手段。回顾起来，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大大小小几十个朝代，这些朝代更迭交替，起起落落，一朝天子，一代江山，每个朝代都是初时兴、民风清廉，而至后来，却国破山河在——山河依旧，只是朱颜改。纵观各朝各代治国史，每个朝代的兴衰成败与治国者有很大的关系，同是治国，有的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有的百业凋零，百姓颠沛流离。治国者的谋略优劣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成败。康熙认识到操控政权就是要以无为处事，顺势而为，如此才能“无为而无不为”，“然后乃至大顺”。

这种“无为”和老子的“无为”哲学不同。老子主张消极无为，乐天知命，认为“苦苦挣来，一场闲富贵，到头终是空”，并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来打击积极者。正像一个故事所说的：在一艘破旧的渔船旁边，一位老渔夫正躺在沙滩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忙碌的商人经过时问他，为什么不去捕鱼，却在这白白地浪费时间。老渔夫反问：“我捕那么多鱼干什么？”商人惊讶地说：“你可以多卖点儿钱，再买一艘好船。”老渔夫又问：“我要好船干什么？”商人更惊讶了，说：“你可以捕更多的鱼，挣更多的钱。”老渔夫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商人说：“你不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有更多的时间晒太阳了吗？”老渔夫笑了，说：“我现在不正在晒太阳吗？”在这种“无为”的哲学思想熏陶下，中国古代的一些统治者和士大夫致力于营造空灵、祥和、无欲无求的精神境界，他们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力求“出世”，追求悠闲安适的田园生活理想的过程。而康熙的“无为”思想和这种老子的“无为”思想正是磁铁的两极。康熙的看似“无为”，只是一种策略，实则是为“有为”做着铺垫。

当时清廷政局复杂，四个辅政大臣之间由于“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的原因而出现了“鳌拜辅政”的局面，此时的鳌拜势力愈张，骄横日甚，不为社稷，只为私利；同时抗清力量的消灭，坐镇边疆的“三藩”也成为清王朝的沉重负担。少年康熙要想有所作为，势必要打破当前局面，解决君权旁落的问题。

在即位初期，面对居功自傲的功勋重臣鳌拜们，和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吴三桂们，他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十分奏效，在执行过程中又尽一切可能地去分化瓦解对手，同时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在对付鳌拜的时候，自己非常弱小，而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康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于是他对鳌拜采取纵容之策，甚至故意营造懦弱的假象以迷惑鳌拜，在关键时刻可以舍车保帅。但这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之举，而是睿智远虑的权谋之道，因为康熙深知骄奢乃失败之本，所以最终只用几个布库力士便将鳌拜一举擒下。

对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一方面康熙此时已经真正的亲政，在擒鳌拜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另一方面，这场斗争也更加艰难，更加考验康熙的决断力和判断力。因为与吴三桂相比，鳌拜就在京城，他的一举一动康熙都更容易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而且鳌拜毕竟是满洲贵族，反叛的概率很小。吴三桂历经三朝（明、大顺、清），官场经验丰富，现在地处云南，拥兵自重。所以康熙对吴三桂不仅仅是斗智，还有斗力。康熙能力排众议，抓住机会撤藩，并且能够在复杂的战争局势中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吴三桂决战于湖南，在战争过程中能做到知人善任，这都是康熙成功的条件。康熙以看似“无为”的迷惑性策略干掉了鳌拜，又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奉行“不破不立”原则，历经八年终于除掉“三藩”势力。他能把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局面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与他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康熙这名年轻政治家初显锋芒，展现出了他过人的谋略和魄力。

对于少年皇帝来说，一开局似乎就是一个困局，这可以说是历史给少年康熙出了一个难题，但正因为如此，历史也给予了少年康熙开创历史的机会，让他于困局中看到生门。

内功：紫禁城内的权变

一个陷阱，正在一点一点地掘成，一张网慢慢撒开，只等猎物到来。一个念头，正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康熙的脑海。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满十三周岁，亲政后的他，迫切希望能成为清朝舞台上的主角。

这个想法危险而大胆。必须有人来助他实施。康熙机敏的目光落在侍卫索额图身上。他下诏令索额图进宫与他下棋。

索额图是康熙王朝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初期四大辅政之首索尼的第三子。索尼为大清国开国勋臣，历侍太祖、太宗、世祖三朝，顺治帝临终前任命四位大臣为康熙帝辅政，索尼居于首位。索额图的三个兄弟中，两个袭封一等公，一个授一等伯，索额图的侄女又是皇太子胤礽的生母，可谓出身名门，声势显赫。索额图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曾以大清国重臣的身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现在的索额图年纪虽小，却被挑选来担任小皇帝的侍卫，官职一升再升，从三等跃升一等，相当于从正五品升到正三品，是皇帝得力的左膀右臂。皇帝趁着和索额图下棋的时候，向他掏出了深藏于心的设想：要除掉悍臣鳌拜。

索额图深知这是天大之事，事关皇帝和朝廷安危。鳌拜悍臣也，凶猛如虎。他久经沙场，精于骑射，朝廷内外遍布爪牙，轻易不能将他放翻拿获。单凭皇帝的一纸诏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打草惊蛇，引起激变，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索额图知道皇帝一旦向自己泄露天机，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和皇帝紧密相联，恰似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荣损与共。责任如山，他积极而凝重地帮小皇帝出谋划策。对付鳌拜老贼，一是要严防死守，不能有丝毫泄密，二是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两个人下棋只是障眼法，真正的棋局布给了鳌拜，棋局成为了陷阱，最终一个周密而详细的计划诞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宫里开始流行布库戏。布库戏是满洲人喜爱的一种游戏，类似于摔跤，两个人角力。现在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卫士，都迷上了布库戏。已经亲政的皇上有时甚至不问政事，每天只是与身强力壮的小太监和善扑营的卫士们摔来摔去。善扑营的掌管者是索额图，这时的整个善扑营已经是布库戏成风。大臣们见皇帝不问政事只知道玩耍，也只是摇头叹息而已。有些人，却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鳌拜心中暗想：皇帝虽然已经亲政，但是年纪尚小，毕竟还是孩子，贪于玩耍。前一阵子皇上亲政了，自己总是担心权力不保，如今看来，皇帝何足为惧？这样一想，鳌拜就十分轻松，小皇帝贪玩，尚不知权力为何物！可权力于鳌拜，却已是让他欲罢不能。

权力如闹市野兔，向无常主，人人得而逐之。基辛格说过，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对鳌拜来说，权力却是最坏的毒品。吸过一口，便已经成瘾，再无戒除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瘾头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满足。于是，只有不断地吸，更多地吸，排除更多的异己，掌握更多的权力。正是如此，他将自己一步步逼进了自己挖就的陷阱。

一朝权在手，绝无轻易交出的可能。鳌拜见康熙皇帝每天里只顾着研究布库戏，心中欢喜得不得了，只要皇帝不来和他争权力，他就不用担心任何人会抢走他的既得利益，而皇帝，不过是个顽童而已！他放松了警惕，有时在宫内行走，两个侍卫竟会扭摔到他面前来，鳌拜也只是一笑了之。

精密工程在鳌拜的鼻子底下一点点推进，陷阱已一点点挖成。

康熙七年（1668年）六月，一等侍卫索额图改任吏部右侍郎，由正三品荣升正二品。八月五日，索额图却主动提出解除吏部职务，愿干他的老本行，伺候皇帝左右。很快，他如愿以偿，重新回到了康熙身边。

鳌拜的亲信和党羽骨干被陆续以各种名义派往京外执行任务。他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前往察哈尔审理阿布奈之案；他的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姻亲兼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派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亲信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康熙已经不动声色地动手，鳌拜却浑然不知。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康熙皇帝亲自来到善扑营，做一场关键战役的战前动员。为了这一天，康熙曾经怎样地冥思苦想，辗转难眠！

少年皇帝对众人道：你们都是朕的得力干将。你们是敬畏皇上还是敬畏鳌拜呢？

众人轰然应之：我们只敬畏皇上！

于是少年皇帝公开宣布鳌拜之罪状，让布库戏中涌现出来的高手，那些善掼能摔的武士埋伏于宫殿之内。一切就绪，康熙下令，让鳌拜进宫！

此时的紫禁城，成了一口杀机四伏的陷阱。这一口陷阱，是康熙为权臣鳌拜挖就的，也是鳌拜长期以来擅权专横的必然结果。

鳌拜的人生轨迹表明，权力对于他而言是一个陷阱。权力场就如同黑洞，一旦进入，连光线也休想逃逸。浸淫在权力场中的人，就像置身于磁力场的铁块，不管你有多不甘心、多么疼痛，终究逃避不了被磁化的命运。权力是一种人们有意不提及的宗教，而且是排它性的神教，除权力本身之外，不再有别的神。它并不要求信徒的虔诚，然而却没有信徒不是一百万分的虔诚。它给予信徒随时离去的自由，然而却没有信徒愿意行使这种自由。

在没有进人权力核心层之前，鳌拜以所向披靡的勇士形象，闻名于大江南北。他年轻时常常随皇太极征战，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因而深得皇太极宠信。163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明边防重地辽宁皮岛，贝子硕托、武英群王阿济格率军多次进攻均未攻克。军情危急时，年轻的鳌拜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获准后即率军大呼而上，强行登岛成功，然后率先举火引导后续部队冲上该岛，皮岛遂克。皇太极闻报大喜，以鳌拜首功，超升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后又擢升鳌拜为最重要的镶黄旗护军统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将领。

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这年十月，他率军取道陕北，进攻西安的李白成军。第二年五月李自成在被追击途中遇害。1646年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出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在南充偷袭大西军军营，“大破之，斩献忠于阵”。鳌拜又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在（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随侍帝侧，权势日增，处于清廷核心地位。

其实在顺治亲政以前，鳌拜还一直受到多尔衮的排挤和打压。事出有因，皇太极死后，他曾与索尼等两黄旗大臣一起，谋求立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为帝，反对由多尔衮继承王位。在这场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索尼是两黄旗集团的智囊，鳌拜是这个集团的铁拳。他们不惜血溅龙庭也要阻止多尔衮抢夺王位。正是这种死也不怕的无畏气概，震慑了以多尔衮为首的白旗势力，使多尔衮不敢贸然夺取王位。后来多尔衮虽然没有称帝，但是在事实上操控了清朝实权。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仍然挺着腰杆子不向多尔衮献媚邀宠，遭到多尔衮的嫉恨。他频频打压鳌拜，在七年之中对他夺职削爵，三次被拟处死刑，都是在最后关头由皇上下诏，免于一死，捡回一条性命。

顺治帝亲政以后，对这位忠于皇上的勇士大加封赏，任命其为议政大臣，累进为二等公，并准予世袭。不久又擢升他为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在皇上的激励和奖赏下，勇谋兼备的鳌拜统兵出征，全心竭力辅佐幼主，成为最受皇上宠信的一位满洲大臣。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因患天花而绝命，临终以前立下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佐幼主康熙帝。从此，鳌拜成为朝野瞩目的一位政治明星，一跃而人大清王朝最高权力层。旧主已去，新君尚幼。朝廷中的各大派系势力借着这个辞旧主迎新君之机，或明或暗地进行较量角力，以争取在权力的蛋糕上占据更大的份额。原本占小块的想要大块，原本占大块的想要更大块。当权力蛋糕的再分配达到均衡，政局才会再度趋向稳定。无疑，鳌拜在这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大获全胜。

鳌拜忘记了他曾经受到的迫害，他只看到政治权力在向他招手，他品尝到了权力蛋糕的美妙滋味，他还想继续品尝下去。多尔衮可算权臣，他迫害打压鳌拜的时候，鳌拜所受的屈辱可想而知，但是强权即公理，面对专横强势的多尔衮，鳌拜也只有忍气吞声。如今时移势易，鳌拜一朝权在手，他不但没有吸取多尔衮多行不义的教训，其所作所为简直比之多尔衮有过之而无不及。

辅政之初，四大臣曾焚香盟誓，面对天地和皇太极的灵位许下誓言：“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现在看起来，这则誓言算得上是一则无约束力、无惩罚性措施的单方面合同，臣子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随时撕毁它。皇室一厢情愿地以为臣子们发下誓言，就会被誓言所约束。虽然满洲民族对盟誓看得极为神圣，但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誓言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事实证明，鳌拜很快将誓言抛掷脑后，走上了结党营私、杀戮异己、擅权专横之路。

本来在这四位辅政大臣中，以索尼地位最高，因为他曾经是太祖的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但是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庸懦，苏克萨哈因隶属正白旗，是多尔衮旧部，为索尼所排斥，因而鳌拜得以擅权。鳌拜主要打击苏克萨哈，他认为苏克萨哈是他揽权之路上的绊脚石。苏克萨哈隶属正白旗，靠告发多尔衮起家，在四个辅政大臣中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但此人机智思敏，注重结交有才干的汉官，综合素质能力不在鳌拜之下。

鳌拜先是利用土地问题排挤苏克萨哈所在的正白旗。事情起因于顺治年间。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的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情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一场风波，但是事过多年，旗民们各安生业、各得其所，旧怨已经淡忘。

鳌拜为了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一状告到了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都认为此事不可行，必须中止。鳌拜大怒，在他看来三个大臣敢于反对他的决定，就是有苏克萨哈在后面为他们撑腰，他偏要露一手厉害给苏克萨哈看看。他以皇帝名义下旨，将反对者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全部逮捕。康熙对换地前后情况都甚了解，他感到刑部给与三大臣的处分不应该，于是他特意召见四辅臣进行问询。鳌拜力奏要将苏纳海等三人处死，索尼、遏必隆等人也随声附和。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的所作所为都是针对自己，打击自己，所以默坐不语，始终一言不发。康熙明白苏克萨哈的意思，思量最终，“未允所奏”，没有同意重处三位大臣的奏议。

鳌拜恼羞成怒，他竟然利用“辅臣称旨”的权力，强奸帝意，不顾康熙的反对，于康熙五年（1666年）十二月矫诏要将三位大臣处死。于是，苏纳海在狱中用弓弦自缢，另外两名大臣被鳌拜诛杀于闹市，暴尸街头。随后鳌拜清洗原有的朝中官员，任以自己的亲信，康熙帝的权势，正在被鳌拜一点点地蚕食。

宇宙遵循着能量守衡定律，官场也一样遵循着权力守衡定律。有人的权力增加了，就必然有人的权力被削减。鳌拜步步紧逼，在争夺权力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想将政治玩弄于股掌之间，殊不知，他被政治牢牢操控，再无翻身的可能。当他的行为严重阻碍了皇权的行使时，就是他的死期来临之日。

权力是刚猛的，而政治却应当柔软。政治虽是老年人的游戏，权力却并不拒绝年轻人。康熙相信，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他正是天才横溢的艺术家，如将自己这样的艺术天赋白白浪费，实在可惜。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有时就必须妥协。他不动声色，继续等待时机。其实对于鳌拜的专横跋扈，满朝贵族、部臣早已有目共睹，十分反感。康熙要等待的，无非时机而已。

鳌拜洋洋自得，他只杀了些许人，他还要杀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三人死后，苏克萨哈十分心寒。这时索尼也对鳌拜的所作所为看不下去了，他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迫使鳌拜具名上奏，援引顺治帝的例子，疏请康熙帝亲政。但是康熙为了以防万一，将此奏折压下不批。

康熙虽年少，却将政治看了个透彻。他知道自己一旦急匆匆允准了亲政的折子，必定会使鳌拜以为是自己欲亲政，于是鳌拜必定对自己有所防备。将折子压下不批，自有人按捺不住，跳出来充当挡箭牌。果不其然，苏克萨哈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在四人联名上书没有得到皇帝允准后，独自一人一再上奏，请求皇帝亲政。他还说：“夕政归皇上，朝即具疏恳往陵寝居住。”意思是皇帝亲政之日，他就去为顺治帝守陵。鳌拜恨恨道：“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即将苏克萨哈灭族！”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死，鳌拜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公然以首辅自居。苏克萨哈知道自己斗不过鳌拜，于当年七月康熙帝亲政时上书请求隐退守陵，疏中又有这么两句话：“令人往守先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他是一心一意要去陪伴顺治帝，可是鳌拜抓住这两句话不依不饶，执意要将苏克萨哈送上刑场。他故意曲解苏克萨哈的意思，说他对皇上亲政有怨望情绪，不想拱手交出权力。他罗列了苏克萨哈二十四条大罪，要将其凌迟并灭族。康熙绝不同意他这么干，他扣下鳌拜的折子，鳌拜竟然一连七日强奏。他在少年皇帝面前大发淫威，攘臂咆哮，气势汹汹。少年皇帝惊恐无奈，无法挽救苏克萨哈命运，只是将死亡方式由凌迟改为处绞，减轻了一点儿临死前的痛苦而已。

少年皇帝的震怒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自己虽然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却无力阻挡鳌拜杀灭政敌之剑！照此下去，岂不是满朝文武都将成为鳌拜党徒？岂不是大清朝廷就成了鳌拜的朝廷？鳌拜不除，康熙怎能当家做主？鳌拜不除，康熙怎能摆脱傀儡处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它是独裁、专断的代名词，不容任何人染指。对最高的权力宝座来说，两个人明显是太拥挤了。谁都想一个人霸占宝座，将另外那个挤下去。

少年康熙如坐针毡。这老年人的政治，间杂了多少残酷的斗争和血泪。对于他这个小小年纪的皇帝来说，这些负担无疑都是太过沉重了。为了夺回旁落已久的皇权，为了伸张自己的意志，为了免遭鳌拜的戕害，他决定先发制人，铲除鳌拜！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少年皇帝玄烨心情紧张而兴奋。一切已经布置就绪，单等大鱼上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康熙帝惴惴不安：鳌拜会察觉这些吗？凭小侍卫的功夫，对付得了这个强悍的对手吗？

鳌拜应诏，大摇大摆走进宫来。他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皇宫还是一样的皇宫，空气还是一样的空气，侍卫们见了他还是殷勤问好，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模样。他志得意满，以为小皇帝又是遇到什么事情没了主意，来找他商量。见驾以后，康熙一个眼色，埋伏好的小内监和侍卫们一拥而上，将鳌拜擒了个结结实实。这一个回合，康熙大获全胜。他第一次在老年人才能驾驭的政治中间如鱼得水，自由游弋。

鳌拜专权的时代结束了。康熙虽然制伏了鳌拜，但是他并没有将鳌拜处斩，只是将其软禁。就连鳌拜的同党遏必隆也宽大处理，仅革除了太师职位，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年仅十四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步显示出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康熙和鳌拜进行这场权力争夺战的时候，实力相差实在是很悬殊的，一个是八岁孩童，一个是历经无数战场杀戮，被康熙的爷爷一次次擢升提拔上来的满洲“巴图鲁”。无论是在年龄上、阅历上，康熙都处于下风。虽然在封建社会里，逆上作乱是大逆不道，但强权即公理。如果鳌拜发难，取康熙而代之，试问哪个朝臣愿在强权下冒掉脑袋的风险与其对抗？他们最终都会对新皇帝俯首称臣。所以当时的康熙，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凶险的环境里。他的沉着冷静、果敢坚决帮助了他，使他初步加强了皇权，解除了一场宫廷内部的危机。

鳌拜从功臣到阶下囚的经历也表明：在创业阶段的功臣，其实也极易成为事业稳固和开拓过程中的绊脚石，功劳是滋生自大情绪的土壤。功臣的心态是复杂敏感的、患得患失的，他们适合表扬，但有错却说不得，一说就会有情绪，而有了情绪的功臣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部下。作为功臣，正确的心态其实应该是：成绩只代表过去，不是懈怠的理由，要像老板一样有压力而如履薄冰地生存；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而非从自己的角度、功臣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要跟随新事物进行改变，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外功：天下事的棋局与对弈

康熙的童年十分短暂，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像一个普通的孩童那样有机会享受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皇室的背景对于他而言，已说不清到底是大幸还是不幸。因为拥有太多，使得他必须过早地开始承受生存的压力，从而不得不加快从孩子到成人的转变进程。

康熙帝已经亲政，从登上王位到正式亲政，乃是一段荆棘密布、危机四伏的旅程。康熙终于安全地到达终点。亲政之后，他的生命便将迎来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不仅属于他本人，也属于清朝，属于整个天下。

康熙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奖励生产，惩办贪污，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当时他面对的情况复杂凶险。一方面，南明政权虽然已经灭亡，但是南方有三个藩王却叫康熙帝十分担心。这三个藩王不可小觑，他们手握重兵，各据一方，一个不好，就有起兵造反的可能。不过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不解决不行，解决得不好也不行，康熙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另一方面，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占据台湾的以郑经为首的郑氏政权已成为制造国家分裂、地方混乱的割据势力。这几方面关系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出现社稷倾覆的危险。后来事件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耿精忠遣使人台，联络郑经，郑经即刻响应，“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康熙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并没有采取双管或多管齐下的方式，而是奉行逐个击破的原则，以自己为轴心，由内向外，由近向远，逐步推进。这种策略的选择使国家在大震荡中保持了稳定。

康熙先对“三藩”做出了试探性举措。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并称“三藩”。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清朝入关的时候降清。他们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清廷南征北战，在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方面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按功封赏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鱼肉百姓，与中央政府成抗衡之势。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强者之间的争斗必然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为牺牲来画上句号。因为在某个区域或者某个领域之内，绝对的霸权只能有一个，这种霸权的确立又要靠血拼来实现。霸权的确立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排他性的资源占有。这种对资源——上至统治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下至山川、土地、人口、牲畜的垄断，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要靠征服和掠夺得来，所以，称霸之心一起，争端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百姓的掠夺之上，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阻挡自己称霸的其他强者的征服之上。

强者之间的对抗是征服与被征服。那么，争霸的过程中，互相厮杀所造成的家仇与争夺资源所产生的国恨就会交织在一起，而国恨家仇盘绕在一起，催促着强者向对手讨还血债的同时还要尽情盘剥，这就是二虎相斗最为残酷的关节点。因而，争霸之心一起，便再无安宁，也再无仁德的存在。为了树立绝对的霸权，康熙果断决定要干掉吴三桂，彻底去掉这个心头之患。此时的天下，变成了一盘大棋，康熙与吴三桂各执棋子，虽无声息，却已风雨骤起。这一场腥风血雨中将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抛妻弃子，将有数万将士扼腕叹息，喋血沙场。

其实“三藩”的恶性膨胀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三桂的专横跋扈。

吴三桂割据云南，是“三藩”之中实力最大的。他为原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晋升总兵，驻防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廷封其为平西伯。明末战乱之际，吴三桂有意避实就虚，保存实力。清廷多次招降吴三桂，李自成农民军亦派人招降吴三桂。一开始吴三桂采取观望骑墙的态度，不久投降了大顺军，后因农民军在北京“追赃助饷”，又或是为了爱妾陈圆圆，总之吴三桂决意降清，与清军联合，于山海关石河西大败农民军。因有功于清廷，受封平西王。

人关后，吴三桂随清军西下陕西，南进湖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后清廷令其镇守汉中。他顺治八年（1651年）率清兵征四川。顺治十四年（1657年）受封平西大将军，率清兵自川人黔。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驻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领兵进人缅甸，俘南明永历帝及其部属，回兵后奉命镇守云南、贵州，后被晋封为亲王。

吴三桂自恃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以及剿灭南明永历小朝廷功劳最大，因而最为跋扈。他大肆圈占民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繁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这样还不算，他抢掠人口，“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指为‘逃人’”。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还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他的部属更是无恶不作，杀人越货，无所畏忌。他掌管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他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守云南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清廷命官“指为外人”，大量招揽宾客及有才望者，蓄为私人，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他被权力所蚕食和控制。

如果过于迷恋权力，毒蛇会盘踞你的心头，天使也会变成魔鬼。打破游戏规则与人作拼死之争时，光想到功成名就是不够的，还要想到可能身败名裂。吴三桂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是为了牢牢抓住既得利益。权力欲毁掉了他自己，也给大清朝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除吴三桂外，另外两藩也不是省油的灯。尚之信在广东是一个酗酒杀人的恶魔，以杀人为乐。他纵容属下为所欲为，令其部属私充盐商，恣意盘剥。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夺人田庐，掠人子女，十分猖狂。

吴三桂同另两藩互通信息，商议大计，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三藩”各拥有雄厚兵力。吴三桂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尚各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

最重要的是，维持“三藩”所需的巨额的军费开支，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富半耗于“三藩”的局面，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困难。“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康熙初年也曾逐渐对“三藩”采取限制的政策，着重限制“三藩”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三桂。如命令他缴还大将军印，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等。可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康熙亲政之后，他进行了策略选择，决计清除“三藩”。

“策略选择”，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自己面前的局势。

在进行策略选择之前，要先对局势和状况进行分析，确定这一局势的特征，找出其中的几个关键因素，然后在最关键的几个点上进行策略的选择。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句话恰好突出了日常策略的特点，就是短期性。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有时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局的分析和把握。

而康熙所采用的策略则不同，他在对大盘局势做出合理的估计和定性之后，找出这一个局势里面的关键点，接着就要针对这些关键点来确定策略，因此，他所制定的策略，是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直接对整个局势造成重大影响的。

康熙才只有二十岁，正是挥霍青春的年华，却不得不以双肩扛起帝国的重任。黄帝曰：上下一日百战。康熙方弱冠之年，就要和年龄比他大上几十岁的奸猾老臣们斗心计，比手段。虽然说，年轻没有失败，可对康熙来说，政治不是体育，可以按年龄大小分级别进行比赛。年轻不是他的借口，他不能失败，也不敢失败。

如果要以为撤藩是皇帝一个人的决定，那就过于幼稚了。当时，涉及到一些重要事情，比如说谁做皇后谁当太子，都是大臣们踊跃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机会，更何况撤藩这种事关大清前途命运的大事。大臣们表达政治见解的办法也十分直接，就是“站队”。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看，撤藩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局面，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所以索额图等保守派大臣为了防止出现不好的后果，极力反对撤藩。这样，他们就站在了和小皇帝意见相左的队伍里。

“站队”其实并不难，单纯从政治角度出发，知道皇帝的心意，并且明白当时朝中最有实力的大臣的看法，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队伍了。但是，事实往往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现实的处境，有人想升官，有人想求稳。而且，朝中那些政治寡头们也和其他大臣有着各种恩怨，所以真的到了“站队”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局面。当时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反抗，反对撤藩，以索额图为代表。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最后的局势就演变为少年皇帝康熙和索额图等元老重臣之间的意见对抗。看起来好像是大臣们之间“站队”，但是皇帝自己也要站，而且他希望大臣和他站一个队。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坐镇广东。康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许其子袭爵，命令其尽撤藩兵回籍，以此来试探“三藩”对于撤藩的态度。这道命令触动了吴、耿二藩，他们也不得不请求撤藩，一方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准备叛乱。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现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之。于是将计就计，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毅然下令撤藩。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号召人民。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将自己的全部家当，包括性命都当成了赌注。马克思说，为了300％的投资回报率，资本敢冒上绞架的危险。吴三桂面对无穷大的投资回报率，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他天生就是一个赌徒，他热爱豪赌，这一局如果赌赢了，那么他赢的就是整个天下。

吴三桂的反叛并没有使康熙感到意外。在人的一生之中，难免会遭遇种种背叛。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笑；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耻；有些背叛，让人觉得可怜；有些背叛，可以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吴三桂的背叛，却在康熙的意料之中，他早已一眼将他看穿。

博弈论中有“囚徒困境”这个名词，这是博弈论中一个基本的模型，也是“非合作性博弈”的典型模式。这一模式代表了处于相同困境状态下，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几种选择，最后必将背叛其他人，做出最利于自己的选择的一种情况。“囚徒困境”包含了几个基本的预设前提：处于困境下，各方都不知道别人的选择，因而只能猜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做出选择；他们与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在困境的局势下想办法尽可能让自己的损失最小。

这就是一种弱者的选择。

从“囚徒困境”的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模式中，理性的人，最后的选择都是“背叛”，如果因为他人的原因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想办法把这个人放进困境、自己能够摆脱危险，就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的选择。背叛的原因多源于此。吴三桂为了自己摆脱困境，决定把康熙逼进困境中，所以他选择了背叛。

吴三桂在决定反叛时，先率领众将去拜谒南明永历皇帝的陵墓。他们都穿上明朝汉族的官服，齐集陵前。吴三桂头戴方巾、身穿白袍，祭酒之后，跪在地上叩头痛哭。官兵们也哭声如雷。其实吴三桂此举是挂羊头卖狗肉，当初永历皇帝就是被他抓住给勒死的。恢复旧衣冠只是他煽动人心的一个噱头。拜祭过后他杀掉巡抚朱国治起兵造反。

反叛军队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分别占据广西和四川发动叛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以福建为据点叛变。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等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占据广东。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吴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东西南北，反响及其强烈。京城里有杨起隆举事，宫内有太监内应，京城附近察哈尔叛乱，同时，先后发生京师大地震、太和殿火灾，康熙帝皇后难产崩逝……真可谓朝里朝外，外叛内变，雷火地震，天灾人祸。一时间人心惶惶，京师不少官员甚至将家眷送到江南乡里避难。

有些大臣心存畏惧，主张“清君侧”，处罚当初提议撤藩的大臣以讨好吴三桂。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此时，康熙处于进退维谷之中，是安抚“三藩”还是坚定撤藩，康熙的撤藩进人最困难的时期，包括他本人也对成功充满怀疑，于是命四位大臣辅政，自己退居盛京，下罪己诏，此时孝庄太皇太后对他进行了鼓励，充分肯定了他的决策，在最困难的时刻给了康熙继续撤藩的勇气。在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康熙重整信心，他力排众议，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职，公布其罪状，不久又将留居京师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人逮捕处死，这就斩断了与吴三桂讲和的退路，也坚定了朝中一干人等平息吴三桂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军事上，康熙迅速制订了一套作战计划，下令讨伐。他启用周培公平定察哈尔叛军，打败王辅臣。同时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同时康熙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

战争初开始的时候，清廷方面暴露出严重弱点。首先是调兵遣将，招招落后；其次是八旗兵斗志不强。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了许多城池。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叛军方面却屡屡得手。

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但叛军内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渴望统一，与人民为敌的吴三桂显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叛军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

康熙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

江西地位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康熙决计固守。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与此同时，为了安定军心民心，康熙每天游景山，观骑射。有人讽谏，康熙置若罔闻。

康熙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

清朝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命令诸将重点进攻湖南。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尤其是从江西方面迂回前进大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指长沙，震动了湖南。吴三桂急忙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驻军回援长沙，全力据守。

此时，康熙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溃败。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因为称帝匆忙，只是仓促建了一些房屋，就举行了登基仪式。可是登基当天，天公不作美，下了一阵大雨，使得吴三桂心情大坏，暗想这是否是天要亡我。由于登基这一招毫无作用，吴三桂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吴世瑶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收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投降，吴世瑶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彻底消除了藩镇制。

平定“三藩”叛乱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经历的困难之大、时间之长、耗费的物资之多都是惊人的。在这次战争中，康熙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他积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孤立对手。对待将领，康熙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对吴三桂本人来说，他在明朝灭亡之后，先降李自成，后投靠清朝，都是迫于形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文天祥那样以身殉国，生存还是乱世中难得的权利，吴三桂去争取生存权，这件事本身是不应受到太大指责的。他在投降大清之前与多尔衮达成协议，如果清军入关，就拥立明朝后人为帝，可是多尔衮入关之后就把福临托上了帝位，于是吴三桂恢复明朝江山的愿望没有实现，自己还落得一个汉奸的罪名，但他在清朝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吴三桂没有澄清也无法澄清什么，只好随波逐流。更可悲的是，他的投降，对清朝来说，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他的投降举动没有对历史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只是让清军人关更为顺利。可是，深受民族主义熏染的汉族文人们，却不能原谅吴三桂的投降，他们认为异族统治中原完全是吴三桂的罪过，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了他的身上。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他们也愿意为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这样就可以减轻他们被汉人仇视的程度，更利于他们的统治了。于是，在汉族士大夫与清朝统治者的合力设计之下，吴三桂背负上了无数恶名，甚至被描写成了一个因为争风吃醋而不顾民族气节的败类。

如此看来，吴三桂之所以要投降清朝，一来是因为他自己要争取生存的权利，二来是明朝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替他报国恨家仇的力量，所以他只能把清军作为合作者。作为合作者，多尔衮依靠当时的形势利用了吴三桂，但是并没有给予吴三桂他所承诺的那些条件，反而继续欺骗吴三桂，而且在汉人面前突出吴三桂的汉奸形象，让吴三桂无路可退。最后，吴三桂作为一个孤立的人，无法扭转形势，也无法尽自己的力量做光复明朝的事，只好任由多尔衮摆布。在形势出现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处于劣势者如果想要利用这个形势来成自己的事，恐怕不大容易。吴三桂过于天真，以为多尔衮会信守承诺，结果，他失败了。

所以说强人无一例外是被自己击垮的，而不是被对手击垮的。争权夺利是强人易患的通病。这种病是心智的黑洞，强人不知不觉就被它吞噬了。人在仕途，此病不除，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人在仕途，也需谨记在关键时刻，须慎言慎行，一言失误，就会招来灾祸。欲问鼎政坛，必先厚其德，强其能。薄德无能，别去问鼎。争顶须有高度，这一原则适用于足坛，也适用于政坛。

康熙通过撤藩进一步加强了君权。他将在撤藩一事中所显现出来的智慧和谋略也应用在平台一事上，再一次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及完美的策略选择。

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回台湾并进行统治，不久郑成功病逝，其子郑经继位，继续统治台湾，与大陆上的清王朝分庭抗礼。康熙帝多次招抚不成，便下决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在对局势进行了整体分析以后，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撤藩而不是平台，所以平台一事就基本搁置，这样的策略选择避免了将自己置于险地，使得清朝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三藩”。

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去世。郑经死后诸子争位，郑氏家族内部矛盾激化，台湾内部发生内讧，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终于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于是康熙帝决定起用施琅攻台。施琅于1683年取得了海战大捷，台湾收归清朝。康熙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派兵戍守。这种逐个击破的策略选择凸显了康熙沉稳内敛的性格特点。正所谓“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看来做事情还是需要按部就班，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