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陆京士第一次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当门房报上陆京士姓名的时候，一直在一楼会客室里恭候的杜月笙倒屐相迎，令陆京士颇为感动。

陆京士久仰杜月笙大名，也晓得杜月笙的势力，但自知不是同道，没想过会和杜月笙走到一起。在他的印象中，像杜月笙这样帮会起家的大亨，从穿着到行为举止，自然都是一副流氓白相人的做派。岂料一见面，杜月笙却是一副文质彬彬的形象，中等瘦削的身材，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清秀的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一双硕大的招风耳煞是引人注目。陆京士看着面前的杜月笙，分明就是一个举止文雅的中年绅士啊！

双方在会客室坐定，早有下人奉上茗茶。陆京士一边品茗，一边等着杜月笙的下文，他倒要看看杜月笙把他找来究竟有何事情。倘若仅仅是想与他结交，那么总该有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杜月笙主动结识的人不计其数，从高层政要，到社会文化名流，诸如“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生平愿为帝王师”的杨度、朴学大师古文泰斗章太炎等，尽管对方的学识车载斗量，而与目不识丁的杜月笙在一起，照样相谈甚欢，或议论时政，或谈古论今，或共叙师友之情，何况面前这个20多岁涉世未深的大学毕业生？

陆京士也没有想到的是，杜月笙一开口，竟然谈吐清新脱俗，国民党刚带来的新名词，他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运用得十分恰当。谈起黄浦滩头此起彼伏的工运，以及黄浦滩的未来，他都颇有见地。这个40出头的大亨的思想思维，竟然完全与20多岁的新锐人物的思想思维合拍，所谈话题完全是陆京士感兴趣的跟潮流的时事话题，因而不知不觉中，陆京士有一种获得一位蔼然长者、知心朋友的欢欣和喜悦。

晚饭时，一桌精品菜肴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谈，似乎有说不尽地话题，一直谈到深夜，陆京士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离开之前便约好了次日的见面时间。

后来，陆京士就成了杜公馆的常客，每星期总要光顾杜公馆两三次，不曾约晤的日子，两人便通过电话互致问候。

1928年，陆京士加入杜门，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成为杜月笙在新锐力量中的第一个学生子，并成为杜月笙智囊团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从此两股力量合流，无论两人中哪个出面处理工潮，对方都会给予支持与援助。从此若干年间，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领导的工运渐趋一体化，无不得益于此时杜月笙与陆京士的结合。

另外，陆京士还联络了自己的一帮兄弟好友11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39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弟兄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50人组成“精诚团”（也叫“五十股党”），成为控制上海工会的一股最大势力。

陆京士对杜月笙的最大的贡献，是替他倡议筹组“恒社”。一项绝妙的主张，将杜月笙的门生弟子纳入可塑性的组织，要办事业，恒社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恒社是沪上经营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不论吃喝嫖赌，恒社都是上海滩上的高级俱乐部。

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一切规章制度，精神宗旨，全由陆京士等三五人负责筹划，并由杜月笙指定了九位发起人，在1933年间那真是一纸声势显赫的名单：包括陆京士这一工运巨子，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逸园跑狗场总经理东云龙，名律师鄂森，还有学运健将后来成为律师的周孝伯，富商孙祥簋及傅瑞铨，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富商黄振东，买卖蔡福棠——至于杜月笙开山门的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还是杜月笙特地关照，插进一脚去的。

起初，恒社设在爱多亚路，后来抗战前，恒社曾经两移其址，先是迁往马浪路，后来又移至福履理路。杜月笙是名誉理事长，但是他实在太忙，除开收学生或有重大事项，平素是不大来的，但是他却关照万墨林：

“墨林，你要每天替我去一趟，看看有什么事情，能够办的立刻就办了，否则随时回来通知我。”

加入恒社，先决条件必须是杜月笙的学生，恒社的经费有一个惠而不费的办法：凡是拜杜月笙为师的，一概奉呈贽敬，这份贽敬便移作恒社基金，统统存起来，利息拨为恒社可以动用基金或由杜月笙代为筹措款项，及时济助。所有参加恒社的人，可获师门的庇荫，同门弟兄的合作协助，同时还有应付缓急之需的便利，一举三得，在从业或人生旅途中，多了一层有力的保障。

抗战之前，恒社弟子共有八百多人，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有。在这八百余弟子里面，经常在杜公馆走动的只有一百人左右。杜月笙对这许多人并非每个都认得，他把领导之责放在陆京士身上，事务工作则责成万墨林，因此他常常十分得意地说：“学生子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正是因为杜月笙谦恭下士，广纳各界新锐学生子，上海劳工界领导人物、工人领袖，不分华界租界，不论各行各业，莫不纷纷投入杜门，所以杜月笙的学生子遍布市政府、市党部、工会、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租界巡捕房等。有了这样广泛的关系网，杜月笙调解工潮确实易如反掌。

20世纪30年代以前，杜月笙调解工潮多限于英法租界，30年代以后不仅调解工潮次数增多，而且面积遍及整个上海滩。特别是帮会首领人物朱学范出任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以后。当时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朱学范便请杜月笙出来撑腰。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已到市党部工运担任要职并任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也是杜氏门生，因而杜月笙一出面，大家都要给面子，毕竟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朱学范等人手下的罢工积极分子一旦被警察逮捕，通常是工人从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旗号，随后便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更是乐于出面排优解难。

在30年代黄浦滩头罢工工潮风起云涌、盛极一时的时候，杜月笙几乎包揽了黄浦滩头所有劳资纠纷的调停。许多社会闻人、工会领袖、党政军机关、英法两租界当局解决不了的罢工事件与劳资纠纷，只要杜月笙“言语一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这句话一时间在上海更加家喻户晓了。

杜氏祠堂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随着杜月笙的如日中天，黄金荣逐渐退出了上海滩大舞台的中心，特别是黄金荣的“退休”更让杜月笙感到放心。而1931年前后是杜月笙一生中的峰巅时期，另外，他还实现了一个终生夙愿，兑现了一个对外婆发下的誓言。

29年前，15岁的杜月笙第一次离开家乡高桥的时候，对送别的外婆发誓说：“外婆，高桥镇上没有人看得起我杜月生，等到将来我回来了，一定要一身光鲜，使杜家风光！我要起家业，还要开祠堂，否则，我发誓再也不踏上这块土地！”

于是，杜氏祠堂于1930年春天开始，在杜月笙用50万元买下的杜家老宅西头草塘浜五十多亩地上动工兴建了。直到1931年3月份落成，杜氏祠堂以祖宅杜家花园为中心，收购周围地50亩，招来名师良匠，建造起一座水木清华的祠堂。

随后不久，宗祠附设的藏书楼和家塾也同时完工。杜氏家祠附设的图书馆，亦称藏书楼，是一幢两层楼的白石建筑，中分五楹，两旁各有一大间厢房。藏书楼中藏书十万卷，全由杜月笙友好门人捐赠。藏书楼之外，另外建起一座杜氏学塾。由于杜月笙幼年时家里贫困，不曾念过几天书。他要造福乡邻，让他们的孩子能有读书机会。

至此，杜氏宗祠整体工程就全部完工了。跟仍然略显萧索的高桥小镇相比，杜氏宗祠的赫然崛起确实太突兀了，而且其规模之大更是显得格格不入。

在宗祠外面，三面围以高墙。一抬头的第一进大门上，横书“杜氏宗祠”四个大字，是武进唐驼的手笔。祠堂东头是杜月笙的别墅，别墅和宗祠之间有通道相连，前有花园亭台，后有深宅敞轩。

走进大门，迎面是一溜相连接的五间大厅，中间形如一间大礼堂，大小能容纳2000人同时入座。东西两侧是接待室和会客厅。穿堂而过，第二进的五间大厅，局中供奉着福禄寿三星神，两旁各有一座八尺高的大理石屏风。最后一进则是宗祠的“享堂”，供奉杜氏历代先祖。

当年5月，杜月笙验收完毕。他决定举行开祠典礼，亲身奉主入祠。门生弟子和朋友得知这一消息，纷纷劝他大做一场，杜月笙原本就有此意。听身边人一劝说，随即决定下来，朋友门人立刻行动起来，向杜月笙在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请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