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翁左青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脚步踉跄地来到杜月笙的面前，伸出哆嗦的手，递给杜月笙一份刚刚收到的急电。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了翁左青一眼，接过电报，略一浏览，立刻泪水纷飞。当时茶座上众目睽睽，杜月笙不管不顾，只是双手掩面，吞声饮泣。

杜月笙跟戴笠是极要好的朋友，又是共事的伙伴，他早就知道张啸林这样变本加厉地为日本人卖命，会有被暗杀的下场。尽管张啸林防范严密，陈默等人还是会找到机会，成功刺杀他的，只是早晚的事罢了。但是，如今人真的去了，还是不免地悲痛、伤感……

除了这起震惊上海滩的刺杀张啸林事件以外，以后的锄奸工作中杜月笙还曾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许多起，其中还包括砍死曾经为其跻身工商业而提供不少帮助的傅莜庵，等等。

1940年，锄奸大案一个接一个，上海滩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汪伪汉奸人人自危。继8月张啸林被枪杀，10月傅莜庵被刀砍死，11月的一场崩天大案，把这一系列暗杀和对汪伪政权建立的破坏推向了高潮。

耗资百万援救驻沪大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此前，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策划迁都。10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报告《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提出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

当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言指出：暴日分兵西进，副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当时，国民党的政府迁往重庆后，并没有把全部的政府组织机构全部撤离沦陷区。而是，秘密地在各地派驻驻地大员，以期反击之时可以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其中，驻沪大员正是杜月笙和戴笠的好友吴开先。从重庆往上海派驻大员时，具体工作是杜月笙和戴笠安排的，所以当局就派跟他们走得比较近的吴开先来沪工作了。

开始，吴开先行事比较谨慎。这是吴开先第二次来沪，第一次在万墨林被捕之后，后来万墨林被杜月笙营救出狱，吴开先也赴渝述职，休养一个月。1941年秋再度赴沪，形势已更趋严峻，上海英法租界慑于日本人的气焰，已无法保障重庆驻沪人员的安全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租界，原以租界为根据地的重庆地下人员，从此失去了保护屏障。而吴开先的被发现，却是因为为他管理杂务的沈守良。沈守良抗战前曾在上海市党部做门卫，吴开先对他甚为信任。

1942年春节，吴开先为手下亲信干部每个人发了一笔钱。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大家便凑在吴开先处开庄掷骰。在座的除吴开先的手下亲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锋有真、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以及蒋伯诚夫妇，万墨林等人。抽头所得的钱，由吴开先手下几个亲信分了花用，沈守良分得最多。

之后，沈守良便乘闲暇之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很快被汪伪特务发现并逮捕。沈守良失踪，吴开先已有所警觉，但行动慢了一步，在他与徐采丞联络新的办公场所与个人住所的时候，被“七十六号”特务闯进他的秘密住所，将他抓走。

第二天，徐采丞的儿子徐振华，一向奉乃父之命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被抓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结果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当时徐采丞见儿子迟迟不归，私下一打听，方晓得出了事体，赶紧与远在重庆的杜月笙联系。

杜月笙闻讯，感觉真是当头喝棒。在重庆派驻上海的各大员中，杜月笙最担心的是吴开先。这不仅由于吴开先责任重大，更由于他与吴开先向来配合默契。

于是，当即复电徐采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

“徐先生，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万墨林焦急地问。他一拿着收到的电报，就找到徐采丞商议对策。

“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徐采丞满是镇静地说，“敌伪那边，我得想方设法收买他们，上下打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分三步走，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在里面吃苦头，第二保全他性命，第三设法营救。”

万墨林连连点头称赞，“对对，徐先生你真是有办法，你这样做，一定可以把吴先生救出来。”

“说起来是简单，做起来就晓得难度大了。”徐采丞一声苦笑，语意深长地说，“墨林哥，你要尽快关照蒋伯老和吴绍澍兄，如今不比以往，租界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叫他们务必当心一点。进去一位吴先生，事体已经够大，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是也无能为力了！”

“好，好，我马上去知会他们。”万墨林连连答应。

“墨林哥，”徐采丞笑着连连摇头说，“别忘了还有你自家。”

徐采丞如此一说，倒是点醒了万墨林，当下万墨林便加了小心。

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曲园内，是风声紧后万墨林特地给他找的秘密住所。自从搬进去后，蒋伯诚极少外出，除了万墨林有事联络外，专门有一位联络员也是杜月笙的弟子王先青与他联系，倒也风平浪静。

但是蒋伯诚的妻子杜丽云却耐不住寂寞。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爱凑热闹，喜欢出风头。没过多久便再也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会朋友，外出买东西，甚至去戏院影院，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露面。

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的身份使得熟悉她的人很多，没多久便被汪伪特务跟踪，找到蒋伯诚的住所。当时蒋伯诚53岁，吴开先被捕后，他一着急患了中风瘫在床上。汪伪特务便将蒋伯诚的住所秘密监视起来，准备钓几条大鱼。

这天，蒋伯诚的联络员王先青前往蒋宅，刚刚进屋，汪伪特务便跟进来将王先青抓捕。蒋伯诚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被软禁在住所内。

蒋伯诚病卧在床，万墨林为他四处奔走，延请医生，不时出入福履理路蒋伯诚寓所，因此再次进人汪伪特务的视线。

当时万墨林住在蒲石路18层楼早先姚氏夫人的住处，一天夜里，东洋人搜查到万墨林的住所，万墨林和夫人匆匆起床，接受检查。随后，万墨林和太太一起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

同时被捕的还有吴绍澍，亦如徐采丞所言，“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何况线索总会有的。

重庆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首脑被东洋人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徐采丞没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今他在上海可信托倚重之人，唯有徐采丞了，因此把千斤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原是开纱厂的。抗战前，他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破产倒闭。后来，还是通过杜月笙的帮助才得以保住了纱厂，还发了财。从此，徐采丞对杜月笙感恩戴德，奔走于鞍前马后。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徐采丞与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拉上了关系，结识了不少日本军界和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但是，非常时期徐采丞也吃不准是否可以营救出所有被捕人员。

因此，徐采丞之前就表示说：“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了！”

但事体总归要解决，他只得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投，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另外，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几个被捕的重庆人员倒是没受什么大罪。

万墨林是因为第一次入狱时，被汪伪特务们大刑伺候受的伤还没有好就又再度入狱了。所以不久被送到大华医院疗养，由他的太太陪伴，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行动十分自由。

日本宪兵队特高科主任花田时常携带礼物到医院探视，万墨林的亲朋好友也带着各种礼物常来常往。

后来花田看见往来客人过多过杂，害怕出乱子，于是又把万墨林转移到日军管辖的大西路宏思医院特等病房。不过，因为特等病房费用太大，万墨林借口自家坐牢调不开头寸，便趁机要求搬到西蒲石路郑子嘉家疗养。

花田哪里相信万墨林调不开头寸，光徐采丞拔到他这里大洋便十分可观。但只要不出事体，他自然会成全。

万墨林搬到郑子嘉家后，为了方便照顾蒋伯诚，提出让蒋伯诚搬来一起住，花田也表示同意，随后命人将蒋伯诚抬了来，他的夫人杜丽云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

蒋伯诚搬过来以后，请医生看病方便了许多，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所有费用一概由万墨林支付。两对夫妇住到这里以后，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一切行动自由。甚至在白天，万墨林还可以由宪兵陪着外出活动活动。

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攻势转为守势，紧接着战局急转直下。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再次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

形势的变化，为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提供了方便。这时，徐采丞又请出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曾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之职代行过总统职权、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苏大使的颜惠庆。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后来，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此人交游广阔，与日本军政界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

经颜惠庆一番奔走斡旋之后，吴开先在被关押近7个月的时候，于1942年10月11日率先出狱。紧接着，蒋伯诚、吴绍澍、万墨林、王先青等，也相继恢复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