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

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映，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

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8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遗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后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感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脾皖，爱理不理。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整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有仇不报的人，何况这个仇又让他如此难堪，一向看重脸面和尊严的他不会轻易的放过吴绍澍。

于是，就在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总是深居简出，仿佛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

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

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绍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在他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苏浙皖向来是中国税收重地，光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他的钱袋迅速地膨胀起来，不仅自己办了大华银行、印刷厂、印染厂、当铺、店铺，还置办了很多房地产，并通过美国人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笔的美元存入外国银行，以至于他自己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了。那时欧洲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纷纷卖掉家产逃命，路上又恐怕带首饰不安全，同时欧洲的行情又不好，所以把许多贵重的首饰都送进了当铺。蒋冬荣趁机大开当铺，收进高级饰品达上千件。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蒋冬荣，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

这下蒋冬荣可是不经意间帮助了戴笠和杜月笙。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日本投降后，重庆方面的接收大员陆续到了上海，“五子登科”闹得不亦乐乎，邵式军被指控为大汉奸，被国民党通缉，余庆路80号的房子自然也保不住了，成为被接收的对象。此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是吴绍澍，要将此房作为他的市党部机关办公处，因此命令蒋冬荣三天之内，全部搬出。

蒋冬荣说家口太多，不仅自家的人还有亲属、佣人，能否宽容几天。吴绍澍说不行，三天搬不完，东西全都扔出去。蒋冬荣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心想好你个吴绍澍，今天你叫我如此难堪，明天我叫你死！

蒋冬荣知道吴绍澍是中统的人，而国民党内部中统和军统一向矛盾很深，于是她就像设法通过戴笠来打击吴绍澍。

那时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丑态百出的时候，报纸上天天有揭发，弄得国民党威信扫地，蒋介石为此大发其火。蒋冬荣设法找到了戴笠，说是她封存在余庆路80号里的4只保险箱，里面的金银首饰、各种存款单据、地契均不见了，那房子被吴绍澍接收了，东西肯定也被他私吞了。

军统局人员问蒋冬荣：“可否记得4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她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蒋冬荣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4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蒋冬荣：“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蒋冬荣当时故意在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说出了“真相”：

“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蒋冬荣说的是，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果真，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伤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4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3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蒋冬荣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4只经蒋冬荣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蒋冬荣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蒋冬荣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跟头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绍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戴笠非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下令不准航空部卖给吴绍澍机票。

终于，吴绍澍求告无望。后来，听说吴绍澍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一句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记耳光！

戴笠飞机失事，杜月笙塌半边天

日军侵华期间，曾向内地大肆搜刮各种军用及民用物资，囤积在上海大小数百座仓库里。据统计，这些物资总价值多达1万亿。抗战胜利以后，社会各界势力都盯准了这批物资。另外，汪伪大小汉奸的财产也在没收之列，而这些财产实际数量无从调查，这便给接收大员带来了“劫收”的可乘之机。

自从戴笠态度坚决地办了吴绍澍后，杜月笙也忙着指挥自家的徒众劫收敌伪财产，大笔财富的入账使他渐渐从吴绍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

没过多久，杜月笙就听说了一个更使他感觉振奋的消息；重庆的中央电令中，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

听到这个消息，杜月笙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同时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1946年3月17日，一个令他万分悲痛的消息又传来了。

抗战胜利后，戴笠一直忙于肃奸工作。风尘仆仆，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忙得戴笠不可开交。

截至到1946年3月，戴笠捕获的大汉奸，移送司法机关的人数多达4291人，再加上军法机关330人，航空委员会24人，共计4645人。查封汉奸逆产1456户。由此可见，戴笠在除奸、肃奸以及其他一切为蒋介石政权扫除障碍的工作中雷厉风行，处事果断干练，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为蒋介石的江山稳固，着实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不久，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7期，招收学员753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期间蒋介石多次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上旬，匆匆赶往天津，处理了军统特务贪污和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等案件。来回往返于北平和天津数次，才决定与3月17日起，飞往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17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之所以先到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与杜月笙商量尽快办好胡蝶的离婚事宜，以便他与胡蝶尽快成婚，二是要与柯克会晤。然后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起飞当天，戴笠坐的是航委会222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桑、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公谊私交都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

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在下大雨，不能降落。只有折向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雨，不过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下午1点整，飞机穿云下降。但是，由于突然与地面失去联系，而驾驶员又在这时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南面一座高度不到200米、名叫岱山的山峰上，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17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国民党军政界内一片震惊。事发当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