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流言，

海面的波浪。

——俄罗斯谚语

我相信，我犯的错顶多就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奥伦堡。我有很多理由为自己辩解，因为只身一人去城外打游击不但没有被首领禁止过，反而得到了许多鼓励。我也许被指控犯有太过鲁莽的罪行，但并不是违反军令。但是，我曾经与普加乔夫的密切而又友好的来往很有可能被许多目堵过的百姓当成证词，但至少会有重大嫌疑。一路上，我全神贯注地考虑着我即将面临的审讯，周密地计划着我的回答，最后，我决定向审讯员说出实情，觉得这是一个最为简单、最可靠的解释方法。

我们很快就到了喀山，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街道两边的宅子全都倒了，现在是一堆堆烧焦了的木炭，一面面被火熏得发黑的、没了屋顶和门窗的秃墙，这就是普加乔夫的杰作！我被带到了大火后，城里唯一幸存的要塞中，骠骑兵把我交给了一个正在值班的小士兵。他让铁匠给我戴上了脚镣，钉得非常紧。然后把我关进了大牢，牢房是一间又小又黑的窄屋子，只有四面光秃秃的墙壁和一扇被铁栅栏封上的小窗户。

这种接待我的方式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洗清罪名的勇气和希望。我采用了一种所有苦恼的人在自宽自解时用的办法，我心平气和地倒在地上睡去了，根本不在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大牢的看守员把我叫醒了，宣布说今天就是我的审讯日。两名士兵双手押着我，穿过了一条长走廊，很快就到了司令办公的屋子，我们在前厅停下，让我一个人进去了。

这里是非常宽敞的办公室厅堂，桌子上摆满了文件，旁边坐了两个人，其中一位是个老将军，表情极其严肃，另一位是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看起来二十八岁左右，相貌非常惹人喜欢，行为举止也显得灵活随便。窗户旁边的另一张桌子旁坐了一个书记员，耳朵上夹着一根白色的鹅毛笔，当时，他正爬在桌子上，准备为我录口供。

审讯刚一开始，就问我的姓名和军衔等级。大将军问我的父亲是不是安德列·彼得洛维奇。我做了肯定的回答，他严厉地喝斥道：“太可惜了！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压着心中的怒火，镇静地回答道：“不管指控我犯了多重的罪，我都是清白的，我一定会用事实为自己洗脱罪名。”看样子，我的这番话令他很不高兴，他皱起眉头对我：“年轻人，你的口才倒是挺好的！但是，我们也见过比你还能说的。”

这时，那个年轻的上尉问我：“你是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为普加乔夫效忠的？授他之命做过什么？你们合起来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气愤地答道：“我是一名军官，出身于贵族，绝对不会为普加乔夫这种人效力的，也不会听从他任何命令。”

“那么为什么只有你一位出身于贵族的军官没被他绞死，与此同时，你的那些同伴没都没有逃过一劫呢？为什么只有你一位出身于贵族的军官和那些叛贼一起饮酒作乐，还会送你贵重的礼物、皮大衣、马匹和银币呢？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令人难以捉摸的友情呢？如果你没有叛变，或是表现出懦弱，你们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交情呢？这点，你怎么解释？”

近卫军上尉的这番话令我感到极大的侮辱，我带着激动的情绪要为自己澄清。我向他们描述了我是如何在风雪交加的草原结识普加乔夫的，又是怎样在白山要塞失守后他认出了我并放了我的。我说：“假皇帝的确送给我皮大衣和马匹了，我接受了，一点都没有感到内疚。但是，我曾经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白山要塞。”最后，我还提到了奥伦堡的将军，说他可以作证，证明我在奥伦堡被普加乔夫围困时，我对国家的忠诚。

表情严肃的老头儿伸手从桌子上打开了一封已经拆开了的信，认真地读道：

“阁下询问关于准尉格里尼约夫的行为，据说此人曾经加入此次叛乱，并与叛贼首领相勾结，确实有违军法，与其誓言相悖。今特奉告：该准尉先生格里尼约夫自从去年即1773年10月至今年2月14日在我处奥伦堡服军役，2月14日离开我城。据一些归顺匪徒传称，该准尉曾经在普加乔夫统治的村庄逗留数日，并与匪首并肩前往白山要塞，谈到他的行为，我可以……”

读到这儿，他停住了，严厉地对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辩护的吗？”

我原本想像刚才那样继续辩护，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与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关系。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如果我说出了她的姓名，那么，审查委员会一定会传她来这里接受审讯的。一想到她纯洁的名字要和那帮土匪的诽谤纠缠在一起，一想到必然会让她来对质——这个恐怖的想法惊醒了我，我不知如何是好，紧张得要命，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一开始，两位法官还有心思听我的辩护，好像是对我多少有一些点好感，但是，一看到我紧张的表情，便开始与我反目成仇了。近卫军上尉让我和主要检举人当面对质，将军立刻下令带来了昨天的犯人，我立刻转身看着大门，等待着那个检举我的人进来。几分钟过后，门外传来了脚镣哗啦哗啦地响声，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人，是希瓦卜林！他外貌变化如此之大，令我非常震惊。他瘦骨嶙峋，面色惨白，以前乌黑的头发全都变白了，一把大胡子蓬松地垂了下来。

他的声音很低沉，但语气却非常坚决，他重复了一遍对我的指控“他就是被普加乔夫派往奥伦堡的密探，整天出城孤军奋战就是为了汇报城里的情况。”最后，他居然还说我向假皇帝臣服，跟着他在各个要塞巡视，并且使用浑身解术陷害已经归顺朝廷的旧同伴，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假皇帝面前得到赏励。

我冷静地听完了他的指控，总算有一点让我不太失望：这下无赖没提到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的名字，可能是因为她曾经坚决地拒绝过他，怕提到这个人会有损于自己的颜面，也可能是因为他内心还有一些情感，这才使我保持沉默——但是，不管怎样，他都没有提到白山要塞上尉的女儿的名字。我的态度更加坚决了，因此，当审讯官问我是否有证据反驳希瓦卜林的指控时，我回答道：“我坚持自己开始的辩词，没有其他的要解释了。”将军命令士兵把我俩一起押下去，我和希瓦卜林一起走了出来。我冷静地看着他，什么都没说。他猥琐地笑了笑，抓起脚镣，加快脚步，超过了我。我再次被关进了大牢，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被提审过。

下面，我要给读者讲的事情，并不是我亲眼看到的，但是都是我听说过很多次的，以至于一些小细节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因此，就好像是我亲眼目堵的一样。

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在我家得到了我父母热情地的接待，这就是老一辈人身上特有的风格。他们认为，有机会收养一名上尉的可怜的孤女，上帝对他们的恩惠。没过多长时间，我父母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因为当他们了解了她以后，没有任何理由不喜欢她。在我父亲看来，我的爱情已经不再是小孩的胡闹了，而我母亲最希望的就是彼德鲁沙和这位漂亮的上尉的女儿结婚。当我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家中时，我父母全都为之感到震惊。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给我父母讲了我和普加乔夫的那段离奇故事，她讲得太动人了，以至于我父母听了，不但没有为我担心，反而还被她逗得捧腹大笑。我父亲不愿意相信，我是一个与叛贼合伙，共同推翻朝廷并消灭贵族的无耻暴乱，他严肃地审问了我的仆人。沙威里奇如实地说出了我在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那儿做客的事情，而那个土匪也经常热情地招待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向我父亲发誓，说他从来没有听说我做过什么叛变的事情。这下，我父母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焦急地等待我被无罪释放的好消息。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内心感到极其不安，但她始终保持沉默，因为她天生办事谨慎。

几周以后……我父亲忽然收到我家的一个亲戚e公爵从彼得堡发过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父亲我当时的情况。开头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写道：“非常不幸，关于我和叛匪一起暴乱的嫌疑，已经得到了确凿的证据，原本应该叛处死刑杀一儆百，但是女皇陛下考虑到您的功劳和高龄，决定宽大处理，判处您有罪的儿子终身流放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地方，以此来代替残酷的死刑。”

这个从天而降的打击差点让我父亲背过气儿去，父亲丧失了一贯的理智，他经常通过刺耳的抱怨发泄出憋在心里很长时间的痛苦。“什么？”他失去理智地连声喝斥道，“我的儿子怎么可能与了普加乔夫一起发动暴乱！开明的上帝啊！我居然能活到今天！女皇陛下开恩，不判处我儿死刑！难道这样，我就能活得舒服了吗？死刑并不可怕，我的祖父就被绞死在红场的断头台上，但是他把一颗纯正的良心传给了他的子孙，我父亲与沃伦斯基和赫鲁晓夫1在一起遇难。而一个堂堂的贵族竟然会去违反自己的誓言，与强盗、逃亡犯互相勾结！……这真是我们家族的奇耻大辱啊！……”

我母亲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如此地气愤，他绝望的神情把她吓坏了，不敢当在他面哭诉，反而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加油打气，说一些绯闻不能全都听信，说世人的言论是靠不住的，但我父亲并没有得到一丝安慰，仍然陷入绝望中。

玛利亚·伊凡诺夫娜承受的痛苦比任何人都要重。她一直坚信，只要我想，随时都可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她猜到了事实真相，并且认为她就是给我带来不幸的根源。她偷偷地流下泪水，不让任何人看见，暗自伤心，同时又在考虑着拯救我的最佳办法。

一天晚上，我父亲又坐在沙发上查看他的《宫廷年鉴》，但是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书上，因此，这次的并没有使他产生以往的效果。他哼着老式进行曲，母亲坐在一旁打毛衣，一语不发，眼泪时不时地掉在毛衣上。坐在一旁的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忽然对他们说，现在的情况紧急，她不得不去一趟彼得堡，想要一些路费。我母亲听了这话更是难过。“你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啊？”她问，“玛利亚·伊凡诺夫娜！难道你也想离开我们吗？”玛利亚·伊凡诺夫娜耐心地解释说，她的未来全靠这次去彼得堡了，她要凭借以身殉国的上尉的女儿的身分，去请求所有有权势者的帮助和保护。

我父亲低下了头，凡是能让他想到自己儿子是嫌疑犯的话，他都无法忍受，就像是眼中钉、肉中刺。

“你去吧，小姑娘！”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说，“上帝慈悲，保佑你看上的是个好人，可不是一个有卑鄙的叛徒。”说完，他站起身，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