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性格看起来有点软弱，刚来的那天，跟爸妈告别之后就一直在哭。我看他那个样子，想起自己父母离开时候的难过，就马上走过去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安慰了他几句。吃过午饭，他看着我们训练，大家鼓励他也试试看，没想到他很有天分，翻跟斗翻得很专业，这让他得到了师父的夸奖，也引起了两个师兄元龙和元泰的不满。

元彪跟我关系很好，我经常为了他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借了元彪的钱，我们当时在巴士上面，元彪没钱买车票，就问他拿，他不拿，还讲脏话，我去帮他出头，结果被追着打，我不敢还手，那就只能跑。那时候洪金宝已经开始胖了，我们先是从巴士跑下来，接着跳过栏杆，等他爬过栏杆之后，我们已经跑了，结果就一直被追到学校，最终还是无路可走，被他捶了一顿。

大的欺负小的，小的服从大的，已经是学院里多年来不成文的规定。之后的那几年，我们还是经常被师兄们欺负，我也经常会站出来保护元彪。对于师兄们的“淫威”，我们虽然不敢还手，但是练就了一身逃跑的功夫，有时候跟他们对骂几句转身就跑，他们追不上也就拿我们没办法。现在想来，虽然大师兄经常捶我，但他依然是我的师兄，是我最敬仰的人。

尽管已经入选“七小福”，成了小小的角儿，但我们这群人也没少闹事。

有个阶段我在学校里被叫作“小外国人”，因为小时候在法国领事馆，喝牛奶吃面包长大，比其他人体力和营养都好，吃东西总是“双料”，大家就给了我这个称号。那时候他们经常看我不顺眼，不喜欢我。有一次，我跟元奎两个人打架，忘了是为什么。大家就把我们围在中间看热闹。

我的剪刀脚很厉害，打起来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说，“不许你用剪刀脚”，我就不敢用。打着打着，师父来了，所有人吓得全部站起来往两边跑。他先是喝住大家，然后转头问我们：“怎么了？”我和元奎还在喘着粗气，互相仇恨地瞪着对方。师父说：“行，喜欢打架是吧？所有人闪开！你们两个站出来，打！”我俩先是愣住看着师父，忽然见师父大吼一声：“打啊！”我们两个只好开始打。

你们不知道，其实打架很累的。打个30秒40秒还好，如果是连续打下来真的很累。那时候我们也小，不太懂步伐啊呼吸啊那些东西，就是拳拳到肉的连续猛打，到后来两个人都躺在地下没劲儿了。师父说：“不打了？”“打不动了。”“打不动了？好，跪下，面对面，抽巴掌。”我和元奎只好互抽巴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打，打到后面手的力气也没有了。开始的时候还使劲抽对方，他力气大，我力气更大，到后面他力气小了，我也力气小了，最后脸也肿了，牙血都打出来了，两人又累又痛就开始哭。看我们确实没力气了，师父命令我们趴下，一人再打十藤条。十声响鞭之后，我俩差点昏过去。不仅如此，师父还暂时取消了我们“七小福”的资格，另外找了两个师兄弟顶上。我们俩简直后悔死了。

从那以后，大家都不敢随便打架了，如果非要打也绝对不敢再让师父看到。

不知道是哪一天，元奎跟元彪结拜了兄弟。十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去台湾演出，在一个叫永和镇的天台上，三个人一起看公仔书，就是那种漫画小人书，书是元彪的。我看书看得很快，也不太在乎顺序，总是元彪一看完我就拿起来看，这时候元奎说：“我们俩是结拜兄弟，他看完就该轮到我，几时轮到你？给我先看！”我一听就很生气，看他过来抢书，我不给，他再抢，我干脆往地下一丢，他刚刚想捡，我又一脚把书踢走。这下他也怒了，要过来打我，他刚一探身，我咚地一闪身就给了他一拳。

那时候在学校里，除了不敢打洪金宝，剩下的人里面我身手已经是最好的，身体又壮。结果我一拳过去，他一摸鼻子说：“我现在下去照镜子，如果鼻子肿了，我一定回来打你！”我站在原地等，待会儿他上来了：“我鼻子肿了！我要打你！”这时候我们打架，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滚在地上乱抓一气了，动作都已经带有套路和招式。逐渐他打不过我，要去拿板凳，一看他要拿板凳，我回身就抓起一个水泥铁罐子，很重，摇摇晃晃地叫嚣：“你来啊！来啊！”

这时，忽然听见师父在楼下的声音：“你们在干吗？”我们三个人一瞬间“咚咚咚”就从五楼下去了，真是不夸张，就几秒钟，已经连滚带爬地出现在师父面前。师父问：“干什么呢？”我们说：“在上面练功啊。”“元奎你脸怎么了？”“哦没事，我自己撞的。”他看看我们几个，懒得理我们，转身走了。等他走了，我俩又继续打。

再长大一些之后，除了戏曲演出，我们还会去电影剧组里打些零工。那时候的交通工具是双层巴士，我们认识了一个开车的管工，他负责带我们上车看我们坐好，再让师傅开车。上车后他负责帮我们买票，三四十个人，每人一毛钱一张票，一共就花三四块钱。他的儿子叫崔六，是司机，工号1033。每次上车他就会说，“家属，崔六，1033”，这样他就免票了。

我们大家记了下来，有时他没法带我们，会把车钱分给大家自己坐车回去，我们就把车钱拿去买吃的，等上车的时候，就一本正经地说：“家属，崔六，1033。”有一天，一起上车的人有点多，大家都用这一招，售票员就觉得不对劲了，开始讲粗话：“我就不信崔六他妈能生十几个小孩！”拉着我们非要买票，我们稍一出手，他卖票的包就被弄翻了。我记得当时车是开在太子道上，他大声嚷嚷着不让司机停车，要直接开到警察局。我们把车门一拉，直接跳下巴士，几个人连续“啪啪啪”跳下去，滚一下，马上很稳地站起来，一点伤都没有，还叉着腰挺着胸气人家。现在想来，这大概是我们最早的特技动作练习了。

有一回，大师兄洪金宝在训练中把脚摔断了，疼昏了过去，送到医院之后养了很久。那时候的他本来很英俊的，断了脚之后，他爷爷每天来看他，给他做打卤面吃，每天吃打卤面，他的身材很快就像吹气球一样胖了起来。脚伤好了，身材却回不去了，师父只好停止他的演出。这让他非常挫败，终于有一天，他背着铺盖离开了学校。临走的时候，他依然用大师兄的口气跟大家说：“戏曲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以后电影才是真正的事业！以后等我混出个名堂，你们就来找我！”

那时候我们在片场打零工，每个人的酬金是65块钱，师父会扣下60块，只给我们5块钱零用。元龙离开学校之后，元泰成为了我们的大师兄，有一回，他对大家说：“我们应该拿到更多的钱，5块钱实在太少了，师父扣下了那么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向师父请愿，由元泰带领大家开口。这对在师父的威严之下生存了近10年的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心理挑战，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师父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只是慢慢地背过身去，说：“你们是大人了，翅膀硬了，要飞走了。”我们听到这句话，眼里马上泛出了泪水，但这一次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工钱涨到了35块，这已经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元龙那句话的英明。的确，戏曲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学院里的学员一个个陆续离去，投身到这个新的前景里面去。我，也到了跟师父说再见的时候。

那个特殊的日子，爸爸来了。他跟师父在外面聊天，我在房间里收拾东西，把这几年的全部家当塞进箱子之后，我特意在身上穿了3条牛仔裤。照旧时的规矩，出师那天是要挨10下藤条的。

我拿着板凳端着藤条跪在那里，跟师父说：“师父，我走了。”他过来摸摸我的头：“唉，免了。”我松了一口气：“多谢师父。”爸爸跟师父又寒暄了几句：“走了，有空回来探你啊。”我抓着行李箱：“师父，我走啦。”鞠了一躬之后，转身走出了学校。

出门之后，转身望望学校的门，心里一阵害怕。爸爸叫了的士，我上车之后再转头看，依然害怕。车在佐敦道转弯，再转身已经看不到学校了，我在车里大喊：“啊！啊！啊！我终于离开啦！”

1988年，已经定居美国的师父返港举办寿宴，大家齐齐到场参加。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师父为整个香港乃至亚洲影坛培养了一大批动作人才。加上在我进校时已经离校的袁和平等人，“元”字招牌几乎遍布各大片场和影片演职人员表。单从这个角度来说，师父的成就已经很伟大。1997年，师父在美国病逝，我停下正在拍摄的电影，赶去参加他的葬礼。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但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