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位好色的李治在病榻前看中了父亲的才人武则天，并且念念不忘；是这位多情的李治在父亲死后，把已经削发为尼的武则天重新接进宫来，使这个本已注定在生命结束前要一直陪伴黄卷青灯的武则天死灰复燃，有了出头之日；是这位软弱的李治，一反常态，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坚决把武则天立为皇后；是这位多病的李治，不得不让武则天干政，使武则天尝到了皇家的禁果；是这位懦弱的李治，主动与武则天并肩垂帘，拱手交出了政权。可以说，没有庸懦的高宗继位，就不可能出现这位大周的女皇帝。

当然，在武则天称帝问题上，也勿庸讳言她个人的才具。她善于把握时机，有一定的政治才能，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处事果断，临危不乱，政治家的风度和阴谋家的狡狯在她的身上有所体现。而正是这些品质使她在一些关键时刻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也使她得以维持自己长达数十年的统治。

在封建社会里，女人称帝是违背伦理的，以武周代唐，更是大逆不道的。武则天的一生，遭到长孙无忌等大批朝臣的反对，遭到徐敬业等将领的反对，遭到李唐宗室的反对，遭到契丹、突厥等族的反对，遭到后宫王皇后等人的反对，甚至也遭到丈夫（唐高宗）、亲生儿子的反对。她的称帝道路，充满了与上述人的斗争，她的华丽皇冠上，尽是反对者的血迹。这些无休无止的内部斗争丝毫无益于国计民生，却耗尽了她的毕生精力。换言之，如果唐高宗的继承人是其男姓子孙的话，则武则天所进行的多数残酷斗争本来都不至发生。

武则天以女人而称帝，她所遇到的矛盾更尖锐，她所进行的斗争更激烈。她的统治，更充分地暴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她的上台，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分析她的所作所为，才能对她做出比较恰如其分的评价；也只有从这个角度上，才能理解武则天种种不合情理的举动。而如果忘记了武则天封建皇帝的身份，就会想当然地得出各种不切实际的结论。

在长期的统治生涯中，武则天是深得其中三味的。她几十年如一日，紧紧盯住“权”字。她在一生中，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她从踏进宫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追逐权力，向权力的顶峰攀登。在封建社会中，无限的皇权对任何人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支配别人、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穷奢极欲，无上的权力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一切有可能得到这种权力的人。而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逐，就像骑上了虎背，使人欲罢不能。这架封建制度的磨盘在不断转动，不是爬上顶峰，就是跌进深渊。这就是为什么武则天在当上皇后这个封建王朝中女人的最高地位后仍不甘心，还要继续往上爬、要当皇帝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之所以慨然入宫，就因为她憧憬那无限的皇权，而当她当了十二年的才人，饱尝了妃嫔们的白眼之后，就更是深深体会到了权力的可贵。为了重新获得权力，她像快要淹死的囚水人，死命地抓住了唐高宗这根稻草。这根稻草果然是棵仙草，它使武则天起死回生，把她从尼姑庵又送进了高大的皇宫。第二次入宫以后，她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三年之中，她就由才人而昭仪，由昭仪而皇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夫人”。为此，她处死和流放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柳爽等大臣，培植了许敬宗、李义府、王德俭等亲党，甚至亲手扼死了自己襁褓中的女儿。

高宗有病，使她染指朝政；高宗懦弱，使她得以与高宗并肩垂帘，公开干政，高宗死后，武则天已经决不愿放弃已到手的权柄了。为了继续掌权，她再一、再二地逼死了亲生的长子弘、次子贤，将支持李唐王室的裴炎、徐敬业及李唐宗室诸王消灭掉。为了自己亲政，她又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三子、四子赶下台，撕下了最后的遮羞布。

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她广开告密之门，重用大批酷吏，培植亲信死党，杀戮李唐宗室。监狱中人满为患，流放者相望于道。她把一批批贪官冗吏提拔上来，又像割韭菜一样，一批又一批地杀掉。总之，武则天为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竭尽了全力，而这种为了保持一己之私欲所做的种种努力却使不少人家破人亡，大批的人头落地。她要稳做皇帝，却使国家动荡不安，百姓们流离失所，朝士们人人自危，这个代价岂不是太高了吗？有人却说什么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上乱而下不乱，这真是天方夜谈式的神话！想一想古今中外的动乱吧！上乱下必乱，上下乱则天下大乱，说上乱而下不乱，不过是为武则天政治进行辩护的自欺欺人之谈。

武则天在她的统治中，不遵守一定的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纲领，所谓“建言十二事”不过是一纸空文。被人誉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期，实际上是上不及贞观、下不及开元，而这个时期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是武则天的统治使李唐王朝的这一时期在历史上黯然失色。武则天把封建社会的皇权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深深地陷入了权力的渊薮而不能自拔。当镇压之剑已经挡不住冲天的积怨时，她座下的火山便爆发了，火山岩浆终于淹没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女人。

鹦鹉回春梦，日落草萧萧。武则天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她卧病之际，发生了有太子参加的五王政变。她自知回天乏术，只好无可奈何地回到李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十二、余论

写到这里，本传应该结束了。但是，武则天是一个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她曾经享有极高的评价，我这篇传记又似乎把她贬得极低，不免使人产生疑窦。我认为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必求统一。本传没有想给武则天盖棺定论。武则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从来就没有定论过，我想今后也不可能被定论的。在四川广元民间就分两大派，一派颂扬武则天，一派颂扬李贤太子而否定武则天。本传着眼点不在褒与贬，而只是从她如何发迹称帝到败落这一历史过程作一叙述。由于武则天以女人干政在封建时代必然走着不平坦的道路，她必须付出比正统的男性更高的代价，表现出更残忍和狡诈的权术才能成功，所以如实地叙述，形诸文字就仿佛似用意于贬了。

那末，读者会问，到底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如何呢？是不是唐代的盛世？整个中国古代史，从来就没有太后干政而有盛世的时代，当然武则天不能例外。前面已经明确指出，武则天时代上不及贞观，下不及开元，本来在她那个时代是大有作为的，正由于武则天干政带来了盛唐政治的黯然失色。不过话又说回来，武则天正因为生活在盛唐之世，她也受到盛世之风的影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就是写本节余论的原因。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如何看待武则天在政治上的积极的一面。

在武则天统治的四十多年里，总的说来，没有出现过特别大的动乱。徐敬业的起兵，很快被平息，表现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此后，社会一直较为安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她主张“劝农桑，薄赋徭”（《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注意兴修水利，粮食生产受到重视，含嘉仓等储积丰实，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据《唐会要》卷八十四《户口数》载，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时，全国为三百八十万户，到武则天去世的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则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零点九一，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比较突出的。

武则天在用人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她虽然培植亲信，重用酷吏，大设冗官，但为了巩固自身政权的统治，也重视选用人才。武则天曾多次下《求访贤良诏》，认为“道莫贵于求贤”（《全唐文》卷九十六）。她亲自面试考生，首创殿试，用“糊名”的办法防止科举考试的作弊。她开“南选”，有意选拔岭南及黔中等偏僻地区的人才。她开“武举”，为国家选拔军事人才。在她的努力下，一大批优秀的文臣武将都为她所用，文官如狄仁杰、姚崇、宋璟，武将如黑齿常之、娄师德、郭子仪等都是一时的人杰。她的这种用人政策，在客观上打击了大地主和豪强，帮助了庶族地主的兴起。

在武则天时期，西部和西北部的吐蕃和突厥的入侵和骚扰，使唐朝的边疆很不安宁。公元650年，松赞干布病死，吐蕃从此便不断挑起战争。公元663年，吐蕃强行吞并与唐朝友好的吐谷浑，并侵占唐西域十八州，唐朝被迫从安西四镇撤兵。公元679年，多年依附于唐的东突厥也聚众叛唐，他们并吞了西突阙余部，对唐朝的边疆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武则天坚决打击，毫不妥协。她先后派黑齿常之、程务挺、唐休璟、王孝杰等大将领兵，多次击退了吐蕃、突阙的入侵，收复了安西四镇，并分别设置安西、北庭等都护府，加强了防御力量。正因为有效地击退了外族的侵犯，才保持了一个比较和平的国内环境。她还让军队在边疆屯田，既巩固了边防，又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武则天在个人品德上值得称道的是她知过能改，勇于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们知道，武则天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长期施行酷吏政治。在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废太子李贤案算起，至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把酷吏来俊臣送上断头台止，酷吏们在十五年的时间里滥施淫威，搞得人人自危，但真正惩罚酷吏，并且最后放弃了酷吏政治的，也是武则天自己。著名的酷吏来俊臣、丘神勣、索元礼、傅游艺、侯思止、王弘义、周兴、来子殉等人，均是武则天下令杀掉或流放的，大肆屠杀流人的万国俊等六道使也受到了武则天的严厉制裁。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重新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也改用了一批反对酷吏的魏元忠、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等人，酷吏政治基本结束了。武则天本是想立武氏子孙来继承武周王朝的，但由于人心思唐，她最后仍不得不重立李显为太子。武则天再次改变了自己立储的主张，消除了不安定因素，不失为明智之举。

武则天作为一位政治家，还具有大度的气量。当她的男宠薛怀义因乱闯南衙，遭宰相苏良嗣痛打之后，武则天非但没有处罚苏良嗣，而是告诫薛怀义说，南衙是宰相出入的地方，叫薛怀义今后改走北门。骆宾王替徐敬业写的《讨武曌檄》把武则天骂得狗血喷头，但武则天读后却被骆宾王的才气所慑服，她甚至批评，“这是宰相的过失，如此人才，为何未用。”再如武则天重用的上官婉儿，其祖父上官仪、父亲上官庭芝都是被武则天杀掉的，但武则天爱才心切，长期用之不疑。设想武则天如果缺乏广阔的政治胸怀，她的数十年统治也是很难维持的。

最后说一说武则天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她爱好文学，《全唐诗》保存了她的四十六首诗，《全唐文》中留有她的文章六十八篇，她的书法也颇有造诣。尽管这些诗文中不乏他人的代作、拟作，但由于这位女皇帝的提倡，武则天时期的文坛还是相当繁荣的；虽然不乏沈俭期、宋之问那样的宫廷文人，但也出现了陈子昂、刘知几等大手笔。沈即济就曾指出：“太后（武则天）颇涉文史，她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昌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以成风。”（《通典》卷十五《选举三》注）

乾陵前高大的无字碑上，刻有明代无名氏的一首诗：“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说明武则天也受到了后人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