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街区的一个没落武士家庭。由于日本孕妇在胎儿隆起后有束腰的习惯，加之不足月份，所以他出生时很瘦弱。他的父母冈村宁永夫妇此前生过一个儿子，却夭折了，他们担心这个孩子仍然活不下来。在给这个孩子起名时，宁永取自己名字里的“宁”字，再加一个表示顺序的“次”字，就是冈村宁次。

传说这个家族的祖先是明初的开国第一名将徐达，明亡才流落日本，所以从冈村宁次4岁开始，宁永夫妇就教他认一些简单的汉字，并规定他每日作息时间和识字进度。1890年3月，冈村宁次入坂町小学，开始了长达8年的小学时代。1897年，13岁的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着名的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由于该校当时的收费较高，所以冈村宁次仅仅在此读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1898年9月，冈村宁次身穿草绿色军装参加了入学典礼，从此迈出了他军人生涯的第一步。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士毕业。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一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的冈村宁次，怀着为天皇建功立勋的迫切心情，恨不得马上驰骋疆场。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上司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于翌年4月将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步兵第四十九联队，作为新编第十三师团的一个小队长参加库页岛战役。

1914年8月，被上司调到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工作。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山东青岛。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由此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冈村宁次赴青岛不久，被时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助手，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的工作。这样，冈村宁次在北京青木顾问处一干就是4年多。1919年7月，冈村宁次终于返回日本。他的新职务是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从事沟通军队与国民之间的“感情”和处理军方对国内民众的宣传事务。在新的职位上，冈村宁次不遗余力地为争取陆军的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摇旗呐喊。

1921年作为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在东久迩稔彦引见下参拜了皇太子裕仁，并替裕仁搜罗驻外武官作为党羽，同年10月27日在德国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立誓打倒军队中的长州阀元老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势力，拥立太子即位，这就是日本史上着名的三羽鸟之盟。这一天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其实，巴登巴登聚会还有第4个人——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可是在巴登巴登他只是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的小喽罗。除了在巴登巴登这4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这就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宾松井石根、北京武官矶谷廉介。这11人就都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在纪律严明的日本军界，这几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们背后阴影里是那个在日本神一样存在的昭和天皇。这就不难解释日本一系列所谓的“下克上”事件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的原因所在。当被称为太阳鸟的“三羽乌”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笼罩整个东亚大地。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的大地震。9月3日，日本政府为抗震救灾和维持秩序，遂成立关东戒严司令部。刚晋升为中佐的冈村宁次被临调该司令部宣传情报部，负责戒严期间的新闻检查。冈村宁次并不满足于宣传工作。经过频频活动后，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参谋本部上海驻华武官的调令。

冈村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颇有“实绩”，在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日本厂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他巧妙地利用英帝国主义分子打头阵，制造“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陆军本部总是指定他来主持。在江浙战争爆发时，他把军事间谍派到双方的军中去当顾问，自己成了战争的总导演，想打就打，想停就停，以此检验双方军队的作战实力。后来只是在福建的孙传芳部突然出兵，奇袭卢永祥才打乱了他的计划。他便去当孙传芳的顾问，看着这只小小的军队迅速膨胀成为五省联军，又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败，在一片混乱中，他偷盗了孙传芳的军用地图躲进了日本长江舰队，又被奖励了一大笔资金。这期间他公而忘私，家庭屡遭不幸，先是他的次子武正在上海得了猩红热，不幸夭折。不久其妻子理枝也在东京病逝。他回国不久，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日本陆军悍然出兵济南，到1927年8月15日，冈村宁次终于接到了大佐联队长的任命，但这次虎头蛇尾的出兵济南除了证明日本军队的残暴外没有任何作用，国际上的一片反对声使他还没有踏上大陆就准备打道回家了。

1932年，为了转移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对东北的关注，他派遣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出兵中国上海。熟悉上海情况的冈村宁次于2月26日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3月6日晨，姗姗来迟的冈村宁次抵达上海，但淞沪战事已基本结束了。4月1日，他转任为临时军事调查委员长，同时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48岁，他任军事调查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粉饰日军侵略上海的行动。5月5日，中日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尽管日军取得了在上海的种种特权，但冈村宁次还是对协定的内容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对中国“让步”太多。

1932年8月19日，冈村宁次有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来关东军就任后，面临所谓“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他口里的“土匪”，其实是指我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因而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冈村宁次先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所谓“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

1932年9月，日伪统治者发布了由冈村宁次等人参与炮制的《治安警察法》，随后又颁行《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把义勇军污蔑为“叛徒”、“盗匪”，可以格杀勿论。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在实权人物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关东军50000人马以“步步为营，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分地域逐次展开，向义勇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1933年春，在以武藤、小矶和冈村为首的关东军的疯狂围剿下，东三省的各部义勇军，除少数坚持斗争外，绝大部分先后被剿垮，无数义勇军战士为反抗侵略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3年5月30日，冈村宁次作为日本关东军代表与何应钦派去的代表熊斌在塘沽举行正式停战谈判。这次谈判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将事先拟好的侵略条件强加于中国、强迫中国接受的一个仪式而已。最后，冈村宁次终于拿到了令他满意的《塘沽停战协定》。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所签订的这个协定，其实质在于强迫中国方面承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等于认可华北平津地区是第二个“满洲国”。同时非武装区的确定，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打开了通路。

1938年6月，时任第二师团长的冈村宁次接到军部调令，组建第十一军，并任该军司令官，负责攻略武汉地区。6月12日，由台湾人为主组建的波田支队攻占安庆，接着在海空军配合下突破马当要塞，沿路打垮十几个杂牌师，7月26日占领九江，完成了战役序幕。8月1日，冈村宁次正式下达进攻命令。当时，他手里有3个师团一个旅团，还有2个师团在增援中。他决心以波田支队镇守，以第6师团沿长江北岸而上攻武汉，集中2个师团沿南浔线攻取南昌，然后西进大迂回至岳阳，切断合围陈诚第六战区的27个军。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先是101师团被中国军队引诱偏离了进攻主线，一头扎进西部山地和中国军队拼起了消耗，接着准备迂回薛岳兵团后方的106师团又因为迷路而被中国军队包围，伤亡惨重。冈村用增援的2个师团解围后，不得不重新修订自己的作战计划，放弃了大迂回战略，改用第6、第9、第27共3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沿江而上，在海空军的支援下，突破田家镇要塞，击退沿途的张发奎、李品仙两兵团，终于在10月26日抢先冲入武昌。

1939年4月，他抢在中国军队发动四月攻势之前，发动了以夺取南昌为目标的南昌会战。面对罗卓英集团的10个军20万人和横在进军道路上的三条宽阔的河流，他不惜违抗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元帅的意志，力主用101、106两个连吃败仗的软弱师团作主力，具体战术上他在3公里宽的突破口上集中了250门重炮，并集中了130辆坦克在空军的掩护下作为先锋单独突破，结果七天就占领了南昌。

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建立汪精卫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刺激重庆国民党政权，逼其走上绝死抗战的道路。他反对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担任各级官员，而主张以华制华，要给中国人以“尊严”。他提出“讨蒋爱民”的口号，不断分化抗日势力。当时他了解到日本军队发生了强奸案，军法官以证据不足和对方未告发为由替犯罪的军人辩护，他勃然大怒，以战争期间哪有弱势的被害人敢告发为由严惩了罪犯。1939年夏季，冈村宁次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对中国第五、第九两战区施以政、战谋略的方案和指导大纲。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军事和派遣特务等各种手段，策反杂牌军，孤立以黄埔军校少壮系为主的中央军，然后歼灭中央军。其计划要领是：一、对第五战区的敌军（指中国军队），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队反叛，借此使全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其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良机进行工作。二、对第九战区之敌（指中国军队），可对四川军及游击旁系军施以怀柔工作，对其他军队（直系军以外）进行积极的谋略宣传，引导其丧失战争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三、任务分担：第6师团对杨森军策反工作；第33师团对王陵基军策反工作；军特务部担任对五战区的四川军的策反谋略工作，为此应接受有关师团长的援助。在大力开展策反工作的同时，冈村宁次又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将第九战区的中央军列为武汉日军的打击重点。大纲的中心意图是：以奇袭手段，尽量在短期内歼灭中央军。

接着在5月和9月他又发动了对中国第五战区的襄东进击战（随枣会战）和对第九战区的湘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襄东进击战他3个师团一个骑兵旅团面对李宗仁20个军30万人，湘赣会战他4个师团对薛岳52个师。共同的特点是，在宽大的正面上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消灭对方骨干兵团为目标（在江北是汤恩伯军团，在江南是关麟征集团），不以占领地域为目标，速进速退。均因作战兵力不足和作战地域限制而没能完成任务。这表明日本军队已经陷入了他们最害怕的持久战中。

冈村因此对大本营总参谋部的限制扩大作战地域的方针大为不满，也不认为板垣征四郎的诱降会有作用，他上书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他要求大举增兵一逞，但由于他的上书和日本的大方针有冲突，他被调离前线，回日本当军事参议官，做了一年冷板凳。

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当时，华北方面军人员245万名，马匹52万头，重炮740门，汽车8000辆，各种弹药和粮秣备有一月有余，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战略集团。他在北京郊外的翠明庄，集中一段时间分析了前任失误的原因，认为：华北方面军历来高度分散部署兵力，平均每3平方公里才2个人。由于缺乏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的防御。日军如不主动讨伐、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进行工作，充实其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向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因此，日军施策的目标，应是采取主动进攻的有计划的措施，要划分地域，限定时间巩固治安地区，隐蔽准治安地区的兵力，有计划进入治安地区，并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区挺进，使之向准治安区发展。最终目标是把华北1亿民众拉到日方。按照这样步骤去做，既不宜急于求成，也不可坐失时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战法。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因此决不能放松对八路军的打压。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日军实际控制地区由10%提升到70%。他判断是否是治安区的标准很简单，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第一、绝对见不到姑娘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第二、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第三、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