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中国参加协约国共同出兵远东为参战军。中国派驻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九师组成驻崴(海参崴)支队，以该师第三十三团团长宋焕章为支队长，率领该团第一营营长刘春台、第二营营长苏炳文两营官兵附以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机关枪兵各一连，为混成支队。1918年初驻崴支队自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山海关、沈阳、长春、哈尔滨到达绥芬河站进入俄境。支队司令部驻双城子，步兵第一营担任双城子至意满站沿线护路任务，步兵第二营担任绥芬河以东至海参崴的护路任务。营部和炮、工、辎、机关枪连均驻双城子，骑兵连驻伯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崴支队撤回牡丹江、一面坡等处，后回北京归还第九师原建制。苏炳文编充该师第三十六团第一营少校营长。

1920年7月4日总统徐世昌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逼迫，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等职务。段祺端立即组成“定国军”，派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指挥皖系边防军准备向直系迎战。直皖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指挥部队逼近北京，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战皖系军队于河北涿县杨村一带。7月18日皖军一败涂地，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避匿日本使馆，从此北京政府落入奉、直军阀手中。8月苏炳文为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收编，改称为京畿卫戍司令部卫队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起，奉系败退关外。苏炳文虽非奉系，然是东北籍人，王怀庆因此免苏职，7月调为北京热绥巡阅使署中校参谋。苏坚决辞职，南游长江流域，采风问俗以广见闻，而后乘轮赴闽，于福州晤旧友第三旅旅长刘春台。刘原系“模范团”的连长，亦是驻崴支队的营长，旧友相逢至为欢洽。1923年9月，苏炳文留闽任陆军第三旅上校参谋长，半年后调为第一团团长。1924年春孙传芳与王永泉发生内战。苏辞职北归。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起，苏因反对内战隐居不仕。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苏炳文应奉军郭松龄军长之邀，回东北故乡服务，于秦皇岛任东北镇威军十二旅上校参谋长。1925年11月郭松龄在滦州反奉，回师沈阳，苏炳文升任东北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参谋长，奉郭松龄之命，去营口准备渡辽河迂回沈阳，迨至营口时郭松龄已于新民白旗堡兵败身亡。郭部为张学良改编，任苏炳文为第六旅上校参谋长。此旅是张学良最亲信的嫡系部队，由此得以接近张学良。1926年春，奉军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入关西进，攻至滦河历久不能通过。张学良特派第六旅由迁安方面偷渡滦河，挺进龙山，威胁冯之侧背，大奏奇功，冯军败退，因此得张学良的赏识，是年5月调任该旅第八十五团上校团长。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举行北伐。北方军阀合谋对抗北伐军，苏炳文在张学良指挥下，进驻河南阻止北伐军北上。1927年春，奉军一部被围于郑州，第六旅星夜驰援。解围后，进抵上蔡迤北之西洪桥，与张发奎之第四军作战。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进攻下，奉军战败，被迫退师河北。未几，苏以战绩升为第六旅旅长。1928年1月改编，苏任第十七师师长。适奉晋战争爆发，傅作义任晋军阎锡山部师长，奉阎命由山西出兵占据涿州。苏炳文师驻山东馆陶县，奉调围困涿州，达3月之久。傅作义孤军无援，困守涿州城内。苏炳文与傅作义系保定军校同学，张学良特派苏炳文前往劝说，涿州之战得以和平解决，苏炳文由此益得张学良的信任。

1928年春苏炳文奉命由石家庄向西攻平定，作战数月，向滦东转进。是年6月4日，张作霖因关内作战失利，撤退关外，专车行至沈阳皇姑屯铁路桥下，被日军预埋的地雷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之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派苏炳文为中将参谋长兼国防筹备处处长和黑龙江省政府委员，驻防齐齐哈尔。是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任命苏炳文为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公署参谋长和省政府委员。

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当时苏军突然袭击，驻满洲里的东北军十五旅旅长梁忠甲被俘，旅附魏长林阵亡；驻防扎赉诺尔的东北军第十七旅旅长韩光第和张季霎、林选青两团长也阵亡。大兴安岭以西之地，全被苏军占领。苏炳文多次奔走沈阳面谒张学良，出谋献策，斡旋和平，运筹解决方略。后经蔡运升两次赴伯力与苏联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和平协定(即伯力条约)，苏军退走，东北失地得以恢复。

1930年3月梁忠甲病逝，苏炳文继任十五旅旅长，兼海拉尔镇守使，后调任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和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是时地方凋敝，人民生活困难，被俘官兵归来士气低落。于是整军经武加强训练，对内安抚人民恢复生产，对外恢复友好和睦邦交。是年冬十五旅调巴彦，以省防军第二旅归苏炳文指挥，仍担任哈满护路司令，积极训练，巩固边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苏炳文支援马占山将军抗日。当时将其驻满洲里的步兵团调到嫩江桥，协助马占山作战，抗击日军。苏在海、满一带积极进行抗日活动，首先成立学兵连，收容有志青年学生百余人施行军事训练；继之成立步兵第九团，扩充抗日队伍；还以留德学兵工的刘绍复为领导，将沈阳兵工厂流亡的技工与青年百余人，成立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兵工厂。凡由沦陷区逃来的爱国志士，均欢迎接待，安置在救国后援会工作，颇得人心，但深为日伪仇视。日伪迭次邀请苏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会，亦拒不前往，日伪威胁利诱俱归失败。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高举义旗，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在嫩江西岸坚守阵地，誓死抗日。日伪部队屡次进犯，均被击退。敌遂用数倍之兵力，陆空协同大举进攻。其步兵第一团高峻岭团长率部对进犯之日军迎头痛击，日军伤亡数十人始稍后退。次日日军增兵千余人，步炮联合向我阵地猛攻，敌机轰炸我阵地，激战两昼夜，高团长背部及右臂负重伤，中校团副唐忠信、少校团副孔庆麟同时负伤，第二营营长杨传绪阵亡殉国，连、排长伤亡者十余人，士兵伤亡数百人，但士气旺盛，视死如归。苏炳文亦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并慰问伤员，鼓舞士气，敌忾同仇。

11月中旬嫩江封冻，日军以松木直亮第十师团为主力，以股部骑兵旅团为先锋，附以装甲车、坦克，并以飞机助战，向我嫩江西岸阵地大举进攻。我军于富拉尔基一带阵地激战数日伤亡惨重，乃转移至朱家坎、腰库勒二线阵地，并将前方铁路破坏。苏炳文的这支抗日部队，在北大荒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孤军奋战，终至弹尽粮绝。迫不得已，于1932年12月4日夜，苏炳文率领军民4000余人，由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日军迭向苏联交涉引渡，苏联引用国际法，严词拒绝。

1933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苏炳文所部分三路回国：第一路是随军撤退的民众于1933年2月17日夜乘专车离多木斯克经海参崴换乘智利无恙号轮船，3月16日抵天津塘沽转北平，由北平市政府安置工作；第二路除高级将领外，编成东北民众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吴德林被留下(苏炳文将军拟随行未能如愿)，2月22日离多木斯克，3月8日抵新疆塔城，4月初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参加新疆之保卫与建设；第三路苏炳文与马占山、张殿九、李杜、王德林、孔宪荣等将军由欧洲回国。4月14日苏炳文、马占山将军等20余人离多木斯克，经莫斯科、波兰于4月18日上午9时抵柏林，中国驻德公使刘文岛同全体馆员、留德学生及侨胞等多人到站欢迎。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出国，抵意大利罗马后，电邀苏炳文、马占山、李杜前往晤叙。苏炳文等3人抵罗马，与张学良聚会3日，国破家亡异域相逢，不禁唏嘘。张学良对苏等说：“我不能久居海外，不久即将回国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你们赶快回国，重整旗鼓，以期再战。”苏炳文马上唯命是从。

七·七抗日战起，苏炳文屡次请缨杀敌，均未如愿。1938年5月苏被任为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8月任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第三团主任委员，巡视鄂、赣、湘、桂等省。其实这也是走形式，没有效用。1940年1月该团撤销，苏炳文隐居重庆。

抗战胜利后，苏炳文随国府迂回南京。1946年3月回北平省亲，国民党当局认为苏不满现状，思想异动，于4月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命令苏炳文退休。

1917年秋，苏炳文归新民故里，筹备资金创办集体工厂，以维持生活。1948年春，卫立煌电请国民政府委苏炳文为东北“剿总”司令部总参议。当锦州解放、辽西兵团崩溃之时，苏炳文与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过去有隶属关系，策动其部队起义，奠定和平。彼因环境困难，未克如愿，为避免双方牺牲，糜乱地方，涂炭人民，损失物资，破坏工厂起见，决定停止作战，放下武器，自动投诚。11月1日苏炳文偕周福成离开中国银行之司令部，至世合公银行休息，2日赴解放军报到，转至将官招待所。7日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等于铁路宾馆设宴招待。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体有了深刻的了解，虽是衰朽之年仍愿为人民服务。

苏炳文经过学习后回到北京家居，奉养老母。1954年春，周恩来总理邀请苏炳文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工资200元。1954年11月为中国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是年12月周恩来总理又邀请苏炳文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3月到哈尔滨任省体委主任，同时为黑龙江省第四届人民代表。苏炳文旧地重临，努力工作，鞠躬尽瘁，以资图报。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后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仍为省政协委员。

1975年5月22日病故于哈尔滨黑龙江省医院，终年84岁。

相关事件简介

皇姑屯事件

1928年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抵挡不住国民党新军阀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而此时，原来张作霖的后台日本却对他日益不满，原因是日本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可张作霖却不愿满足日本在东北得到的权益。这次张作霖回东北，日本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却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不治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事件前奏

（一）日本内部帮派矛盾引杀机

1916年4月，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掌握着奉天省的军政大权。这时候，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这些看法都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以日本参谋本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为首的一派认为，要实现满蒙独立，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叛匪。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其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成员大多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借日本之力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另一方面，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日本这两派势力互不联系，在东北和蒙古各自活动。

早在1915年夏，日本人土井、川岛等人乘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机会，利用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巴布扎布为主要力量，策划“满蒙独立运动”。计划开始付诸实施时，在中国的一些日本外交官却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搞独立风险太大，如不成功，会使日本丢脸，不如改用张作霖来搞，更为妥当快捷。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川岛等人因此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然后乘乱杀入奉天城，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1916年5月，日本土井少将接到除掉张作霖的密令，马上来到奉天满铁附属地，纠集日本浪人伊达顺之助、三村预备上校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以便伺机行动。

（二）第一次投弹不识庐山真面目

1916年5月27日，机会来了。这一天，日本天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国返回日本经过奉天，张作霖要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他特率部下汤玉麟等乘5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

送走“贵宾”后，张作霖在归途中路过小西边门，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但是，暗杀者没有见过张作霖，看见汤玉麟煊赫的气派，就把炸弹投向了他。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三）第二次投弹仅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头脑很灵敏。情知有变，立即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然后在四周马队的保护下，从小西边门背胡同，穿过大西边门绕道奔回将军署。

当张作霖乘马飞驰经过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由于张作霖飞马疾驰，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飞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倒是安然无恙。那个刺客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张作霖赶回了将军署，他的那匹马已经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门卫知道出大事了，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也被紧急召集起来，整个将军署如临大敌，处于戒备状态。

（四）日本人来慰问了

略受轻伤的汤玉麟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放下心来。很快，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日本人想来看看这次炸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