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穿着一身白衬衫、一条军绿色裤子和一双黑布鞋走进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室的，陪同他的是方毅、胡乔木和刘西尧。

邓小平看着这些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们，心情激动。三十二位科学家看着邓小平，心里也很激动，所以这一刻的掌声响了很久。

苏步青激动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感谢您还记得我。

邓小平说，苏步青，独步数学领域，闻名久矣，我怎敢忘？一会儿要听您的高见啊！

站在苏步青旁边的王大珩，也早就做好了握手的准备，手举得老高。当邓小平走到他面前时，他赶紧伸出双手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连声称谢。一旁的方毅介绍说，王大珩，著名的光学专家，是被王恩茂书记用警车开道送来北京的。

一听这话，邓小平松开紧握王大珩的双手，退后一小步，郑重地向他鞠了个躬，语气凝重地说，王教授，您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您道个歉。

王大珩愣住了，甚至全场所有的与会者都愣住了。邓小平这一鞠躬，所包含的政治意味与感情是多么的丰厚啊。

忽然而至的掌声是如此热烈，而且许久都没有平息。最后，是在邓小平的多次恳求下大家才陆续就座的，使这个重要的会议开始举行。作为会议主持人，邓小平在会议开始时就说，今天请大家来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大家都是党中央请来的客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少数人认识，多数人是闻名未曾谋面，大家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专家学者。我首先要说的是，这些年，大家都受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道歉。

邓小平再次起身，认真地向大家鞠了个躬。顷刻间，会场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邓小平在先后鞠了两个躬之后，才带领大家进入了座谈会的主题。他告诉大家，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问题就从一句话说起，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究竟从何着手？赶超，某些领域是超，某些领域是赶，要赶上当时的水平，某些领域是接近。任何时期，要在任何领域都超过人家，恐怕不可能。总的水平至少要接近。前一段，我没有工作，一个人胡思乱想，也找少数同志谈了一下。

邓小平接着又讲了一下自己对于科技和教育事业的看法。他认为，中国要搞现代化，必须从科研、教育着手；不从科研、教育着手，赶超是句空话。

他把第一天讨论的重点定为：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赶超的要求？主要包括学制、教材和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和具体措施。

说到这里，邓小平环顾四周，见大家都低着头，竟然没有一个人作出响应。他似乎有些吃惊，但随后便慢慢明白了，这十年“文革”对知识界的禁锢实在太厉害了，尤其是在座的一些老科学家，可以说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已经逐渐养成了对一切闭口不言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时恐怕还难以改过来。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几年前，周恩来曾经开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会，当时与会的不少知识分子都以为看到了希望，可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失败。这次的会议是否与上次会议有同样的结果？大家心里没底，所以一时都没有开口。

邓小平看着大家的神色，见一个个都很激动，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但环视一遍后，等到的却依然是沉默。邓小平心里想，万马齐喑的原因，不在他们，在于我们，这十年的政策真是害人啊。

邓小平这时候就笑了笑，提起声音鼓励大家说，今天，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一定长篇大论。“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厉害的，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对科学、教育，对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别的，可能还容易赶一点。科学，特别是教育，要抢时间补课，抢回损失，恐怕要花的精力更大，因为这东西要从小学入手。可不可以要求五年见初效，十年见中效，十五年见大效？

这时候，邓小平再次请大家发言，会场依旧一片寂静，无人起身回应。邓小平把目光转向坐在前排的几位专家，向他们投去一种渴望的目光。可是，这几位专家所采取的办法却是回避，纷纷低下头去。

面对这样异乎寻常的冷场，邓小平心里有一种近乎“绞痛”的感觉。他看看方毅，方毅脸上也有一些茫然；看看胡乔木，胡乔木紧皱着眉；看看刘西尧，刘西尧有点张口结舌的样子；最后看看田志远，田志远握着自己的手腕。

邓小平低头想了一下，再一次站起来，双手抱拳对大家拱拱手。他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说，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但是同志们，你们也知道，国家现在的局面太危急了。我们落后世界发达国家太多，如果再不奋起直追，亡党亡国也不是不可能。

邓小平顿了顿，继续说，“四人帮”污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我清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识大体、顾大局的。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家危难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传统。中央分工，我自告奋勇，管一管科学、教育，外行管内行。我是外行，管你们内行。方毅同志同我一块儿搞，具体事情他做，我的任务就是“放点空炮，助点威风”。

听到这里，会场的气氛活跃了起来，与会的专家们开始窃窃私语。邓小平见自己的话起到了作用，便继续说，大家在这里发言，不用有任何顾虑。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十次都可以，插话也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以讲。这里没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要丢掉。

说到这里，后排有位专家犹犹豫豫地站起来，小声问了一句，“鞋子公司”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笑了，解释说，今天是朋友相会，在自己家里，可以宽松些，不拘礼仪，不拘小节。有的人年纪大了，穿着皮鞋出来开会，时间长了不舒服，怎么办？所以我说，鞋子公司可以丢掉，可以放松一些，大家不反对吧？

会场上顿时响起一阵笑声，气氛完全轻松了。邓小平于是点将说，苏老，您是一九〇二年出生的，比我大两岁。外国人评价说，您是中国的数学之王，那就请您带个头吧。

苏步青起先愣了一下，然后迟疑地站了起来。邓小平一见这情况，赶紧走过去请他坐下说。苏步青坐下，接着马上又站了起来，看着邓小平，竟有些不知所措。

邓小平知道他激动了，笑着说，苏老，别着急，坐下说，想到一点就说一点。

苏步青坐下，轻舒一口气，整理一下思绪，鼓起勇气说，我是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也被拆散了。现在让我讲道理、提方案，我讲不出来。既然小平同志让我说，我就说说具体的问题。

苏步青介绍说，搞科研，别的条件且不说，首先得有搞科研的人，有个队伍。“文革”前，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十八个人，都是精兵强将，人称“十八罗汉”，但基本上全是四十至五十岁的人，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科研人员几乎是空白。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有活力，有冲劲，如果年轻的时候理论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

想起曾经的辉煌，苏步青竟一时感伤起来。

您的“十八罗汉”呢？邓小平问。

苏步青无奈地说，都被拆散了，那时候不让搞科研，把人都派出去。十八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现在只剩两个人了。我成了光杆司令，想搞科研也没法搞啊。

苏老，被拆散的人还在国内吗？您有名单吗？

都在国内，有名单，苏步青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张名单。这是他开会前就准备好的。

田志远上前，接过名单，转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一下，随即转交给方毅，嘱咐方毅十天之内必须把名单上的十六个人都请回来，调回原科研岗位。方毅说好，好。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邓小平想了想，又补充说，不仅原来的人要恢复，还要选拔招收更多的年轻人。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过几年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

看到邓小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安排好了自己的工作，苏步青大喜过望，颤抖着声音说，您这么说，我的信心更强了，数学所一定能再搞起来。

苏步青起了个好头之后，会场的气氛骤然活跃。与会者纷纷站起来，都想发言。坐在第一排的王大珩四处瞧瞧，见大家都站起来，他也坐不住了，赶忙起身。

邓小平看到王大珩站起来，便关切地询问：王教授，一天鞍马劳顿，休息好了吗？你谈谈吧。

王大珩见会议的主持者这样点名，就再也顾不得什么了，痛痛快快地讲了自己想说的话。他说，小平同志啊，过去这几年，“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我实在是深有体会的。他们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还说我们“光机所”是被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派把持的，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在“光机所”，被隔离审查的有二百一十六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的有一百多人。

王大珩的这一炮一轰出，很多专家的眼眶里都浮起了泪花，一时间会场嘈杂一片，有人甚至不等主持人点名就直接站起来大声发言，揭露了各个省市科学教育界的重大冤案。譬如，长春“光机所”的冤案，就不仅仅牵涉吉林，还株连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等地的科学教育界，几千人都受到了影响。

邓小平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像吉林“光机所”这样动不动就把人送看守所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为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罪大恶极的头头，要依法严办，绝不姑息。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王大珩仍然紧锁着眉头。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又对王大珩说，你肚子里还有什么话，你就再说。

于是，王大珩就说出了“所有知识分子头上都悬着一把剑”的担心。依他看，这把“剑”威胁着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

说起这把“剑”，起因是一九七一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搞了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作出了“两个估计”的定性，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纪要》后来经毛主席圈阅下发给了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

这把“剑”寒光闪闪，剑锋到现在为止还很尖利。在全国很多地方，剑槽里至今还滴着血。

王大珩提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知识分子将永无翻身之日。王大珩说到这里，看定邓小平，他期待着邓小平的定夺。

话音一落，原本热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刘西尧看形势不对，赶紧打破僵局说，王教授，不要太激动了，还是说些具体建议吧。

王大珩态度坚决地说，刘部长，我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进了一次监狱，就不在乎还有第二次了。小平同志把我从监狱里请来开会，我就没有理由不说真话。小平同志，恕我直言，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知识分子是翻不过身的，是难有用武之地的。

此言一出，会场再次陷入寂静，王大珩看大家都没有反应，有些急了，便指着刘西尧大声说，刘部长你是当事人，你当时就对“两个估计”提出了疑问，结果你受到了张春桥的迫害！

这时候刘西尧便愣住了。

说实话，这“两个估计”是刘西尧心里的一块禁区，不可触碰。“文革”期间，他因对“两个估计”提出质疑而受到过张春桥的迫害。他当然对这个问题是很有话要说的，但这偏偏就是“禁区”，“禁区”的边界是毛主席亲手划的，毛主席定下的界限谁敢去突破？就是现在，也远远没有到突破这个“禁区”的时机。王大珩提出的这把悬在半空的“剑”，是难以插回剑鞘里去的，就连此时坐着的邓小平，也一时没有吭声。

刘西尧知道邓小平很难，即便是举办这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邓小平也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在这种敏感问题上，千万不能让邓小平再蒙受危险的政治压力了，他毕竟才复出几个月。视他为“复辟”的力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还很有势头。于是，刘西尧想，这个会议不能再纠缠“两个估计”了，缠住这个问题就无边无际了，还是赶快收缩话题，聊一点务实的东西为好。他便和颜悦色地提醒王大珩说，老王啊，你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嘛。

王大珩语塞，不作声了，而会场的议论声却嗡嗡嘤嘤一直没有止歇。

这时候，邓小平觉得自己应该说话了。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回避。这确实是一个攸关全局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邓小平知道，这一刻，所有与会的专家都在看着自己，方毅、胡乔木、刘西尧，还有那个小田，此时都在看着自己。不仅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所有的中央高层、党政军各界的负责人，都将就这个天大的话题看着自己。但即便如此，又能怎样呢？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要前进，中国的科技生产力要释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扬眉吐气地工作、创造与生活，都不能绕开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必须说话。

于是，他喝了一口水，又清了清嗓子。

整个会议室刹那间安静得几乎使人心悸。邓小平缓缓地说，“两个估计”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牵扯面很广，情况很复杂。解决这个问题，要由中央做全盘考虑，正式作出决定。在这里，我不能简单地向大家作出答复。

话音一落，众人面面相觑，神情明显地带着某种希望。

而方毅、胡乔木、刘西尧倒是同时松了一口气，觉得邓小平作这样的答复是比较妥当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似乎体现了他的一种政治智慧。他们在这一刻，显然还没有料到邓小平在下面要说出的另一番话，而恰恰是这一番话，使他们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只见邓小平这时候站了起来。邓小平眼观全场，大声说，但是，现在，我可以表达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两个估计”不符合事实，怎么能够把广大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坚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且是做出了贡献的！

整个会场先是惊愕，后来便突然欣喜异常，专家们交头接耳，喜形于色，坐在前排的那个王大珩更是满脸激动。

邓小平看着全场的激动，也看见了呈现在方毅、胡乔木、刘西尧脸上的那种愕然的神情。他知道大家会出现这种种的表情，因为他表达的观点是这样明确。

邓小平看着与会的专家们，继续站着说话。他说，今天，原本还有两位专家受邀参加这次座谈会，但是没有到场。一位是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另一位是科学院的陈景润。他们在干什么呢？李教授正带伤在南京长江大桥的工地上解决大桥晃动的问题；陈景润因为长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研究，身患多种疾病，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一位是老科学家，是建国后十七年科教战线的领导者；另一位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十七年社会主义教育培养起来的科学家。对他们该怎么评价呢？我认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是无产阶级的劳动者。他们不是什么“白专”，而是“又红又专”。所以，我请大家放心，关于“两个估计”，不用多久，中央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