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的高考报名点出来后，夏建国再次确认了一下手中的准考证，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满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他有一种想大声呼喊的冲动。这时，他看到路对面的县邮局，突然想起一件事，快步走了进去。他要用口袋里仅剩的钱，给远在西双版纳的田源挂一个长途。

田源接到夏建国的电话，心里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散。他忙不迭地拉上几个日夜在一起复习而又经常挨大胡子场长训斥的伙伴，一起赶往县里报名。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位经常耷拉着脸的大胡子场长，会坐上他那辆破吉普，一路颠颠簸簸地赶到县城。大胡子场长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县教育局办公楼的楼上时，田源和他的七八个伙伴才赶到十五分钟，一个个正在填表。田源回身看到脸色铁青的场长，心知不妙，赶紧上前阻拦，却已经被场长逼到门边。场长小声对他说，不要怪我不客气，我不是跟你一个人过不去，我是跟这件事儿过不去，你别以为一包北京蜜饯就能把我的嘴封住了。然后，他一把架开田源，冲着教育局的几位工作人员就吼，哪个是招生办的主任？给我听清楚了，本农垦场的职工报名，我们场部还是有发言权的！

县教育局招生办的矮个儿主任笑嘻嘻地说，场长同志，你可能不知道今年的招生规则……话刚说到这儿就被场长打断了。场长吼着说，什么可能不可能，今年的招生规则我全知道，我们农垦场也收到了文件，我咋能不知道？无非是没有“单位推荐”这一条呗，可是现实表现要不要讲？现实表现谁来讲？我们场领导还有没有说话的份儿了？你知道这帮人的现实表现吗？你知道他们当中有人谩骂领导吗？有人打过群架吗？有人偷过老乡的鸡吗？有人无缘无故跑回北京泡病号半年吗？有人上了“反革命事件”的清查名单吗？你们啥都不知道，凭什么就给人填招生登记表？我们场领导没有盖章的权力，总还有说话的权利吧？就凭他们这些人这一个多月来出工不出力，猫在宿舍里天天念叨“abc”，这算是表现好吗？都影响我们团的生产进度了。你让我怎么面对那些在生产一线起早贪黑割橡胶的积极分子？你让我怎么面对我们场里任劳任怨的那些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红旗标兵？我这个做场长的就是要奖励先进，惩罚落后，批判反动，不然我还当什么场长？

大胡子场长一边慷慨激昂地发泄着自己的怒气，一边砰砰砰地把一张办公桌拍得山响，差一点将一只蓝墨水瓶掀翻了。

县招生办的矮个儿主任好不容易逮上机会插话说，场长同志你别光发火，我再给你解释今年的政策……话刚说到这里，眼珠子暴突的场长几乎像一头野猪似的向对方扑了过去，办公桌顿时倾翻了，掉在地上的墨水瓶把七八只褴褛的裤腿都染上了深蓝的颜色。场长与招生办主任互相扭着滚倒在墙角，田源指挥着他的伙伴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两个拉开，也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气咻咻地坐上面对面的两排木椅。县教育局所有的干部都涌进门来，戴眼镜的教育局长耐心地把一份文件递到场长面前，细声细语地说，场长同志，我们县里是很尊重你们农垦场的。你们的前身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撤走以后，你们接收这个摊子也不容易，你们的辛苦我们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个外孙就在你们农垦场的二分场当会计，但是场长同志，今年的招生确实不需要本单位盖章，也不需要单位领导给出品德评语。如果有什么突出政治问题，县里的公安系统会跟我们联系的。请你喝口水消消气，这里有两只香蕉，你吃了吧。

大胡子场长最后是捂脸哭着下楼的，一直到坐上吉普车，他那两只满是泥土的手还没有从脸上移开。报考的年轻人中，只有田源一个人下楼送场长上车。田源趴在已经发动的吉普车窗口说，场长同志，我们这帮人不承认自己表现差，我们“偷懒、泡病号”，都有我们的苦衷。您别老是斜着眼看我们，老天爷给了我们这次机会，我们总是想冲一冲的。冲得上，是我们的“运”；冲不上，是我们的“命”。您老人家就别往死里拦我们了。

吉普车司机见田源趴着车，一直发动着不敢开，只听田源又对坐在车里擦着泪眼的场长说，不过刚才说的那个政治表现，尤其是教育局同志说的那个“突出政治问题”，还有什么“公安系统会跟我们联系的”，倒是叫我心里揪哪。我跟其他几个考生的情况还不一样，我有我的事儿。场长同志，到时候真找到您了，您可得帮我说几句啊，您得放我过关啊。“泡病号”我认了，“反革命”我不认啊。

场长啥话也不说，只对司机大吼一声“开”，司机便一下子挂上了挡。汽车卷着一阵泥土开走了，一直趴在车窗上的田源几乎飞了起来，摔了一个大筋斗。

在慢慢消散的尘烟里，田源一直呆呆地坐在地上，脑子里翻腾着“突出政治问题”这六个字。他不知道这六个字在他的报考途中，会不会是一只异常凶恶的拦路虎，只觉得心里没底。伙伴们跑下楼来拉他，说骨头没裂吧。田源说骨头没裂，心有点裂。

在大江南北一起进入寒冬的时候，全国的高考报名工作也已基本结束。方毅与教育部的几位部长带着一大把数字，兴冲冲地赶往米粮库胡同，要向邓小平报告这个来之不易的报名成绩。

这一群兴致勃勃的客人都没有料到，邓小平竟然会在数字上“加码”。

邓小平靠在沙发上，双眼盯着面前慢慢升起的一缕烟雾，说录取率还是低，能不能想办法再多招一些？

在这之前，刘西尧刚刚兴高采烈地汇报了这样一组数字：全国范围的高考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一共有五百七十万考生，计划录取二十五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四。

方毅与刘西尧对望了一眼，他们顿时感到邓小平对这个“百分之四”的不满意，但是，要多招学生就意味着各方面的设施都要跟上去，显然这是个难题。

刘西尧心里知道，这位已经骑上快马的邓大人，又要挥动他的马鞭子了；而这种“加码”，依目前的情况看，国内的教育系统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他想，必须从一开始就让这位骑者停止鸣鞭。

想到这里，刘西尧就坐正身子直视着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小平同志，我说实话，以现在全国大学的容纳能力，只能招这么多了。

邓小平一听，马上揿灭了他那只还没抽到一半的熊猫牌香烟，声音干脆地说，非常时期要用非常办法。刘部长，想想办法，至少再多招两万人。

这时候，教育部的两位副部长都盯着他们的部长，心里揪了起来。但就在几秒钟以后，刘西尧便干脆地点了头，他说行，我办。

刘西尧心里想，就让小平同志鸣鞭吧。根据以往的经验，很多几乎做不好的事情，都是在他的鞭子响了几下之后奇迹般地完成的。自从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大家已经见证了太多的不可思议。

所以这次，他想，咬咬牙也能够拿下来。

方毅笑了起来，鼓励地朝这位教育部长点点头。

邓小平擦了一根火柴，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香烟又点燃了，显然他对刘西尧的这个比较及时的表态感到满意。而这时候，坐在刘西尧身边的李副部长却开始吞吞吐吐起来，像有什么话要说。邓小平看在眼里，便指着他问有什么问题。李副部长壮着胆子说，据测算，全国马上需要五百七十万份高考试卷，我们已经安排了印刷厂，能够保证质量。

邓小平点点头问，那么你的问题呢？

李副部长说，问题是，这五百七十万份试卷的用纸无法全部落实。

邓小平摇摇头，又开始不满意了，说，这是为什么？偌大一个国家竟然缺高考试卷的用纸，简直莫名其妙。这件事我不管，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看着邓小平沉下脸色，李副部长心里打鼓，但是也觉得豁出去了，这个纸张问题看似小问题，却绕不过去，必须解决。于是他汇报了详细情况，说自己已经连续跑了北京的各大印刷厂，北京确实纸张不够。其他的省可以解决，但就是北京不能解决，因为北京是用纸大户，一年的印刷用纸量是其他省的好几倍，一点富余都没有。

李副部长说到这里，顿了顿，又说，其实，纸是有的，北京库存有更多的纸，但这些纸都不能动。我再三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些纸的用途关乎“最大的政治”，那就是准备用来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这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用的纸，也是每位中国领导者都难以动用的纸，这件事关系到“政治”，甚至也关系到“政治生命”。

李副部长说完这些情况之后，房间里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而邓小平也几乎在同一时刻站了起来，他想接上第二根烟，但手拿火柴，却没有点火。

邓小平一字一顿地说，实在没有纸张的话，就用印“毛选”五卷的纸张印试卷，五卷可以稍后再印。

屋内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心里都盼望着这句话，但又确实担心这句话的后果。毕竟邓小平这次正式复出才半年不到，党内党外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邓小平，有热烈期盼的，有观望怀疑的，甚至有居心叵测的。但偏是这个人，却在自己米粮库胡同的家里做出了移用印刷“毛选”纸张的决定。刘西尧前倾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询问，小平同志，这会不会不妥？

邓小平手一挥，说，“科举”大如天，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一年的十二月十日，尘封了十年的中国高考考场终于大门重启，五百七十万名考生陆续走进了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这些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赶来，其中许多人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还有很多人已经为人父母。他们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心情和奋发的意气而来，争取挤入将在当年诞生的二十七万名大学生的队伍。

在这一天上午的几乎同一时刻，田源进入了西双版纳考场，夏建国进入了延安考场，夏建红进入了安徽凤阳考场。

在北京的那个四合院里，前院的夏家与后院的田家都守在一种焦急的等待中。他们知道，两天的考试结束后，孩子们都会从遥远的地方向他们挂来长途电话。年轻人命运的这种可能的改变，将深刻地牵动这两个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全国将达到二十七万个，而受到震荡的家庭将更是数不尽数。心情同样焦急的，还有任燕。她坐在新华社编辑室的办公桌前，一个上午几乎没有写下一个字。她担心着田源，也担心着夏建国，可能担心得更多的还是夏建国。她仿佛觉得自己的命运可能与夏建国的未来有某种重叠。她一直呆呆地把脸侧向窗外，窗外的枯枝摇动着，一刻不停。

北京的风，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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