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点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众人，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方毅立即用与田志远同样明朗的嗓音说，我同意田志远同志刚才表达的观点。这个问题我也听说过，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是愿意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尤其是愿意看见我们党明确地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耀。

随后，胡乔木与邓力群都说这样的提法是可以的。

大家的这种态度，正是邓小平希望看到的。他当即拍板说，既然这样，我做个主。第一条意见，我们欣然接受；第二条意见，保持原文，一字不改。

胡乔木在离开会议室之后，悄声对邓力群说小平同志太厉害了，然后又扭头对田志远说你也厉害。田志远笑一笑，没有搭话。

“全国科学大会”这个六字会标，用的是郭沫若的手书，字体俊逸。会议是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画像，画像两侧是十面红旗，另有两条红色巨幅标语横贯大会会场，一幅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另一幅是：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八十六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出现在会场，使六千多名与会代表惊喜异常，台上台下的人都用尊敬的眼神向这位从医院直接赶到会场的中国文化界领军人物表示敬意。

郭沫若在大会开幕的这一天没有讲话，他与所有的代表一起聆听了邓小平所作的大会主报告，听得心潮激荡。

六千名会议代表的这种激荡的心情，在分组讨论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李国豪、华罗庚、陈景润等著名的科学家，都在讨论时表达了自己“如沐春风”的感受，尤其是苏步青，他说，小平同志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算是说到我们心坎里了。我想，有了这个讲话，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四处抬不起头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临时抽调到会议秘书处帮助工作的《红旗》杂志社编委曹慧，一边记录着苏步青的即兴发言，一边心里琢磨，邓小平报告里所说的这个论断，有些科学家听在耳朵里自然是心里高兴，但是这个论断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呢？前几天《红旗》杂志社里，就有好多编辑为这句话起了争论，赞成的少，否定的多。有人甚至说，这在理论上根本不通，不是马列，也不是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对这个论断是有过明确指示的。现在党内有高层领导把这个论断当作旗帜一样高举，很有点哗众取宠之心，是想讨知识分子欢心吗？其实质，可能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做是很阴险的。

曹慧当时听了同事们这样的议论，也觉得很有道理。她想，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又不做工，又不挖矿，不从事生产活动，怎么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

曹慧在这次小组讨论会结束后，寻个空找到了正为会议忙碌不停的田志远，向他“讨教”这个问题，说是讨教，说话却咄咄逼人。田志远马上就明白了前妻的意思，于是耐心解释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报告，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知识分子从事的脑力劳动，也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部分。“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所以，我看，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什么问题。

曹慧还是觉得有问题，她说等等，你别走，你听我说，工人阶级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结合的，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就算知识分子对国家有贡献，该怎么夸就怎么夸，讲话里用的那个“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也就可以啦，怎么能混淆这种阶级界限呢？

田志远说，哎哟，我的曹慧同志，你肚子还不饿啊？餐厅里快没有菜了，好不容易能吃会议餐，沾一点荤腥，这机会多难得啊，你不馋，我可馋了。

他紧接着又说，曹慧同志啊，你还真觉得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啊？你是怎么区分的？那你自己呢？你的工作是在杂志社做编辑、写文章，也不直接从事生产，按照你的逻辑，你更得算一个知识分子，你也不能算是工人阶级呀。

曹慧说，我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无产阶级革命者。

田志远听了这话就笑了。这时候正好著名桥梁专家、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教授走过来，他一见到田志远就显得特别亲热，说，这不是田志远同志吗，您为了让我参加科技座谈会，专门赶来上海，又赶来南京长江大桥，您怎么还不去餐厅吃饭啊？

田志远说，我正在与这位同志讨论“知识分子到底算不算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话题呢，好像还有点不同意见呢。

李国豪一听这话，突然就没了笑容，沉吟了一下说，不怕二位见笑，我今天亲耳听到邓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话，当时就掉了眼泪。这个论断贴切不贴切，我说不好，但我内心的感受是：我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这位桥梁专家说出了“第二次解放”这个词汇，倒是让曹慧愣了一下。李国豪把一只手按在田志远的肩上说，老田同志啊，我李国豪是四十年代初在德国得了两个博士学位，然后在一九四六年回国的。回国后，一看政府如此腐败，整整四五年里我一事无成。新中国成立后，我才感到被解放了。十几年间，您也是看到的，我先后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可是后来呢？“文革”了，关“牛棚”了，我的好多同事受不了侮辱，自杀了。我是咬着牙活着的，在“牛棚”里我也坚持搞设计，那时候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我？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骨气，就是那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个人受点苦不算什么。那时我就想，大不了我就做个小司马迁吧。

田志远、曹慧闻言，不禁相互对视一眼，他们一时都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那篇高考作文《我想当个小司马迁》。

只听这位桥梁专家继续激动地说，我也不怕二位见笑，你一个搞桥梁的学什么司马迁？我学的是司马迁的精神。司马迁是封建时代的大知识分子，受到宫刑是奇耻大辱，但他没有选择死，而是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我写不出《史记》这样的传世巨著，但还能用我的知识为社会做些事情，那我就当个小司马迁吧。那次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您老田告诉我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当时就号啕大哭了，为什么呢？我想，我不用再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了。今天，我又听见小平同志说我们知识分子都是工人阶级了，是领导阶级的一部分了，我就觉得我李国豪真的是被彻底解放了。我是第二次解放啊，我为我们这个时代庆幸啊，我们终于可以心情舒畅地为国家做贡献了，再也不用像司马迁那样背着耻辱为国家做事情了。

说到这里，李国豪打开手中的文件袋，取出一叠稿纸说，二位知道我正在写什么吗？我在为我所剩不多的时间定计划，我要投桃报李，要报答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我李国豪不当司马迁，要做当代的李春。未来十年，我要造江阴长江大桥、上海南浦大桥、广东虎门大桥！

曹慧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觉得自己吃不下去，一直想着那位桥梁专家的激动之言。她心里想，邓小平这个论断的直接结果，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人家都已经用“第二次解放”的词汇了，可见威力之巨大。但是，在我们搞理论的看来，这个论断到底该怎么掂量，还得打个问号。

她又想，邓小平这个人，这么敢讲话，倒也真是值得佩服。很多人说他想翻“文革”的案、翻“最高指示”的案，他就是不避嫌。

郭沫若没有出席闭幕式，也是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所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是由播音员朗读的。郭沫若的激情，回荡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邓小平、聂荣臻、方毅等领导同志与六千名代表为郭沫若所形容的春天热烈鼓掌，这样的热烈与京城三月处处畅放的花朵的热烈是一致的。“人民的春天”，确实已经又一次降临到了这片饱受苦难的国土上，尽管步履还有一些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