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秘书又想，或许是陈云夫人于若木昨天送来的一封厚厚的信件引起了首长特别的思索，陈云同志在这封信上所阐述的对当前时局的判断、对“从明年一月一日起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看法，以及要敢于“思想突破”的主张，首长不能不重视以及作通盘的考虑。

一定是这样的，王秘书想。

所以在邓小平散步到第二十二圈的时候，王秘书才对保健护士嘱咐说该请首长回房了。

在两天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邓小平果然就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针对如何开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而提的。为了提出这个建议，他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

这个建议，他首先是向华国锋主席当面提的。他说得沉着而坚决，华国锋当即就表示说可以考虑。而在接下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华国锋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个议题后就请邓小平副主席提出他的这一建议。

华国锋当时是这样说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参会人数为二百一十八人，讨论的议题是三个。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对这三个议题，同志们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小会议厅很安静。汪东兴说了一句“没有其他意见”，算是代表了与会常委们的一致意见。

然后华国锋就这样说：邓小平同志刚才跟我讲，他对会议的开法有一个建议。现在请邓小平同志说一说。

负责会议记录的“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刘鑫突然敏感了起来，仿佛知道有什么异常的事情要发生。他不由得抬脸看看华国锋主席的表情，又看看邓小平副主席的表情，再看看汪东兴副主席的表情，一时都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邓小平朝华国锋点点头，开始讲话，声音平静地说，我在两个月前向中央建议，从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已经得到中央的同意。这样一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为了切实做好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建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三个具体议题之前，先用一段时间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就这个重要问题，都发表一下意见，以便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我就是这个建议。

邓小平话音刚落，汪东兴就眉毛一跳，心里想，这个建议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三天，他这么再加两到三天，那就是六天，这里面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深意呢？

汪东兴一时琢磨不透，但这时他就听李先念副主席叫了一声好。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这个建议好。工作重点怎么转移，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汪东兴心里的担忧有些升级了，于是马上发言说，现在党内的思想很活跃，也很复杂。如果放开了让大家谈，刹不住车就麻烦了。

刘鑫飞快地记录，心里打鼓：事情果然有些微妙，看似一个简单的拉长几天会议的建议，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大框架下，大家不知道会谈出一些什么来。去年的工作会议上已经有很厉害的思想交锋了，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再来这么两到三天的“务虚”，还不知道会出多少情况。汪副主席的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

但是此时，刘鑫听见叶剑英副主席说话了，于是又集中精力记录。叶剑英是这样说的：东兴同志，我看你多虑了。现在就是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工作重点转移，这么大的事情，不统一思想怎么转得过来呢？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不但要讨论，还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老同志要带头。

邓小平马上接上去说，叶帅说得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要做好这个转折，首先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把全党同志的热情都激励起来，把全党的智慧都发挥出来。可不能不让大家讲话呀。这些年，我们吃“一言堂”的亏还少吗？

听邓小平、叶剑英都表达了这么强烈的意思，汪东兴也就不再吭声，心里想，大家说说话也好，只要会议掌控得好，注意方式方法，也许也不至于怎么样。

汪东兴不再吭声。

华国锋看了看大家说，也好，那么就这样吧。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后，先拿出两到三天，请大家就“全党中心工作转移”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邓小平接着又说，两三天时间够不够，要看大家谈的情况。总之，既然要谈，我赞成叶帅的意见，放开谈。可惜我赶不上了，根据中央的安排，十一月五日起我要去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不过我会及时阅看会议简报的。

说着，邓小平回过脸向正在做记录的刘鑫说，“中办”的刘鑫同志，别忘了给我发简报呀。

刘鑫连忙站起来，点点头，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心跳得很厉害。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刘鑫想，一定是一次极不寻常的中央工作会议。可能汪东兴副主席，甚至包括华主席，事先都估计不足。

邓小平确实是个战略家，刘鑫在会议结束后走出小会议厅的时候又想，但是邓小平的这一提议无疑也是适时的。国家的政治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来自全党的思想呼声和政治呼声是应该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倾倒一下了。该推进的、该解决的，都应该推进和解决了，而不能只是单纯地讨论“农业”和“国民经济”。

在出访东南亚三国之前，邓小平觉得有几项急迫的工作还是要重点地抓一下，其中之一就是中美建交谈判。

这个重大问题能不能在年底之前就有个定局呢？时间还有两个月，来不来得及呢？他直接就问出了这个问题，他问的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和外交部长黄华。其时，他们两位都坐在邓小平书房里。

十一月初带着明显凉意的风穿过走廊，轻轻吹拂着书房的窗帘。

耿飚显得深思熟虑，他说，小平同志，根据今年五月您和布热津斯基会见时达成的协定，从七月五日到十一月二日，也就是昨天，黄华同美国驻华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五次会谈。这期间，九月十九日，美国总统卡特专门约见我驻美联络处柴泽民主任，主动谈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十月三十日，也就是四天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主任，明确表示美方希望在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方提出，如果错过这个特殊的时机，中美关系的解决将会被推迟到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之后。

黄华说，美国政府急于与我国建交，这有很多原因，包括卡特想连任总统、美国想与其他国家争夺我国这个大市场等等。我觉得，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正常化，已经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要再添一把火，争取早日实现中美建交。我看，年底前定局，有这个可能。

黄华说，和美国人谈判很麻烦，程序太多。他们的体制太复杂，每一个条约的改变都要有很多程序。目前看，美方的方案与我们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邓小平说，中美建交，核心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丢掉原则，要准备做艰苦的斗争。

耿飚说，美方提出希望能与邓副主席直接对话。按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希望见到能够做出决断的人物。

邓小平说，没问题，我可以直接与他们谈。布热津斯基再来也行，与伍德科克谈也行。我们以诚相待。

黄华说，您看什么时候谈合适？

邓小平想了想，决定在出访东南亚三国回来之后就直接见美方代表，他请黄华外长把这个时间安排告诉美方。

美方急于见中国有决策权的领导人，这体现了美方的着急程度，也体现了美方的诚意。这样做，确实有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

邓小平想，要努力赶在年底之前把中美建交的盘子定下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当然还要经过艰苦的谈判，需要双方有足够的谅解和智慧。

半个小时后，出现在邓小平书房里的是胡耀邦与胡乔木。

客人一坐下，邓小平就说，看你们“二胡”脸上喜气洋洋的，聊什么了，这么高兴？

胡耀邦笑起来，说，我和乔木同志刚才等着会见您的时候，在您家院子里走了半个钟头。这一走，一聊天，一讨论，就弄清楚了一个理论问题。这半个小时，等得值啊。

邓小平奇怪了，问两位半个小时弄清了一个什么问题。胡耀邦说，乔木最近查了很多资料，证明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个错误的方针。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

胡乔木点点头，证实自己确实查了不少资料，得出的结论十分可靠。

邓小平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慢慢伸手从茶几上摸过一支烟，想了想，又放下。最近保健医生劝他少抽烟，他记住了。

他仰坐在沙发上，眼睛轮流看看“二胡”，感叹地说，我们革命了这么多年，却经常在常识问题上犯迷糊。这个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呀。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想了好久，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就要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量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请乔木同志帮助我起草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讲些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重点当然还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我因为要出国访问，请你先给我准备个草稿，等我回来后我们再仔细推敲。第二件事是请耀邦同志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简报工作统一管起来。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不可小视。

胡耀邦与胡乔木分别表示愿意接受各自的任务。尤其是胡耀邦，想到去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的尖锐发言不被允许刊登大会简报，引起了陈云同志和不少与会同志的反感，而这一次小平同志指定自己通盘负责大会简报工作，这里面的意思就很深了。

想到这里，胡耀邦又重申了一句，小平同志您放心，我一定搞好大会简报工作。我认为，做好简报工作的核心，也就是一个“实事求是”。

听胡耀邦这么说，邓小平就更加放心了，笑笑说，那就辛苦你们“二胡”了。

胡耀邦接着又汇报了中组部当前大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说这项工作的开展很得党心和民心。许多被平反的老同志痛哭流涕，擦净眼泪之后又毫无怨言地辛苦在工作岗位上。这些情况都令中组部的同志鼓舞，从中也受到不少教育。但是从全国的面上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仍旧是阻力重重，尤其是几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案还是难以突破。

胡耀邦说，就比如陶铸的案子，小平同志您交代过，要把它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来抓。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但现在中央专案组硬是不肯放手，不肯交出材料，还坚称我们中组部无权过问，一次又一次地把我们挡回来。还有一个就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这问题牵涉面广，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也高，已经可以用“民怨沸腾”来形容，可是中央就是有人顶着不办，坚持称这是“反革命事件”，说是毛主席钦定的，无论如何不能动这个案子。我在想，这些重大问题这样拖着，怎么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沉吟了一下，说，最近陈云同志给了我一个东西，谈了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也受到不少启发。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你要多向陈云同志请教。关于陶铸一案的复查，建议你请陈云同志听专案组一次汇报，力争尽快解决。这么多老同志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怎么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行。

胡耀邦心里一动，觉得小平同志出的这个主意很高妙，把老组织部长请出山来直接干涉一下专案组的工作，并且做出相应的指示。在现行的格局下，这确实是一个办法。

于是胡耀邦脸上的忧郁一扫而光，又恢复了笑容，就像他刚才与胡乔木一起在邓家院子散步的情景一样。

胡乔木这时候也出了个点子，他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比较快地凝聚整个社会对于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认识，这个办法就是演剧。他说他前一段时间去上海，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请他去看了一场话剧，剧名叫《于无声处》，看了很受震动。不仅他深受震动，场子里所有的观众心灵都受震动，大家一起呼口号，台上台下响成一片。而这个剧，就是描写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年轻人的，非常有意义。

胡乔木还说，上海的同志做得不错，我想把上海的这个剧引进到北京来演出。另外，我也听说北京大学的学生剧社也根据剧本排出了这场戏，在校园里试演的效果也很好。我觉得这出戏也可以拿到北京市里来演，多演它几场，这就把尽快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组织起来了。

听胡乔木这么一介绍，胡耀邦也连声说好。而邓小平却淡淡一笑，说，我也已经知道这个事了，既然乔木同志有心推动，那就推动一下吧，反正是好事嘛。

胡乔木表示这件事他马上去办，胡耀邦也表示要以最快的速度与陈云同志取得联系，来推动陶铸冤案的平反工作。

当天晚上，胡耀邦就驱车赶到了北长街陈云家里。陈云在接待来客的过程中照例也没有多说话，但是也没有拿出那张“医嘱勿言”的纸条示人。他只是简洁地对这位中组部部长说，就这么办吧，我听小平同志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那个小胡子主任是在三天以后进入北大校园的。他很快就在校学生会的办公室里遇见了跟他打过交道的两位小伙伴，也当即用一脸抱愧的神色说，夏同学，田同学，我们见过面。

夏建国和田源都没有想到，这位留着小胡子的姓秦的人民艺术剧院主任会主动上门，并且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秦主任是这样说的：同学们，我今天是向你们作检讨来的。上回夏同学、田同学来联系演出，我没应承，怪我，思想跟不上趟。

夏建国马上说，不怪您秦主任，你们内部有指示。秦主任说，我今天就是来告诉同学们啊，现在我们有新的精神了。我们的新精神就是，热烈欢迎你们的话剧《于无声处》来我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夏建国一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对方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站在他身旁的田源和其他几位演员也都表现得很迷茫，但这时他们又真真切切地听见这位小胡子主任更大声、更激动地说，《于无声处》能在我们首都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的专用演出场所）公演，是人民艺术剧院的光荣！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这位小胡子主任就被兴奋的学生们抬了起来，向空中抛了好几下。

仰面朝天的秦主任着急地大喊，等等，我还有一句话！他被同学们放下来以后，又喘着大气说，公演是可以公演了，可是上面也有指示，不要宣传过分，海报不要做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