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还告诉曹慧，这几天西单的墙上都是很有来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刘鑫说，你听听这样的标题：“质问汪东兴、吴德同志”！“纪登奎在河南都干了些什么”！

看着曹慧目瞪口呆的样子，刘鑫说，现在看来，华主席是必须对“两个凡是”有一个明确说法了。另外，也只有邓副主席能踩这个会议的刹车了。不然，谁都挡不住这个会议的势头。

刘鑫的估计没有错，华国锋这些天正在对“两个凡是”的问题转弯。他在与邓小平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表示同意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上澄清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收回自己以前的说法。紧接着，邓小平又驱车走了一趟西山，与叶剑英统一了思想认识。

其实，这两天叶剑英也一直在苦苦思考中央工作会议上那些激动的建议。他觉得要从政治局里拉下一些人来，似乎震动太大。他对邓小平说，关于人事安排，大家意见很多，建议也很多。这个问题不处理好，人心不顺。但是，一定要维护全党的团结。现在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邓小平很同意叶帅的这个想法，说，叶帅说得对，这是个大局，一定要安定团结。班子，不宜大动。

叶剑英说，现在你要多说说话。国锋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大家还是听你的。

邓小平说，是啊，我也在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向大家打打招呼。我建议，中央开个会，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参加，就人事问题，先统一出一个意见。

叶剑英很赞成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他觉得在这个层面上如果能达到思想的统一，问题就好办了。

华国锋听了这个建议，也很赞同，但他要求邓小平在这个小会上多讲一些话。

到现在为止，也只有邓小平讲的话能收得住大家的心了。

邓小平在这个小会上所讲的话，确实是十分恳切的。他是这样对大家说的：会议开到这个时候，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对许多历史问题，中央表明了态度。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同志也承担了责任，政治局的一些同志也做了检查。我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搞清楚了。现在，不少同志提出要更换一些领导同志的职务，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我要特别强调，国内，需要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就会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个大局。同志们，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你们是对的。

邓小平说到这里的时候，与会者的神情都显出了一种感动。邓小平继续说，关于中央人事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是，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也不止他们几个。

这话一说，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交头接耳者多了起来。华国锋的神情显出了一些不安，他知道邓小平最终是会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担心有人还会横生枝节。

邓小平继续说，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可以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少了也不好。哪几位同志呢？陈云同志，“八大”就是中央副主席，建议他兼任中央纪委书记。还有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也够格。有两个方案，一是三个人，一是四个人。

出了这么一个具体的增补方案，会议室的气氛又再一次活跃起来，大家又议论纷纷，总的感觉这个方案比较稳妥，合情合理。

说到中央委员的增补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解释的：正常来说，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现在看来要破个例，补一点中央委员，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这样，就舒畅了，将来再正式追认。

邓小平话音刚落，会议厅就已经是一片掌声了。华国锋和汪东兴也起劲地鼓掌。大家都为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出现共识而感到高兴。

坐在屋角的简报组组长刘鑫与曹慧互相看看，也都舒了一口大气。刘鑫的眼色似乎在说，你看，现在只有邓副主席能够统一意见，我这个说法没有错吧？

这时候曹慧忽然眼睛一圆，因为她听到邓小平此时提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

邓小平是这样对与会者说的：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们绝不能说毛主席没有错误，但是，我们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清华大学的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亡”，这个话水平很高。

会场骚动起来，又出现了议论纷纷的情况，但是一会儿就有掌声从一角响了起来，之后便以很快的速度弥漫了整个会议厅。

刘鑫忽然发现曹慧哭了，两条亮晶晶的泪水出现在曹慧的脸颊上。刘鑫心里一紧，问她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曹慧摇摇头，取出手帕擦净泪水，压低了声音对刘鑫说，我想不到，邓小平不反毛。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服了。

刘鑫说，你才开通？我比你开通得早。邓小平其实是个很明白的掌舵人。

当天晚上，曹慧在校对简报的时候精神显得特别抖擞，把稿子朗读得字正腔圆：十二月十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准备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忙到半夜，曹慧还意犹未尽，打电话把田志远从房间里约出来，坐在大堂的一角聊天。曹慧对他说，现在才明了，老田你为什么要这么热火朝天地跟着邓大人跑。邓小平这个人果然是个掌舵的角色，既不因循守旧，又能照顾大局。原先以为他就想翻案，就想反对毛主席，现在看来我倒是小肚鸡肠了。

曹慧感叹了好长时间，一直停不住嘴，后来又说到自己所在的《红旗》杂志社，说我们这杆《红旗》现在也真是跟不上趟了，真理标准讨论硬是“不介入”，现在成了众矢之的。更可笑的是，我们这里中央工作会议一片为彭老总平反之声，我们杂志这个月还偏偏刊登了一篇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文章，真叫人无地自容。我明天抽抽空，一定要找我们熊总编好好谈一谈，弯子不转是不行了，那就只能等着被淘汰了。

曹慧一直说了半个来钟头，才停了嘴。她这才发现一向爱说话的田志远这半个小时一直没有吭声，只是笑眯眯地听自己说。曹慧说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这些了吗，田志远只微笑着说了一句，过几天会开完了，你就跟我一起回四合院吧，我真的馋你的炸酱面了。

曹慧说你猴急什么，田志远笑着说，不光是我急，我前天还收到小源从西双版纳寄来的一封信，还没来得及给你看呢，信上就问妈妈还没有下决心回来吗。

提到儿子，曹慧的心忽然一紧，问儿子急急忙忙赶回去到底为什么。田志远说，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现在知青都闹着要回城，有的要游行，有的要请愿。有一帮知青说要坐火车到北京静坐在中南海门口。这个举动倒是叫我们小源拦下了，我们家小源现在说话可有威信了。小源说这么闹不成，还不如大家集体写封信给邓大人，说邓大人与大家的心是相通的，能听得进我们知青的话。后来也不知他们有没有写信，反正现在全国各地的知青都闹腾得挺欢的。这帮年轻人长期在农村，总也不是个办法，是我们社会的一块心病啊。

听田志远这样讲，曹慧就为儿子担心起来，说我家小源为救人负伤，是个英雄形象，这次在舞台上演了个天安门英雄，形象又高了几分，可不能闹哄哄地夹杂在里面生事啊。

田志远劝曹慧不必担心，说现在要摈弃“两个凡是”，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这摊事儿，到底怎么看，也没个定数。那帮吵嚷着回城的知青，现在看来都是“刺儿头”，都是“捣蛋分子”，将来从历史看，保不定也是个正面形象。

曹慧听这话吃了一惊，说老田你思想可不能太超前了，你这样吓我，我又下不了决心回四合院。田志远急忙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早点去休息吧。我高兴的是，咱俩的共同语言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急的是，整整十一年了，还没有尝到你亲手做的一碗炸酱面。

曹慧在对方肩膀上打了一拳，扭身就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了。

刘金锁在自己家的小茅屋里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他邀来了生产队的四位干部商议一件在他看来是十分重大的事情，这件事弄得不好可能关系到杀头。他不知道中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着什么会，也不知道跟他在田头恳切交谈过的万里书记在京西宾馆里几次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只知道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就农业生产的某种管理方式做出一次至关重要的试验。

这种试验，弄得不好就会被人说成是“反对大寨红旗”，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为首的可能被抓起来批斗，甚至判刑杀头。但是这个问题，他已经在内心酝酿两年了，先是朦胧的，后来逐渐清晰。尤其是跟万里书记交谈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要闯一条新路的想法。

他开这个秘密会议的日子，避开了夏建红。夏建红那几天要代表公社去县上出席妇女会议。刘金锁不愿意因为这件事与夏建红闹个脸红脖子粗，他知道夏建红对“大寨精神”的坚持，还是避着她为好。

刘金锁在召来的四位村干部拍净肩头的雪花走进他的茅屋之后，便单刀直入地说，老哥们，自救吧，不能再按以前的红头文件办了，那是画饼充饥，是自己找死！再那样学大寨学下去，我们这些村干部就对不起村里乡亲，也对不起这块土地。

他继续说，我有个想法，肥西县搞包产到户，我觉得还不彻底。我们要搞就搞彻底的，来他个大包干，怎么样？

严德旺不明白，问啥叫大包干。刘金锁说，这些天我琢磨出几句话来：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宋学友笑了，说，你这个金锁，说话还是绕，说白了就是分田到户呗。严德旺说，分田单干，不怕坐牢？刘金锁说，要坐牢，我去！严德旺说，你不能去，要去我去！刘金锁说，先别说坐牢的事。我这么琢磨，只要我们办的事是群众拥护的，上面也不一定会把我们抓起来。万里书记就是一个讲道理的领导，我当面向他反映过问题，他很开明，听得进去。

这个秘密小会开了半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没有统一的结论。有人说，就该这么干；有人说，还要再想一想，就怕泄露出去，好事不成反惹一身骚，落了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名声。

刘金锁送大家走的时候表示自己要再想一想，反正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还是邓小平那句话，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在临近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也在家里召集了一个小型工作会议，重点研究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这个讲话的精神要统一当前形势下全党的思想，分量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为这个讲话稿已经思索很长时间了。

这次他请来的四个人是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这四个人在进邓小平书房之前，都拍净了帽子上和肩头的雪花。北京的这场雪特别大。他们走下汽车穿过庭院的时候，看见树枝上的雪都积得很厚，偶尔有一只小鸟落到枝头上，粉状的雪花就簌簌地下来一大片。

四位客人一坐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说，原来有一个闭幕会讲话的稿子，我看了一下，不能用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为了促成这个转折，我思考了几天，决定重新起草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听邓小平这么说，大家都点头。中央工作会议开到这个份儿上，原来的讲话稿显然是不能用了，而到底怎么重新写，确实是一个费思量的问题。但是看邓小平的神态，似乎他已胸有成竹。

邓小平从茶几上取一支烟夹入指缝，却没有去摸火柴，只是说，我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我想讲这么几个问题，请你们一起议一议。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评价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了不起，一九五七年以后没有，一九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这个评价很实在，大家听着就点头。这时候邓小平就说第二个问题，他说，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这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得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

胡耀邦停笔插嘴说，这是全党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邓小平听胡耀邦这么说，点点头表示肯定，接着说，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中央工作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有，要注意的是，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胡乔木说，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小平同志讲的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辩证法。

邓小平向胡乔木坐着的方向点点头，继续说，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要克服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要学会管理，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这样，才有市场，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大家向他学，就共同富裕了。

听邓小平说到这里，四位客人的神情都活跃起来，显然都觉着了一种新鲜。胡耀邦大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在大家议论了一番之后，邓小平接着说第七个问题。他说，这是加强责任制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光靠体力劳动不行。

邓小平的这个思路也阐述得合情合理，说得四位客人都很兴奋。邓小平最后就提出了对稿子的总体要求。他说，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怎么样？

大家都说行，都说两天之内就拿一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