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说。

的确，张歆海和志摩始终融洽无间，他是能理解和体谅志摩与小曼的。因此，他一直秉公而论，不加讳言。志摩也一直感激他。

志摩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与小曼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他特别提到在他出国时小曼写的日记：“这是很有感情的散文诗，充满着对我的感情。我曾几次很想忘掉她，但已经忘不掉了。”他要我想想办法。

我起初很为难，因为三角中人，都是风云人物。可是，他再三说，“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其实，他自己也正是如此。

这句话打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为了婚姻自由逃过婚的。当时，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我，正当25岁，血气方刚，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终于答应去试试。

小曼母亲听完我的叙述，她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并且希望长辈要为儿女真正的幸福而做出果断的抉择。

老太太是有学问的人，岂有不能体会的？最后，她答应说服王赓。我们就商定，我陪她们母女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赓，我再出马。当时王赓正好在沪公干。

当我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时，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不是简单的。”

志摩说：“只要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动身那天，胡适之，陶孟和等朋友陪志摩来送我，还有不少北京的学者教授，以及闺阁名媛等来相送小曼母女。想不到小曼一个倩倩少女，竟有那么多社会名流来送行，我悄悄地对志摩说：“你能得到这样一位情人，实在福分不浅！”志摩严肃地说：“我在与命运之神搏斗之中！”有趣的是，当我们到上海还未立定脚跟，志摩又追随到了上海。当时，他说是和我讨论学术的事，其实，还是紧盯小曼不放。

那时，我从来未做过婚姻上撮合的事，这次也是“逼上梁山”。到上海第三天，我就在“功德林”设案请客。“功德林”是著名的素菜馆，顾名思义，原是佛教界结缘之处。后来主事者并不局限在素食，并且有意在经营和环境布置上力求雅致，不同于那些酒肉充盈，喧闹不已的饭店。因此，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文化界人士，都喜欢到这里来饮宴，一是清净和安静，二来菜肴可口，同时这“功德林”三字颇有吸引力。我借此请客，亦有一番功德的意思。虽然功德能否圆满，起初还不敢乐观。

我请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赓外，还有歆海、唐瑛和杨铨（杏佛），同时还请了李祖德，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志摩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但是我尽量不使他太突出，以免使王赓不快，反坏了大事。这一桌酒席，充满了戏剧性。由于人物关系复杂，各人心事不同，因此人物性格和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也格外鲜明而强烈。那时候，要是有位家或剧作家来搜集素材，是很精彩的。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和恋着小曼，非小曼不能自拔，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这是他与小曼熟识后就早已清楚的事，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为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破。

当然，我们的女主角陆小曼的心情更不平静了。小曼在当时来说，确是个崭新的新时代女性。她的外形给人以罗曼蒂克的印象，但是她并非生性浪漫，尤其对王赓，她虽然始终缺乏绵绵情意，但是一直对他怀着三分敬意。聪明美慧的小曼，此刻自然对王赓的心情有深刻的体会，尤其是涵养甚深的小曼，在这种场合，绝对不会使王赓有难堪的感觉。她从容自如，仪态万方地坐在母亲身边，既有些腼腆，又有些矜持，她的任务是：既使王赓不觉得尴尬，更不能让志摩有得意忘形的举止。我真从心底里佩服小曼！她处理得竟那么妥帖。

我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歆海忍不住了：“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歆海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和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

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们母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说到王赓，我很敬重他。事后，他在私下曾对我说过：“我并非不爱小曼，也并不舍得失去小曼。但是我希望她幸福。她和志摩两人都是艺术型人物，一定能意气相投。今后作为好朋友，我还是可以关心他们。”果然，说到做到，王赓一直如此，直到他后来赴美深造，病逝于开罗。这位正直、善良，能推己及人和舍己为人的男子汉，一直使我怀念。

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向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创造新的生活，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人一样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使她的美好愿黯淡了……

首先是志摩的父亲大为反对志摩和小曼的婚事。他认为这是一件有辱门第的事情，因此后来虽然经过我们多方的斡旋，他勉强收了成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却很淡薄了。志摩婚后，夫妇俩就被严父禁锢在老家硖石，不许出来，并且给以极微薄的生活费。老太爷始终不去，也一直不见新媳妇。自负和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这样出乎意外的打击，因此，新婚不久，她得了肺病。

志摩在1926年10月15日、26日，和十一月初三自硖石给我的信中说道：“小曼身世可怜，此后重新做人，似亦不无希望，天无绝人之路，于此验爽。”“猥处乡陬，报亦不看。曼亦安居甚旷适，惟近日病眼，不能书写，甚盼兄能贲临，相与共数晨夕，围炉煮茗，并抒衷曲……”“曼日来不爽健，早晚常病，以此生愁。天时又寒，令人不欢。足下所谓‘热度’固矣，可以救寒（按：我曾对他们讲过：爱情是心灵的热火，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未能阻病奈何！”

这三封信都是志摩写的，但小曼的情状，活现纸上。我觉得难受。洒脱的徐志摩，竟如此为穷愁而哀诉，豪情的小曼，竟对我缄默起来。她非不能作书，是不愿作，因无话可说。我自然尽力周济一点。他夫妇再三邀我去硖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们饮食难备。我终于去了一次，却常要志摩来沪，让他带点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1927年2月15日，从上海返硖石后，来信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不久，我就出国了。因为国民党“清共”，“四·一二”后，不仅进步文化人横遭诬攀比附，连我这个落拓画家也因为有一些信仰马列的朋友，被暗中调查起来。国事蜩螗，政事混乱，空气自然沉闷，我就和几个朋友到了巴黎，心里常惦念着局处乡间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们的生活益发穷愁了。当初小曼在北方时，名满京华，挥金如土，如今生活艰难，化妆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1930年7月8日，志摩代小曼写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前托梁君代买廉价小绸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ponmarehe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

12月10日，他回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旧信，也不忍再叙述小曼与志摩结合后的不幸处境了。总之，小曼这样一位曾震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郁达夫语），效文君而下嫁相如，但是家庭的压力更加上志摩事业上的不如意，内忧外患，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甜蜜。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上，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使他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是我所感到遗憾的。志摩不幸早逝。至于陆小曼，在徐志摩逝世后，也离开了徐家。后来她又结婚了，一直在上海教书和卖字画。60年代初，她因没有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贫病交加。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工作，问起陆小曼。听说她患病无力求医，就对上海有关方面说：“陆小曼，也是文化界老人了嘛！20年代是颇有名的，要适当安置。”上海就给她安排到上海文史馆当馆员。有了这个头衔，她就可以进华东医院就医了。

那时，我适巧也住在华东医院，意外地与小曼相遇了。故人相见，不胜感慨。不料第二年，这一代才女，旷世美人，终抑郁而死。当时她还不到70岁。小曼留下许多诗文、、绘画，都是极有灵气，极有成就的。尤其在她30岁以后，更是穷愁而后工。我很希望海内亲朋能将她的遗作搜集整理成书。

回想起志摩和小曼的这段往事，我总觉得不平。有些人自称是男子汉大丈夫，要讨一个名门之女做妻子，第一步就要反封建、反门第、反世俗偏见，否则娇妻不能到手。但是一旦娇妻到手，就又无形中露出封建的面目，不许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有“越轨”的社会生活，但对别人的妻子和女儿，可以染指，更可以任意贬诬。陆小曼离开王赓改嫁徐志摩后，当年在北京把她捧为天人，以一睹芳颜为快的名人雅士们，立即变成武士和猛士，对小曼大张挞伐。好像当年卓文君不嫁给别人而嫁给司马相如，这些“别人”们就大骂文君“私奔”和“淫奔”，诋毁她当炉卖酒等于卖笑和卖身（天晓得，如果真有一个美艳的少女当炉向他卖笑，也许是不反对的）！此时我想起数年前在北京看过一个话剧，里面有个勇敢的少女揭露她未婚夫的心中隐私说，“为什么你们很愿意看别人未婚妻的大腿，而不肯让别人在舞蹈节目中看到自己未婚妻的大腿呢？”我顿时想到小曼。可敬可爱的陆小曼，当年就是在那些自以为反封建实际上封建得可以的文人雅士们唾沫中遭际不幸的。

现在，小曼已早作故人，她的丰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将如何对待今天的陆小曼？将用什么态度来支持和帮助崭新的陆小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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