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对于人权的观念是很简单的，他的出发点只是法治精神与人道主义，并没有任何党派主张或政治意味。我记得最初触起他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注意者乃是报载华北唐山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他认为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全国到处皆然的，他认为这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我又记得，胡先生编了一本《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出版，里面有一篇《海陵王无道荒淫》，巡捕房认为有伤风化，径予没收，胡先生很不谓然，特去请教在英国学过法律的郑天锡先生，知道“没收”是附带处分，如果被告没有罪刑，便不应该发生附带处分的可能，可见胡先生是非常注意法律程序的。

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印成了一个小册子，名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已绝版。

说到新月书店，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一伙人如何会经营商店？起初是余上沅负责，由他约请了一位谢先生主持店务，谢先生是书业内行，他包办一切，后来上沅离沪，仍然实际上由谢先生主管，名义上由张禹九当经理，只是遥领，盖盖图章而已。

书店设在闹区之望平街，独开间，进去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生意不恶。这书店的成本只有四千元，一百元一股，五十元半股，每人最多不能超过两股，固然收了“节制资本”之效，可是大家谁也不愿多负责了。我只认了半股。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只是在股东会议听取报告。

《新月》月刊每期实销多少我也从来不知道。不过我们出了不少书，有些书留下很清晰的印象。

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月书店出的第一本书，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像他的《中国哲学史》一样，只有上卷。《白话文学史》写到唐朝为止。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说明白话文学是古已有之的，是中国文学里的传统之一。后来他又出版了他的《四十自述》，其中一部分是《新月》月刊上发表过的，他现身说法提倡传记文学。我们遗憾的是他写到四十为止，以后没有续写下去。但是这个遗憾是可以弥补的。胡先生有一部伟大的日记。他的留学日记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人在学生时代能有那样丰富的日记，是很不寻常的，他的头脑之成熟比一般人要早一二十年以上。胡先生于这部留学日记之后，一直从不间断地在记日记。有一天，我和徐志摩到他家里去（上海极司菲尔路），他不在家而楼下适有他客，胡太太吩咐我们到楼上书房里去坐，志摩是闲不住的，进屋便东看西看，一眼看到书架上有一大堆稿子，翻开一看，原来是日记，写在新月稿纸上（这种稿纸其实原是胡先生私人用的稿纸，每页二百五十字，空白特多，甚为合用）写得整整齐齐，记载着每日的活动感想等，还剪贴了不少的报纸资料，不仅是个人的日记，还是社会史料。

我们偷看了一部分之后，实在佩服他的精力过人、毅力亦过人。

胡先生说：“这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的唯一的遗产，要等我死后才能发表。”我们希望能在不太久的将来看见这一部伟大的日记出版。胡先生还有一本《庐山游记》，这小册子被常燕先生评为“玩物丧志”，胡先生很不服气，他说：“我为了一个塔写八十字的考证是为了提供一个研究的方法。”是的，胡先生后来写了几百万字考证《水经注》，据说也是为了提供一个研究方法。

徐志摩的作品在新月出版的有《翡冷翠的一夜》、《巴黎的鳞爪》、《自剖》、《卞昆冈》等。闻一多的《死水》也是新月出版的，这一本诗集曾发生很大的影响。志摩和一多的诗，有人称为新月派，也有人谥为“豆腐干式”，他们是比较注重“形式”，尤其是学绘画的闻一多，他不知道除了形式还有什么美。

他们都有意模仿外国诗体，当时是新诗的一大进步。有人常把朱湘也列入新月派，事实上朱湘与新月毫无关系。年轻一辈的陈梦家、方玮德在《新月》月刊上初露头角，后来在《诗刊》里占比较重要的地位，《诗刊》是月刊，志摩主编，记得只出了三四期。

潘光旦在新月出了好几本书，如《小青之分析》、《家庭问题论丛》、《人文生物学论丛》。光旦是社会学的一位杰出人才，治优生学，头脑清楚，有独立的见解，国文根底好。

我在新月出版的书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德》、《织工马南传》、《白壁德与人文主义》等。

此外新月出版的书之我留有印象的，如陈西滢着《西滢闲话》，凌叔华着《花之寺》，陈衡哲着《小雨点》，邢鹏举译《欧卡珊与尼珂菜》，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余上沅等着《国剧运动》，余上沅译《可敬的克莱登》，伍光建译《造谣学校》、《诡姻缘》，顾仲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费鉴照着《现代诗人》，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陈楚淮着《金丝雀》，赵少侯译《迷眼的沙子》等。沈从文常给新月写。我不记得有没有单行本。

到了民国十九年，新月的一伙人差不多都离开上海了。闻一多本来不在上海，十九年夏他到上海来，我们两个应杨今甫邀赴青岛参加正在筹备中的国立青岛大学。胡先生和志摩都到北大去了，上沅也早就到了北平。《新月》杂志在罗隆基编辑之下逐渐变了质，文艺学术的成分少了，政治讨论的成分多了，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事。书店在光旦的长兄潘孟翘先生强勉支撑中也不见起色。所以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

这便是新月的原原本本。一伙人萍踪偶聚，合力办一个杂志开一个书店，过三四年劳燕分飞，顿成陈迹，只是回忆的资料而已。有多少成绩，有什么影响，自己也不知道。胡先生最喜欢引佛书上的一句话：“功不唐捐。”意思是“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这收获究竟在哪里呢？回忆之际，觉得惶惑不已。

新月一伙人现在台湾者，除我之外还有刘英士先生和叶公超先生。

回首旧游

——纪念徐志摩逝世五十周年。

志摩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由南京北上赴平，飞机是一架马力三百五十匹的小飞机，装载邮件四十余磅，乘客仅志摩一人，飞到离济南五十里的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触开山山头，滚落山脚之下起火，志摩因而遇难。到今天恰好是五十周年。

志摩家在上海，教书在北京大学，原是胡适之先生的好意安排，要他离开那不愉快的上海的环境，恰巧保君健先生送他一张免费的机票，于是仆仆于平沪之间，而志摩苦矣。死事之惨，文艺界损失之大，使我至今感到无比的震撼。五十年如弹指间，志摩的声音笑貌依然如在目前，然而只是心头的一个影子，其人不可复见。他享年仅三十六岁。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志摩遗骸葬于其故乡硖石东山万石窝。硖石是沪杭线上的一个繁庶的小城，我没有去凭吊过。陈从周先生编徐志摩年谱，附志摩的坟墓照片一帧，坟前有石碑，碑文曰：“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仲冬诗人徐志摩之墓张宗祥题。”显然是志摩故后十余年所建。张宗祥是志摩同乡，字声阆，曾任浙省教育厅长。

几个字写得不俗。丧乱以来，于浩劫之中墓地是否成为长林丰草，或是一片瓦砾，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