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奎被捕后，李济深就让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杜其章出面，帮助他代请了小律师冼秉熹。香港的法律，小律师不能到高级法院辩护，但当事人不得自请大律师；案卷移交高等法院后，冼秉熹又帮他请了英籍大律师欧文。

事后得知，抓到余立奎后，戴笠非常乐观，立即命令陈亦川、陈资平等特务，通过余立奎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发现并抓获王亚樵。

陈亦川是安徽霍邱三流集人，长期在军统上海站工作。自从王亚樵上了戴笠追捕“黑名单”，因为他是王亚樵的安徽老乡，而王亚樵的老乡观念很重，于是，戴笠就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为追捕组组长，并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陈亦川认为，这是他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大好机会，因此，他干起活来，十分卖力。1930年冬天，他辗转打听到，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京都公寓是安徽老乡的一个聚会场所。于是，他就租住了一间，并与王孝楚称兄道弟。他了解到王孝楚与王亚樵交往颇深，就多次请王孝楚下酒馆，称赞王亚樵是安徽人的骄傲，希望拜他为师，加入“斧头帮”。但是，王孝楚深知王亚樵的规矩，就是不说。不久，陈亦川两手空空，不辞而别。

1936年1月，陈亦川来到香港，竖起耳朵，到处探听王亚樵的行踪，忙乎多日，听人说，轩尼诗道茂源绸布庄可能与王亚樵有些瓜葛。于是，他有事没事，就在茂源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他看见一个男人匆匆走进茂源绸布庄，心中一惊：“这不是余亚农吗？”他与余亚农有一面之交，而余亚农的面部有明显的疤痕，很好辨认。为了不被怀疑，他在远处躲着，过了一个多小时，等余亚农走出绸布庄，走了百十米，他才像不期而遇似的，迎上前去。

“哎呀，你不是亚农大哥吗？这么巧啊！”陈亦川伸出双手，热情地打招呼。

“你是？”余亚农问道。

“我是亦川，陈亦川，霍邱人。咱们是安徽老乡，在上海见过……”

“噢，是亦川啊。你……你怎么到了香港？”

“我？哎，别提了，还不是为了糊这张口吗？”

于是，陈亦川盛情邀请余亚农进了一个小酒馆叙叙旧。因为是老乡，余亚农不好驳他的面子，也希望借机了解一些他的真实情况，于是，也就答应了。酒酣耳热后，陈亦川把腐败的南京政府骂了一通，把自己失业的苦水倒了一通，最后提出，想请余亚农引见，拜王亚樵为师，与反动政府大干一场。

“老弟，不是我不愿帮你这个忙，说实话，王亚樵神出鬼没，他现在躲在哪里，我一点都不知道。”余亚农推辞道。

虽然余亚农没有帮忙，但是，考虑到他这个小老乡在香港无依无靠，就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在适当时机，给他介绍一些事做。因此，陈亦川便三天两头去找余亚农。

王亚樵听了余亚农的报告，没有吭声。王亚瑛想了想，说：“现在九哥是南京政府的通缉犯，这个时候，陈亦川来投靠，有些不大把握。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些，军统特务是无孔不入的。”

余亚农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暗藏风险，就赶紧搬家，切断了与陈亦川的联系。

刚刚发现的线索，像彩色泡沫一样破灭了。陈亦川心里懊悔，但他更加意识到，茂源绸布庄大有文章。于是，他就吩咐部下，日夜紧盯茂源绸布庄。而王亚樵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得知余亚农是在轩尼诗道上与陈亦川碰巧遇到的，就联想到茂源绸布庄这个据点可能已经暴露，因此，就悄悄地将它兑换给了别人。

抓获余立奎之后，陈亦川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加大力度，不能让王亚樵这只煮熟的鸭子再飞走。他得知余立奎的律师是冼秉熹，就摸清他的住处，带上四五个人闯进冼宅，一手拿枪，一手拿一大沓钞票，让冼秉熹选择。冼秉熹见利忘义，被陈亦川收买成为“眼线”。遗憾的是，余立奎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警惕性很高，无论谁提及王亚樵，他都本能地避开，结果，陈亦川从冼秉熹那里并没得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陈亦川也不是吃白饭的，他严密监控余立奎的住所，发现，每个月都有人给金石心汇来50元。寄款地址、笔迹多变，都来自广西。他由此推测：王亚樵藏在广西境内。

按照香港法律程序，一般刑事案件，三个月之内，没有确实的证据，就应该放人。但由于南京政府提供的证据不充分，开庭审理余立奎案件的时间被一推再推。直到1936年5月，戴笠按照口头承诺，暗地里给香港警方送去40万元，香港高级法院才开庭审理，草草走了个过场，以余立奎参与刺杀宋子文未遂、行刺汪精卫等，当庭宣判，将其引渡给南京政府。

英籍律师提出质疑。主审法官不便解释，就说：“南京政府告了余立奎这么多条罪行，总有一条两条属实吧。”

余立奎见香港法院偏向南京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组织营救、上诉到英国伦敦皇家大理院上。王亚樵不便出面，就拜托了李济深。

宣判的第三天，李济深就派夫人双秀清找到金石心，说：“任公对立奎的事非常关心。‘两广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南京与南宁达成了不再追究政治犯的协议。立奎的事情是政治性的，去南京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几个月就放出来了；如果上诉到伦敦，还要拖一年多，又需要3万元巨款，仍无获胜把握。任公的意见是，最好是不上诉，请你们考虑。”

余立奎无可奈何，接受任公意见，决定撤销上诉。但他又想，国民政府坚持引渡，自己去南京必死无疑；与其在南京受辱而死，不如在香港自裁算了。于是，他心情苦闷，写下了遗嘱、宣言、自挽和几首感怀诗。金石心前来探监时，发现丈夫自杀迹象，就抱来年幼的孩子，苦苦相劝，余立奎态度坚决。金石心抹了把眼泪，果决地抱起两岁的儿子，隔着铁栏杆对丈夫说：“立奎，你要是不想活，我们孤儿寡母今后依靠谁？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只要你再说个不字，我立马把孩子撞死在这个柱子上，我再去跳海！”说毕，她眼中露出绝望神情，真要把孩子往柱子上撞。余立奎瘫倒在地，彻底打消了自杀念头。

9月18日，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将风度，亲临广州继园，看望前来握手言和的李宗仁。两个人毕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寒暄几句，便把多年的敌对情绪化解了。新桂系骨干被南京政府委以重任，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黄旭初为广西省长。宁、桂皆大欢喜。

临别前，蒋介石似乎是顺便提了一句：“德邻弟啊，我们是北伐中共过患难的兄弟。再怎么说，上阵父子兵，打虎还得靠亲兄弟呀。我得到了确切情报，刺杀宋部长、汪院长的主谋王九，现在就藏在广西。他可是政府通缉的要犯，你看，是不是赶紧把他交出来，依法严惩啊？”

“王九？哪个王九？”李宗仁故意装做不认识的样子。

“王九，就是那个王亚樵，王疯子！”

“王亚樵？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我接到报告，说他藏在广东。”李宗仁继续装着糊涂。

“这个情报是戴科长亲自报告的，不会有错！”

“那好，委员长，我一回南宁，就让健生把广西的山山水水全部翻一遍，看看王亚樵藏在什么地方……”

“德邻啊，”蒋介石两眼看着他，以商量加命令的口气说，“你我都忙，分身无术。这样吧，这件事，就责成戴科长与健生两个人办理。再不能让他跑了。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啊！”

同一天，余立奎与胡大海一起，被警察押上“加拿大皇后”号邮轮；20日，邮轮抵达上海浦东其昌栈码头，两个人被押往上海警备司令部……

不久，金石心把孩子交给保姆照料，自己搭船回到上海，经常去探监，送吃送穿，给了丈夫许多安慰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