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出现，我被他们带往医院。

在车上时我醒了，他们撕开了封在我嘴上的胶布，大约是怕我真的死了。但我的手脚依然被胶布绑着。

此时我已经无力呼喊也无力挣扎，几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怕我长了翅膀飞了似的。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囚犯。

我知道，此时无论我怎样反抗、申辩，都无济于事，我已经是他们手里的猎物。

到医院后他们解开了绑住我手脚的胶布，但有几个人在架着我。有人拿来一张纸，让我在上面签字。

我看了一眼，是手术同意书。我拒绝签字。又有人拿出印泥，逮着我的手指在上面按下了手印。

然后他们四个人就我强行按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走过来，嘴和头发都被白色的帽子和口罩包裹得很严。

我再一次想到乡下杀猪时的场景。

猪被人们按在黑黑的杀猪板上，惨烈的叫声惊天动地，旁边的人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屠夫不慌不忙的从满是油渍的工具箱里取出长长的放血刀，对着猪的脖子刺去，又准又狠。只见银光一闪，血花飞溅，地上也是一片殷红。紧接着猪便在呜咽声中一命呜呼。

和杀猪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医生要对付的不是我，而是我肚子里已经七个月大的、一直在我子宫里活蹦乱跳的孩子。

这个时候，我真想自己能够穿越时空的尘埃，活在遥远的过去。以前在西方国家，堕胎是一个大事情。自基督教成为正统以来，尽管人们对圣经是否允许堕胎一直有争论，堕胎不是怀孕的妇女以及使她怀孕的男人可以随意处置的事情。

在十九世纪以前，堕胎只能在胎动之前进行。而19世纪之后，堕胎的限制变得严厉起来。1803年，英国通过的《妇女流产法》规定，胎动前堕胎为重罪，胎动后堕胎为死罪。

我无意和面前的这些人过不去，更不想和他们较劲，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和道理。但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李云夫妻没有小孩，我也是第一次生育，这个孩子怎么就没有活下来的权利？

医生的手挥了一下，旁边的人心领神会，有人开始扒我的裤子。看来他们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动作熟练，配合默契。

旁边有很多男人，但他们毫无顾忌，似乎对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我在他们眼里，好像已经不是女人，或者，他们本来就有偷窥的欲望。他们很生硬的脱去了我裤子，连同我的鞋和袜子也一并扯去。当我的下半身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的时候，医生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然后举起了带有长长针头的针管。

我看不清她的脸，我看到的只是她白色的大口罩。以前，这纯洁的白色在我心里一直是天使的化身，但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无异与人间恶魔。

长长的针头对着我肚子宝宝部位刺下，我知道，里面装着毒药。打完针后，按着我的人松开了手。他们欢呼着：“大功告成，喝酒去。”

恐惧使我浑身不住地战栗，接着就感到腹痛。

那种痛是撕心裂肺的痛，痛得我在病床上不住的翻滚，翻滚之中，我还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腹中的宝宝。虽然我知道他已经在劫难逃，但我仍然想让他多活一会，哪怕多话一分钟也好。

剧烈的腹痛使我身不由己的从床上翻滚到地下，但没有人理我，任由我在地上痛不欲生的扭动。

夜里三点，孩子被引产下来了，简直是奇迹，受了如此大难，孩子下地时竟然还凄厉的哭了几声。

听到孩子的哭声，我本能的拼尽力气喊叫起来：快救孩子！但无人理睬。我想上前抱抱他，但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眼睁睁的看着血淋淋的孩子后来一动不动。

然后就有护士过来告诉我，孩子已死。听到孩子已死的噩耗，痛不欲生的我，再次晕了过去……

张浩来的时候，我还躺在病床上。

躺在病床上的这一天，周围没有任何人陪我，没人喂饭，也没有人送水，病床里静悄悄的。空前的凄凉袭击这我，我的心在一阵阵的缩紧。偶尔有护士过来吊水，但她从不于我说话，我问她孩子哪去了，她只一个劲的摇头，哑巴似的。

我想起身出去给张浩他们打电话，但肚子很痛，浑身依旧一点力气也没有。

张浩到病房的时候面色凝重，头发散乱，整个人都苍老了许多。他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到我的床前，声音沙哑的问：“你自己不要紧吧？”

我无力地摇摇头：“我没事，可孩子没了。”

“我知道了，他们给我打了电话。”

“李云呢？她怎么没来？”

张浩的眼里噙着泪：“她还不知道出事了，我没敢告诉她。”

温热的泪像决堤的洪水似的从我的眼里流出，顺着脸颊往下，一会就打湿了病床的枕头。

张浩扭过头来，看的出他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最终没能控制住。当他回过头面朝我的时候，俩行热泪已挂在脸上，蚯蚓似的。

我梗咽着，语无伦次的说：“对不起，张浩，实在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对不起李云，对不起你们夫妻，我更对不起孩子。”

“不要说了，不能怪你。”

遭遇如此大难，我能想象张浩的心里也和我一样非常悲戚，痛苦此时一定在他心里风起云涌。

本想安慰他几句，但我知道，此时此刻，所有安慰的话都会轻如鸿毛。

于是我没有再说话，任凭泪水肆意的流。张浩颤抖着俯下身，给了我一个长久的温暖的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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