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事情再次升级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他们都说，他认准了就不会回头。”

这还是太过难以置信。“他竟然还能活着，真是奇迹。”

“你想见他吗？”

“是的，有这个打算。”

“帮我给他带个好，告诉他？？告诉他？？”他似乎犹豫了一下。

“什么？”我好奇道。

他突然变得十分沮丧。“算了，有什么用呢？多少年前我就试着跟他说过了。他那些毫无意义的暴力手段，还有他选的这条不归路。”他摇摇头，“你知道的，只会有一种下场而已。”

不过，在去贝尔法斯特之前，我先回了一趟斯塔德利村，因为那里还有一个人要见。意义非凡的一个人。从德弗林走以后到现在，普莱尔农场必定已是另一番光景。农场里有座青贮塔、许多附属建筑，院子也变成了混凝土结构。我敲打大门，开门的是个穿着工作服的少妇，背上还背着小孩子。

“您找哪位？”她非常客气。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说，“我想找莫莉？普莱尔。”

她忽然扑哧一下乐了：“上帝啊，您的消息也太不灵光了。”她叫道，“妈妈，有人找你。”

一个灰色头发、系着围裙的女人来到大厅里。她的袖子高高地挽起，面粉一直沾到手肘。“您是莫莉？普莱尔吗？”我问道。

她讶异道：“自从一九四四年之后就不是了，我改姓霍华德了。”她笑了，“有什么事吗？”

我打开钱包，抽出一张剪报，跟戈李克给我看的那张差不太多。“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

她瞪圆了眼睛，在裙子上擦了两下手，拽住我的胳膊：“请进，您快请进。”

我们在会客室坐下聊起来。那份剪报始终攥在她手里。“奇怪，”她说，“这个名字我肯定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利亚姆。”

“那您也从来没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就像这样的？”

“我们这儿只有本地的报纸，我从来不看。太忙了。”

“那您怎么确信是他呢？您怎么确信他活着呢？”

“他给我写过信，”她说，“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从美国写来的。就那一次。他说对不起让我担心那么久，还让我到那边去跟他结婚。”

她说话时的平静和坦率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那您回信了吗？”

“没有。”她说。

“为什么没有回呢？”

“没有意义。那个时候我已经嫁人了，比我大二十岁，人很好，很善良，而且不在意我是不是处女。”我恍然大悟。“嗯，”她说，“就是这么回事。”

她站起身来，打开橱柜，拿出一个旧首饰盒，又从挂在壁炉罩的钟后面摸出钥匙打开来。她从里边拿出许多东西供我观看。有写着诗的练习簿，生离死别的那一天里他留下的信，从美国写来的信，还有照片。

她把其中一张递给我：“这是我用柯达布朗尼相机拍的。”照片里的德弗林戴着帽子和风镜，穿着风雨衣，站在他的bsa摩托车旁。

她又递给我一张。也是德弗林，开着拖拉机，不过我看出了一点点不一样来。“这是我儿子威廉。”她只说了这一句。

“他知道吗？”我问道。

“他需要知道的全都知道。七年前我丈夫过世之后就告诉他了。你要去看利亚姆吗？”

“有这个打算。”

“把这张照片带给他吧。”她叹口气道，“他很可爱。我无日无夜不在想着他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她送我出门，握了握手。我走到车门前时，她又叫住了我。我回过头时，太阳恰好出来了。在那一刹那间，岁月的痕迹忽然褪去，她站在那里，一半藏着阴影，一半迎着阳光，仿佛德弗林的那个美丽的农村丑小鸭又回来了。

“请告诉他，希金斯先生，”她喊道，“请告诉他，我祝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他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她关上了门。我钻进车里，离开了。

刚刚住进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我就给该找的人打了该打的电话，把我的意图告知了他们，然后就枯坐着苦等了两天。这两天里，发生了十八起爆炸案，三个士兵被打死——死伤的平民不算在内。

第二天的傍晚电话响了。我坐出租车来到皇家医院，一辆面包车在那儿接上我，五分钟之后又在一座房子前面把我放下。这座房子带着草坪，位于法尔斯路旁边一条毫不起眼的夹道里。甫一进门，两个健壮吓人的小伙子就熟练无比地搜了我的身，然后才放我走进起居室。

那个曾经叫做利亚姆？德弗林的人穿着衬衫，坐在窗边，正在一本练习簿上写着什么。他戴着眼镜，桌面手边上有一把史密斯威森点38左轮手枪。他放下笔，摘下眼镜，转过身来。我看着这张面孔，尽管岁月已经蚀刻其上，还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模样。还是那双碧蓝色的眼睛，还是那种促狭的劲头。

“下次你就认得我了。”

“会的。”我说。

“你的书我看了。对于一个奥尔波特大桥路那边长大的新教小伙子来说，还不错。我不明白，你干吗不宣誓加入运动呢。做个沃尔夫？托涅【爱尔兰革命领袖，被尊为爱尔兰共和之父】那样的人就不错嘛，他不也是新教徒嘛。”他叼上一根烟，掏出火柴点燃之后，问道，“好吧，有什么事吗？你说是有要事找我，那么如果你其实是来采访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蛋扯下来，让你浪费我的时间。”

我掏出莫莉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儿子，”我说，“莫莉想让你留着。”

他如遭重击，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他对着那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终于开口说道：“你最好快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于是我开了口。讲述的过程当中，他时常打断我的话，不是纠正一点儿这里，就是补充一点儿那里。当我讲到最后施泰因纳站在梅尔瑟姆公馆的露台上时，他倏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抓过一瓶布什米尔苏格兰威士忌，又从橱柜里拿下两只杯子。“他离得那么近吗？上帝啊，他真是个人物，真的。”他把酒倒进杯子，“我们为他干一杯。”

于是我们一饮而尽。我说：“我听说你在战后曾经在美国教过几年书。”

“这里当时没什么可做的。天知道。”

“那么丘吉尔这件事呢？”我说，“你就从来没想过把事实公之于众吗？”

“我？”他说，“爱尔兰共和军中被通缉得最紧的人之一？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出自我口，谁他妈会信呢？”

很有道理。“给我讲讲，”我说，“一个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跟马克斯？拉德尔表示反对无差别袭击的人，怎么会成为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最初的缔造者之一呢？而且这场战役里，炸弹已经成为你们的首选武器了啊。”

他流露出痛苦的眼神，在他的笑容里只能看出凶悍：“时代变了，人也就变了。我忘了这是哪个白痴说的了。”

“值得吗？”我说，“这些年，这些暴力，这些杀戮，值得吗？”

“我所代表的，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他说，“我为了自由的理想而战？？”一瞬间，他突然垮了下来，瘫在椅子上，肩膀颤抖着。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哭，可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笑得要死：“上帝啊，救救我们吧，我刚才好像突然站在六英尺开外，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告诉你吧，孩子，有机会你也应该试试，很有好处啊。”他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施泰因纳说得对。当你被吃得死死的无法脱身的时候，这他妈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而已。”

“你要给莫莉捎什么信儿吗？”

“在这么多年之后？从我这么一具行尸走肉这里？成熟点儿吧，孩子。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事要做呢。”

远处传来了轻武器的射击声，还有炸弹爆炸的声音。我在门口停下，说道：“对不起，我差点儿忘了。莫莉让我给你捎句话。”

他抬起头，面无表情道：“是吗？”

“是的。她祝你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他强挤出一个笑容，笑容里是无尽的忧伤。我敢发誓，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如果你看到她，”他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告诉她我爱她。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他取过眼镜，“现在赶快滚吧。”

时隔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斯塔德利村。当时，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里曾有过惊人的发现，而这一次，我是应菲利普？维里克神父的直接邀请而来。一位带着爱尔兰口音的年轻神父把我引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