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于拖雷的死，其他的史书记载却有所不同。《元朝秘史》

详细记载了拖雷之死的情况。其经过如下：在官山避暑期间，窝阔台汗突然得了重病，于是请医生来看。医生开了药，窝阔台汗吃了好几天，病情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重。蒙古人讲究迷信，窝阔台就请来巫师为他驱除病魔。

那个巫师对窝阔台说：“大汗征战多年，杀人过多，又毁坏城郭，这样就激起了山川之神的愤怒，天神要拘大汗去问罪呢。”窝阔台听了巫师的话，心里非常恐惧，于是向巫师求教解脱之法。

巫师说：“至少得有一个亲王代替大汗去向天神请罪，才可以免除大汗的灾难。”在亲王之中，当时只有拖雷随侍。窝阔台就命人把拖雷叫到身边，将巫师的话告诉了托雷。

窝阔台说完后，拖雷就说愿意代大汗到天神那里请罪。巫师拿出“咒水”，让拖雷喝下。拖雷二话不说，一饮而尽。拖雷被人抬回自己的寝帐，没几天就死了。不久就死了。拖雷死了之后，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以上是《元朝秘史》的记载。

还有一部史书叫《世界征服者史》，书中说拖雷是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

换一个角度看托雷死亡原因

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喜欢的儿子，成吉思汗曾经打算把汗位传给幼子拖雷，但由于当时拖雷年纪太小，未能如愿。按照蒙古人“幼子守灶”的习俗，成吉思汗死后，把自己的属地、财产和大部分军队都留给了拖雷，使拖雷拥有了巨大的实力。

不过，尽管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但成吉思汗死后，大蒙古国由拖雷监国两年且迟迟不肯移权，这不难引起汗位继承人窝阔台的不满而心生怨恨。后来，在耶律楚材的斡旋下，拖雷虽然移权让位，但拖雷在蒙古帝国中的威望依然不减，窝阔台难免会感到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拖雷没有反心，但窝阔台也有地位不稳固的担心。

窝阔台在继承汗位后，把他的二哥察合台打发走了，但却把拖雷留在了自己身边，不让拖雷回到领地去。如果要给出合理的解释，很有可能是窝阔台想牢牢地把拖雷捆在自己身边，使拖雷不敢轻举妄动。

另外，虽然拖雷的死找不到窝阔台的直接证据，但却与那杯“咒水”有直接关系。不论是《史集》，还是《元朝秘史》，以及《元史·睿宗传》，都说拖雷是喝下那杯“咒水”而死的。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那杯所谓的“咒水”究竟是何物？这难道还用明说吗？所谓的“咒水”很可能是一杯置人于死地的毒水。拖雷正是喝了那杯毒水才死的，根本不是什么暴病而亡。即便托雷的死亡很难说是窝阔台毒害的，但是其中的可能性应该不低，至少有一定关联性。

至于《世界征服者史》中所说的拖雷“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究竟是否属实呢？我们可以推断一下，拖雷所饮的“酒”到底是一种什么酒？文中没有说，我们也不得而知。但书中所说的“酒”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咒水”呢？这倒很有可能了。

虽然，托雷的死还是一个谜，但综合各种因素和封建社会皇权制度的弊端，我们应该能发现其中的答案。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引起西方轰动的《马可·波罗游记》

13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离开了他的家乡，开始了一次探索之旅。后来，马可·波罗回到家乡威尼斯。因他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中世纪少有的大战，战败被俘囚禁。在监狱中，他根据自己20多年的探险经历，和通俗作家鲁思梯切诺合作写出了一本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介绍道，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在西部欧亚、西亚以及西南欧之间从事贸易活动。他们经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1260年初，他们在那里经商时，正遇到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归途受阻，他们就继续东行，逗留于锡尔、阿姆两河间的不花刺等地，后来随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上都。这时应当是1265年前后。在回国的时候，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蒙古汗的一封国书带达罗马教廷。

1271年，他们又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终携带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到达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春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留居长达17年之久。

根据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刺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

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年）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通过这本书，他们了解到东方的富饶。148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带着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开始了一直向西的航行，企图开辟一条海上通向中国的航路。

“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

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伍德博士查阅了很多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得出了结论，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此后，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提出同样的疑问。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主要有如下理由：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但遍查扬州地方志，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其事。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数不胜数，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游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证据

应该说，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得出明确的“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的结论。毕竟，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原封不动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另外，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但是，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符合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的。

另外，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蒙古、色目人的影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

最为重要的一点时，尽管汉文材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我们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与马可·波罗的在华事迹相关。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阔阔真公主之事。据马可·波罗说，伊利汗阿鲁浑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个与已死王妃同族属的女人。忽必烈选择了一位公主让三名使臣带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别是阔阔真，阿必失呵和火者。这与在《永乐大典》

提到的事迹和三人的名字完全符合。

除非马可·波罗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汉语的文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遥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位在内的三名使臣的名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与使臣从中国同行西航。

总而言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仍然是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占着绝对优势。意大利人以有马可·波罗而自豪，在他的家乡威尼斯建立了研究马可·波罗的国际中心，1998年9月5日至19日，举办了纪念马可·波罗的盛大活动，模拟了700年前9月7日在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发生的一场海战。

尽管马可·波罗来没来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历史悬案，但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马可·波罗游记，因为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友好象征，特别在世界并不太平的今天，越发感到马可波罗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