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天气有点凉，周炳问过孟才，就过江回家看看，顺便拿点御寒衣物。他今天晚上穿着一件对襟厚蓝布夹袄，一条中装蓝布裤子，身上一个个烧破的补钉，一团团煤炭的痕迹。比起八个月以前离开三家巷的时候，他的身躯仿佛又长高了许多，举动有力，但是略带生硬。他的象牙刻成的圆盘大脸上微露忧戚的表情，两只眼睛带着一种成人的光采，只有鼻子和嘴唇还保持着孩子的神态。整体看来，在那诚恳和俊俏的丰采之中，微露风霜折磨的韵味，使他格外动人。他一在新月映照之下的三家巷出现，立刻惊动了三家巷里面所有的成员。这些成员很快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好像对他抱歉，又有点害怕他的，都躲起来了；一部分像周杨氏、周泉、何守礼、胡杏这些人，立刻从屋里冲出来，抓住他的粗糙的大手，牵着他的旧破的衣衫，一面哭着，一面问短问长。何守礼跑回去告诉三姐，三姐也出来了。跟着陈、何两家的使妈阿发、阿财、阿添、阿笑、阿苹、阿贵都出来了，一时把三家巷点缀得热闹非常。周炳别的都不管，只是紧紧握着胡杏的两手问道：

“你长得很大了。那张脸越来越像一颗莲子了。怎么样，过得好么？”

她仰起头，眼泪洗湿了她的脸。她的尖下巴颤动着，说：

“不好呵！坏得很呵！把人折磨死了！准活不成了！”

周炳着实安慰了她一番，她才忍住眼泪回去。其他的人也陆续散了。何守礼站在周泉旁边，用身体紧挨着她，不愿走开。后来，谁也没有料到，她突然说起话来。“炳哥，”她正正经经地说，“我听大人们说，你会很难过。可我要是你，我一点也不难过呢！婷姐不好。她没志气。她一点儿也不像演戏时候那样好。你难过干什么？只当她赖在香港不走，不肯跟你一道罢工回省城就算了！”周炳笑了，说：“我不难过。我挺忙，倒没工夫去难过呢！”周杨氏笑了，周泉也笑了。周泉说：“看这孩子嘴巴多能干！阿婷如今倒真的在香港呢！”这时候，何家三姐房里的使妈阿笑把何守礼叫了回去。大家回到周家的神厅里，周炳就给妈妈讲这八个月离情别绪，讲到大哥周金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牺牲，二哥周榕匆匆忙忙去了香港，大家又重新悲伤嗟叹一番。后来周铁回家，又把周炳兄弟的情形过细问了一遍，才和周杨氏回房歇息。剩下姐弟两人，周泉才把陈文婷接到他几封信时的前前后后，就她在一旁看见、听见的，都跟周炳说了。最后，她问周炳道：

“周家和陈家才结了一门亲家，倒结了两门仇家。唉，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周炳说：“我没有什么打算。我做我的铁工。不过这几个月来，我倒看清楚了一件事。世界上的人大概要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另外一类是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我憎恨那些为自己的利益活着的下贱的动物。我崇拜那些为别人的利益活着的伟大的人格。按我自己说，我想走后面那样一条道路。”

周泉站起来要回陈家去了，后来又坐下来，叹口气道：“嗐，阿炳，怎么好端端地又说起傻话来了？理想永远只是一个理想。实际永远还是实际。不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却把那美丽的理想当做眼前的实际，这就是产生悲剧的根源。你不能够跟整个世界强拗到底！你能够么？”说完就走了。周炳看见她那纯洁无辜的脸孔，感到她替弟弟担忧，替哥哥惋惜的真情，不免心里动了一下。不过为时不久，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神楼底，一面收拾床铺，一面又找他从前给区桃表姐画的画像。床铺收拾好了，画像可是找来找去也找不着。他不想马上就睡，便走出门口，在他家和陈家交界的地方，那棵白兰树旁边，站了一会儿。去年六月间，那棵白兰树刚种下去的时候，才不过三尺来高，如今才过了一年多，却长到一人高了。这时候已是初冬天气，可是这棵树枝干壮旺，绿叶婆娑，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周炳看了一会儿，赞叹了一会儿，才心神安定地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周泉就跟陈文雄商量，好不好陪她弟弟去看周金的坟墓。陈文雄雍容大度地说：

“你弟弟为人虽然乖张，这趟你是该走的。这是情理。”

于是周泉就陪着周炳上小北门外凤凰台周金的坟上去看去。那是一座新坟，地堂上长着稀稀疏疏的野草，如今已经变白了。坟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志，看得出当初那草草营葬的样子。周泉留心观察着她弟弟的动静，只见他弯着腰，低着头，站在坟前，既不哭，也不说话。沉默了好一会儿，在临走之前，他才低声说了一句话道：

“大哥，我替你报仇。”

这句话的声音很低，很沉，语气也很宁静。周泉很细心听，才听得出来。看过了周金大哥的坟，又去看区桃表姐的坟。周炳还是和先前那个样子，弯着腰，低着头，沉默地站在坟前，然后在临走之前低声说道：

“表姐，我替你报仇。”

两姐弟一道往回走的时候，周泉心中十分纳闷。她想她弟弟是一个热情充沛，直来直去的人，怎么这回表现得这般冷漠？后来她又想道：“是了，是了。想必是陈文婷重重地伤了他的心了！”于是进城之后，瞅着一个适当的机会，她就开言道：

“你怎么替他们报仇？难道你还坚持和整个社会对抗么？”

周炳不假思索地说：“我要毁掉这整个社会。姐姐你应该承认，我是一个硬汉。我说得到，就做得到。任何力量都挡不住我！”

他的决绝的语气使周泉胆战心惊。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为了什么来由？为了那么一个朝三暮四、喜怒无常的女子？”

“不！”周炳拖长着声音说：“我憎恨这个社会！至于陈文婷，那是另外一回事。的确地，我曾经为她感到震惊和懊丧。现在不了。现在我只是把她当做一个疑团。她欺骗了我，但是我不明白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她也许跟所有的女性都不一样，也许跟她二姐有几分相似。总之，我不明白，就是这个样子！”

那天中午，周炳和妈妈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周杨氏做了很好的萝卜烧肉汤给他吃。吃过饭，带了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卫生衣，周炳就回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去了。周炳的出现引起了三家巷和附近一带的居民们的纷纷议论，不知道是否时局要发生什么变化。过了三天，二哥周榕也从香港回到三家巷来了，这更加使得所有的人们诸多揣测，惊疑不安。不管怎么说，周杨氏是满心欢喜的，但是她隔壁的陈万利却气愤得很。他拍着桌子和陈杨氏说：

“怎么，到了‘惊蛰’了么？你看蛇、虫、鼠、蚊都钻出地面上来！”

可是到了惊蛰也罢，没到惊蛰也罢，陈万利不能不问自己道：“我该怎么办？”经商的人，他的心眼儿是灵的，他什么时候都不能够不想到万一会发生什么风险。他去找他的亲家老爷何应元，商量应付的办法。何应元不像他那么着急，只是慢吞吞地说：“倘若把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当做是共产党一伙子人，那未免有点过分。他们的手法，依小弟看来，不过是利用利用那些不逞之徒罢了。”陈万利说：“党已经清了，又来讲联合，这岂不是你我的劫数么？”何应元说：“那你又何必过分担心？从前蒋总司令也讲过联合的。他们也能学会这一手。”陈万利拿脚顿着地说：“军阀毕竟总是军阀！他们只管自己的野心实现，不管我们这样的百姓遭殃。说老实话，我宁愿相信蒋某人，也不愿相信他们这些小家种！”何应元笑道：“万翁，你一点也不懂政界的事儿。当初，蒋某人你又何尝相信呢？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之流，无非也是些赌徒。只不过本钱小些，看来就更加狠些罢了！”陈万利低着头，吟沉自语道：“话虽那样讲，我却不放心。我想下香港去住他几天，逍遥自在一下，也好。”何应元拿手指甲轻敲着酸枝躺椅的扶手，说：“你是无官一身轻的神仙，只有你才有那份福气。”……这两个老亲家在何家客厅里商量大事的时候，何守仁也去找陈文雄，两妹夫郎舅也在陈家客厅里秘密商量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们的观点是何应元、陈万利一样的观点，看法也是一样的看法，看来何守仁有点惊慌失措，而陈文雄到底比较老成练达一些。何守仁一开口就说：“眼看着天下又要大乱，我的纱帽是戴不成的了！”陈文雄举起两只手指，在鼻子下面轻轻摆动着，说：“朕兆是那样的朕兆，可是你又何必操之过急呢？”何守仁两边张望，仿佛这个华丽的客厅也埋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说：“你岂不知道兵贵神速？莎士比亚有许多悲剧，只是几分钟的迟误所造成的！我今天晚上就去定船票。反正我们在香港的那幢房子也空着，去住他几天也不错。”陈文雄笑起来了。他说：“你跟我父亲，你们两丈人、女婿倒情投意合，好像贺龙、叶挺已经打到了惠爱路的一般！你们要走，固然可以。把家眷、细软先运走，我们男人大丈夫留下来看个究竟，也无所不可的。”何守仁问他怎么看个究竟法，他说：“办法当然很多，一下子也说不完。比方说，我就想请周榕周炳弟兄俩吃一顿上等、极上等的好饭。咱们是至亲，又是好友，沾着表亲、姻亲、换帖兄弟三重亲，还加上邻居、同学，竟是五重亲呢！几个月不见，就不做一点表示么？”何守仁抱着脑袋，不胜忧虑地说：“文雄哥，你是一个独创家，这是不容置辩的了。但是在你匠心独运的时候，你就不为一般凡人的有限的悟性着想一下？你叫我苦恼极了！难道你不晓得他弟兄俩对令尊、对家父、对陈何两家人都是极不尊重的么？难道你忘记了他弟兄俩跟你的两个妹妹都是伤了感情的么？难道你没听见过他们骂你、我是内奸、工贼、卖国贼、无耻之徒、背信负义的人，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么？”陈文雄哼了一声，冷笑道：“哎哟，你骂得比人家还要痛快！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如果人家当时得令，你就该把自己锯短二寸。况且你不从这些人的口中，就听不到一点虚实；你不从这些人的手中，就搭不上一条共产党的路子。路子，总是越多越好。不管哪一方面的路子，总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这样，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暖和的、冬天的晚上，陈文雄、何守仁两个请周榕、周炳两个到西关一家极有名、极华贵的酒家，叫做“谟觞酒家”的去吃晚饭。这四个人穿的衣服，极不相称。陈文雄穿着笔挺的、英国薄绒的西装，保守仁穿着英国藏青哔叽的中山装，周榕穿着上、下颜色不同的残旧西装，而周炳却穿着那套对襟厚蓝布夹袄，中装蓝布裤了。这就活像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带着他的秘书、他的保镖、他的汽车司机一道上谟觞酒家这样的高贵地方去吃饭。别的酒客和酒家的侍役都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他们拣了一处最后的房座，一面喝酒吃菜，一面畅叙离情。如果说他们的外貌相差很远，那么，他们的内心相差得更加远了。这里面，陈文雄看来是潇洒而愉快的，他不着痕迹，磊落大方地，一开口就问起共产党如果同汪精卫、张发奎、陈公博合作的话，有些什么条件。周榕老老实实地说道：“据我所知，还是那五条：第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二，保证工会和农会的自由。第三，驱逐一切改组委员。第四，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保持有效。第五，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他还是从前那样温和，那样缓慢，那样粘滞。陈文雄问完了这五条，又问国民党的反应怎样，答应多少；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不答应，又怎么办；又问如果汪精卫他们全部接受了，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又问广州和南京的关系会变成一种什么关系；又问省港罢工工人目前的分布状况；又问共产党对于最近的时局有什么文告发表没有等等。自始至终，周炳总是睁眉突眼地望着陈文雄，自己不多说话。从别人眼睛看起来，他如今是呆笨、平板，满怀愤懑，又带点焦躁不安的。他总嫌陈文雄问得太多，又觉着二哥周榕回答得过于详细。同样不多说话，也不多吃东西的，是何守仁。他的眼睛老在其他三个人身上滴溜溜地打转，要不就左张张，右望望，前看看，后瞧瞧，一直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吃着，谈着，从七点多钟吃到九点多钟，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话也问得差不多了，陈文雄带着一种克制的感情说：

“不论省港罢工的工人也好，广州各业的工人也好，他们的合法权利总是应该保障的。国民党当局是做得过分了一点。”

周榕正在踌躇，没有马上回答。周炳却忍不住说道：

“姐夫，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你都不负一点责任似的！”

陈文雄瞅了他一眼，说：“这事儿说起来也好笑。我进党只不过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实际上，有那些达官贵人，也轮不到我说话。”

何守仁也相帮着说：“谁不是一样？我也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要是真想做点事儿，我宁可参加共产党！”

周榕听见他这样说，也笑道：“参加共产党也不是好玩儿的。你们看我大哥！在你们的地位说来，犯不着冒那样大的危险。”

何守仁看见已经谈到这里，就索性单刀直入地揭开说道：“其实什么党不党，派不派，我看都是暂时的。只有崇高的友谊才是永久的！你们看，我现在变成友谊至上主义者了。照我想，你们在一边，我们在一边，这样反而更加证明友谊可以突破政治的界限。不论什么时候，咱们都应该互相提携，永远互相提携。没事的时候互相援引一下，有事的时候互相通个声气，将来中国要是当真富强起来，不论哪一党执政，都有咱们自己的人，这岂不好？所以，友谊是崇高的，伟大的，永生的！这一点，咱们都曾经发过誓，有苍天可鉴，有墨迹为凭，有证人可对的！”

陈文雄没想到他竟扯得这么远，不觉脸都红了。他用力拉松了自己的领带，挣扎着接上去道：“守仁之言极是！守仁之言极是！按这么办才对！”本来很会说话的人，这时候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他们这些话在周榕的心里勾起无边的往事来，使他觉着一阵头晕。他用手扶着头，嘴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的盛情是可感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但是那种做法，在古代政治里容或有之，在现代的政治活动里是少见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

周炳越听越生气。到了实在忍耐不住，就离开酒席，直挺挺地站起来说：“要是大家原谅我卤莽的话……我实在不懂：工人们正在和军阀，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却抽了工人们的后腿。眼看着帝国主义就要屈服了，你们却破坏了罢工，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叫全体省港罢工的工人都摔了一交，而你们当了官儿，当了买办，这是谋中国富强之道么？我更加不懂：区桃表姐死在帝国主义者手里，你们见死不救；文娣表姐和我二哥感情破裂了，你们不但坐视不理，并且趁火打劫。这难道又是友谊、提携之道么？按这么说，你们都已经拿起刀子砍到我们头上，我们彼此之间，变成敌人倒有余，怎么今天晚上倒谈起友谊来呢？难道交朋友是这样交法的么？这我就最、最不懂，简直像古语说的‘大惑不解’了！我们在这里尽管胡扯干什么呢？”

陈文雄听了，搭讪着说：“骂得好，骂得痛快！”

何守仁的脸皮十分难看地痉挛着，低声解嘲道：“演得多好，演得多好！只有在《雨过天青》里，才有这么激动的场面呢！”

周炳非常严肃地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半个字虚假。就是在演《雨过天青》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半个字假话。”

周榕觉着场面不好处，就替他们解围道：“阿炳有这么一股子劲，这是你们从他小时候起就已经熟知的了！他理解这个社会，就是一条直线。他不知道从地主、官僚、买办的家庭里出身的人，如果背叛了他本阶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家！”

何守仁立刻接上说：“对，自古走直道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是谈不上的。我们顾忌诸多，有时为势所逼，竟连清高都做不到呢！”

陈文雄已经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有板有眼地说：“虽说我们都为世俗所累，都有难言之隐，甚至躲避不了天下后世的清议，但是：说真的，我却深深喜爱阿炳说话的那种青年腔调，风格高极了！”

一场不愉快的宴会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晚上，陈家留下了使妈阿发，何家留下了使妈阿笑、丫头胡杏几个人看门，其余两边全家的人都搬到香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