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舅是母亲的哥哥。大约是他冬天出生的缘故罢，小的时候家里便叫他“冬伢仔”。随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据说，冬舅天生聪明，又是家中的长子，家里自然也溺爱得不行。后来，冬舅上大学学的是新闻，长得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口才又好，笔头也快，还好出个风头，所以，他毕业之后很快就当上了随军记者。当然，那个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随军记者。冬舅想要在军事新闻上干出一点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队里不可。正像现在的高中毕业生，谁不考清华、北大？大学毕了业，谁又不想进薪水高的大企业呢？在我小的时候，他便常说这些话给我听，意思大概是想解释他当时的动机吧。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国民党在大陆的名声，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样可恶，甚至还要坏。

冬舅当上随军记者后不久，又到陪都重庆的国防部任职，后来转给张治中将军当秘书，二十多岁，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机会。

日本人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开始内战。张治中知道共产党计划最先打东北，就要求蒋介石派他到西北。蒋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张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张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随他到西北。冬舅是个受不得苦的人，当然不愿意去。张先生深知冬舅的为人，也不勉强，还修书一封，介绍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潜那里去任职。

这之后，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长沙。大概是靠了张先生的面子，冬舅在程潜先生那里当幕僚，还被委了一个将级的军衔，尽管他一个学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没有打过。

之后不久，就到了长沙临解放的时候。没有想到，冬舅的文笔因缘竟然还救了他一条性命。当时，程潜和陈明仁见大势已去，准备起义，在开门纳降的前夕，大约是看中冬舅的文笔，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书》和《告全省官兵书》两件文稿。冬舅其实只是听命从事，但是谁又知道，这两篇文稿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过关逃生的护身符呢！后来，每当别人提起这段往事，他就摇头不止，不知是得意于侥幸，还是心有余悸。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种人生的辩证法在冬舅他们那一代人中间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两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各自的经历可以为此做最好的证明。

冬舅有两个湖南同乡好友，周君和李君，他们在大学里读的也都是新闻。

李君从西南联大毕业的时候，先于冬舅在重庆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条件是要马上去报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园里出了名的美女，才学又好，但还有一年才能完成学业，李君只好只身先去赴任，准备安顿好了以后再来完婚，接家眷。

但就在这一年半载之间，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别恋，而且与新情人如胶似漆，不能自拔。冬舅当时还在学校，看看阵势不好，赶忙写信通知李君，力劝其尽快将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赶回昆明。李君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回来的消息之后，情系两头，不能割舍，就与新情人双双服毒殉情，留下遗书，并不要求李君原谅，但求他将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见此情景，心中大恸，痛悔当初不该为了自己的仕途急于到重庆去。据说，此事在昆明的大小报纸上连载数日，在当时尚未开化的春城轰动一时。事毕之后，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无法工作下去。后来得到报社的体谅，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颇为出色，于是就被派往国外工作。李君行前与由父母做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与冬舅也是匆匆一别。后来，冬舅常常提起李君这对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无奈。此行之后，国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没有回归故土，与冬舅也失去了联系。

直到数十年后，中国加入联合国，经常收听国外广播的冬舅有一天告诉母亲说，李君还在中央社，仍是驻美的记者，此次就报道了这件特大新闻，美国的广播还转播了他的文章。言语之中，冬舅仿佛为老友仍能从事新闻事业而羡慕不已，并且感叹道，也幸亏当年出了风月场中那桩不幸的事件，不然李君还留在大陆，凭他的家庭，凭他的秉性和文章，无论哪一条，都够得上在大陆政治运动中“死有余辜”的。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毕业后也被分派到军队中担任随军记者，据说还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作为记者，还特别派发给他从美国进口的摄影器材，自然又是一番神气。但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负责掌管的这批摄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了。于是长官大发雷霆，据冬舅说，还给了周君两个耳光。周君的懊恼和羞辱自不必说，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为他是正牌大学的新闻出身，共产党里这样的人少见得很，于是三下两下就擢升到共产党边区一份大报的主管位置。一解放，他顺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闻和文化，当然是风光无限。

一九五○年初，成立了新政府，我的父亲调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顿之后，母亲带着我，也从上海赶来与父亲聚齐。大约是母亲把我们一家的行止写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义”之后正赋闲在家的冬舅不知为何也匆忙赶了来，可能是想顺便在北京谋个生计度日，暂时就在我家落脚。

一日，冬舅正拖着双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盐店去买醋，一辆军用摩托车擦身而过。冬舅与驾车人四目相遇，尽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军装笔挺的风采，周君一身刚进城时的制服棉衣也着实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认出了对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想到自己败军之将的身份，吓得连忙钻进胡同，三拐两拐跑了回来，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母亲，说是不知如何是好。

开车的周君转眼之间找不到冬舅，于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询。共产党的户籍制度想来从刚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让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们家里来。周君是个爽快的人，见面之后并不以成败论英雄。叙旧之后听说冬舅还赋闲在家，周君就主动给冬舅介绍工作，其中居然还有报社编辑的位置。冬舅这时早已折了锐气，就推说自己大事糊涂，不宜从事新闻行业，还是到学校教一点书为好。周君也不勉强，说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长的朋友，太太是个中学校长，不妨就到那里去，以后也好有个关照。冬舅欣然前往，从此就当上了“人民教师”。

冬舅早年对时局审度的不慎终于导致了一生的跌宕，不过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个结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后栽了跟头的人，也就且将青年时代的万丈雄心收做眼下的安贫乐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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