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所里没两天，一个从没和我讲过一句话的知青把我悄悄叫到一边，告诉我他得到内部消息，知青马上可以考大学了。我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每年推荐一两个人，又轮不到我们头上。他说这次是全面恢复高考。说实在的，我当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尽管那个知青赌咒发誓，并说还没给其他知青讲过，我还是将信将疑，没把它当回事。本人生性木讷，不善言辞，属于不会主动去交朋友的那类人。奇怪的是，至少在出国之前，每到一个地方，总会交到非常好的朋友——君子之交的那种朋友，特别感激那些“伯乐”。过了十来天，果然正式消息出来了，虽然还有政审一条尾巴，毕竟希望大多了。知青那个高兴，大家奔走相告，重复着同样的消息。干起活来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高兴之余，各种奇谈怪论纷纷出笼，什么ixi＝1，1x＋1y＝1xy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分数相加分母要相乘！收工后大家为这些谬论争得脸红耳赤，涌现出大量的才子才女。有人搬出了当数学老师的老爸，也有人搬出了复旦数学系毕业的大哥。该大哥辅导小弟之余，不忘用《费尔马大定理》、《回文数猜想》和《哥德巴赫猜想》震得我们一愣一愣。一些所领导看到知青那么欢欣鼓舞，如大难临头，紧急召开全所知青大会，重申扎根一辈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考上算你本事大，考不上还在我们手里”。那当口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自己是中举的料，不考则已，一考必中，哪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知青大会开过后，高考浪潮表面上看似偃旗息鼓了，暗中大家更加快了备考步伐。我宿舍反正有曹头挡着，收工后，胡乱吃点东西靠在床上开始回忆学过的东西（还没机会回家拿课本），过了三个清静的傍晚。第四天，“好运”再次降临到我头上：所里通知我即刻去县招待所报到，参加南繁学习班。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这就是说，翘首以待，志在必得的高考在即，我却要被迫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海南岛繁什么烦。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一个在海水里挣扎得精疲力竭的人，突然看到一根救命稻草，正用足最后一口气向它游去，那根稻草却被一阵风浪卷走了。有那么严重吗？有！“文革”中的政策说变就变，毫无章法。那几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就年年有变。前几年不是还小范围高考过一次吗？结果一张白卷，次年就取消了入学考试的尝试。今次高考，交白卷的人大概总是有的，那明年……简直不敢往下想。这里我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说一句，铁生兄的话也有一定道理，真在农村卖力干活的人，大体上是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看书复习的。至于交白卷成英雄，另当别论。七七、七八两年，从“文革”十届高中加上不少初中以及应届生中，考出了两届大学生。考上的，靠了些运气；而许多很有才华的初、高中同学、插兄插姐，因这样那样的缘故而没考上，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就这样，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填表参加省初考之际，我踏上了去广州奔赴海南岛的列车。当列车启动冲向前方夜幕的那一刹那，我想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再也没法自持，重重的泪水夺眶而出（不好意思）。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要是到了伤心处，有泪不弹非好汉。

写在后面

七八年南繁结束后，赶回所汇报完工作匆匆上阵，终于圆了大学梦。但就像手上有了那道伤痕那样，再也没法完好如初了。这是一种过去的再也追不回来的痛。假如七七年我不被指派去南繁杂交水稻，又假如我在那次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不同的系科，说不定我的生活将会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演变。历史无疑不能假定，只能真定。

棒子面儿粥

我到北京才一学期，再回老家，普通话已经讲得呱呱叫，个头也蹿了好几公分。从前高中时班里排队，二十来个女生，我总是排在前四名，在北京一待，回家再一看老同学，她们倒矮下去了。

同学问有什么秘方，我说，棒子面儿粥。

刚到北京时，看见那黄黄的、稠稠的糊糊，闻着那怪怪的味道，尝也没尝，就把它给倒了。倒完了，手里还有半个馒头，半块酱豆腐，任是饥肠辘辘，也还是咽不下去。每个月只有六斤米票，只能保证每天中午可以吃二两米饭。偶尔有米粥，买了米粥，就有一天中午吃不成那二两米饭了，只好用饺子或馒头代替。

然而，入乡随俗，饿久了，那棒子面儿也能喝了，反正也没有别的选择。喝着喝着，竟喝出一种香味。后来也学会吃那硕大无朋的油饼。那油饼，摊开来大概有一尺长，半尺宽，刚从油锅里出来，热热地冒气儿，焦黄得放光；再配上半块酱豆腐，再配上一碗金黄的、稀稠适中的棒子面儿粥，吃完了，就足够抵挡上午那四节枯燥无味的必修课了。

记得那时候流行穿军大衣，尤其是男生，整个冬天就那么一件军大衣穿着，大约也是一个冬天不洗的吧。入冬不久，排队买饭时就能看见那军大衣背后的棒子面儿粥嘎巴。旧的脱落了，又蹭上新的，反正食堂里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端着粥碗、又在排队买菜、买肉的同学们。有一阵子，学校逼我们戴校徽，我们不愿戴，在校园里大家都是学生，出校园戴个校徽小流氓就要生事，戴它干吗。身上的粥嘎巴，现成的校徽，一冬天，谁都知道那是一学生。

早餐好说，吃了油饼、喝了棒子面儿粥可以扛一上午，最艰难的是午餐。尤其是碰上那不讲情面的老教授，你拼命收拾饭兜、把饭碗饭勺打得叮当作响，他还是无动于衷地熬到十二点，那你的午餐就成了问题。红烧肉、红烧带鱼之类管饱的菜不用说是没了，宫保鸡丁、酱爆肉丝之类下饭的菜也没有了，剩下的，不过是虾皮煮白菜，白菜帮子炒青椒之类。米饭没有了，饺子没有了，剩下的，是隔夜的馒头。吃不吃由你。

如果下午正好没课，就蹭了午睡，上中关村、海淀逛一圈儿。一出校门左手就有一个面包店，里面的面包很新鲜，啃几口就能填填肚子。再往前走一点，有长征食堂，好吃的买不起，买几块小点心，又解馋又充饥。走到路口，就是中关村副食品商店，那里头的好吃的真多，能吃的却有限，一是囊中羞涩，二是大家都在减肥，只能踮着脚尖瞅几眼，咽几口唾沫，走人。

中关村的农贸市场很有名气，据说是改革开放时的新事物。那里头吃的东西也多，只是好像现成的不多，我只记得后来去那里用粮票换鸡蛋、换花生米。

有几回，我们还一直走到了黄庄。黄庄也有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有烤得喷喷香的烤白薯。我指着一个圆乎点儿的、热乎点儿的、大小正合适的白薯说，师傅，我就要这个。师傅偏给个癞皮的，我不要。师傅说，你这丫头，又不是挑对象，还非要个好看的。好看的烤白薯一吃，再喝一瓶那装在胖胖的瓷罐中的酸奶，误了午餐的委屈就差不多洗净了。

后来，大家都时兴减肥，晚饭的馒头就都免了，只喝二两棒子面儿粥。我还在继续蹿个儿，常常饿得头昏眼花。现在想想真不值得，其实那时候，真算得上胖的也就只有一位同屋，结果害得大家都跟着受罪。不过，就因为这一减肥，倒增加了棒子面儿粥的魅力。回老家后狼吞虎咽、胡吃海塞之余，唯一想念的学校的饭菜，就是那棒子面儿粥，虽遭家人耻笑亦不改初衷。

毕业后，生活水平提高，鸡鸭鱼肉不是好东西了，粗粮票也取消了，但吃粗粮反而时兴起来。于是，我便去买小米、玉米面儿。只是怎么熬、怎么煮，也加了碱面儿，还是整不出学校大食堂里的棒子面儿粥的那种稠糊劲儿、香乎劲儿。

美国的超级市场里，也能买得到粗一点的玉米，可以熬玉米子粥。也有磨碎的，应该也能煮棒子面儿粥，但小锅粥就是不香，平时一日三餐都是匆匆忙忙，家里别人也不爱吃，也就懒得为了自己的几口粥弄脏一大堆锅碗瓢盆了。

不过，用玉米面儿烤muffin，便能烤出棒子面儿粥特有的清香。商店里有现成的原料，里面发酵粉、糖等都配好了，要烤的时候，先把炉子加上热，再往玉米粉中兑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就成了。我嫌那原料有些过甜，有时候会再加一些未加糖的玉米粉。调好后，注入muffin盘子里，搁炉子里烤上个十一二分钟就成了。烤好后，不等你打开炉子，就能闻到那浓浓的香味。

一位同学来做访问学者，每次来我家，都是他自己下厨掌勺，只有这玉米muffin是我的拿手好戏。看同学大快朵颐，我便油然而生出一种东道主的自豪来。玩笑间，同学说，muffin只可意译，万不可音译。为文明起见，我们一致同意叫它“洋窝窝头”。

回国探亲，好不容易挤出时间去母校，心里思念起棒子面儿粥，便鬼使神差地走到那熟悉的食堂门口。看见一群陌生的年轻学生，便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食堂依旧，少男少女已经换了许多茬了。摆摆头，笑一笑，大概此生与学生食堂的棒子面儿粥是无缘了，还是接着啃我拿手的洋窝窝头吧。

红薯，红薯，大大的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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