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财果真让人找了一副抬杆来，上面绑着一把竹躺椅。玉山不让父亲上：“爹，你这么大一把年纪，还出什么风头？万一有个闪失可不得了。”陶玉财说：“都活过九十了，怕什么？还想成精啊？”陶秉坤脸就黑了，颤颤巍巍地坐到竹躺椅上：“玉财说得好，我不想成精，难得别人抬你耍，不耍白不耍。”陶玉财一挥手，两个后生就抬着陶秉坤吱呀吱呀上了路。陶秉坤升腾在半空中，晃晃悠悠，云里雾里的有点晕眩。上松树坳时，抬杆响得艰难，两个后生也粗重地喘息起来。陶秉坤就不好意思坐了，吵着要自己下来走。陶玉财不让，在后面催着两个后生快走。到了坳口，趁着两个后生放下抬杆歇息，陶秉坤跨出躺椅，无论如何也不肯坐了。陶玉财说：“你硬是人老骨头贱，有福不晓得享！”陶秉坤说：“我又不是地主老爷！不是讲我是老愚公么？路都不能走还算什么愚公。”说着拄着那根时刻不离身的拐杖往坳下走。陶玉财讥笑道：“给你个棒槌你就当了真(针)，真以为你是挑山的愚公了。”陶秉坤一听就转了身：“这么说逗我耍的？那我就回去了。”陶玉财只好说：“不是逗你耍，是真的，耿书记在等你呢！”

陶秉坤走得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挪，直到中午才到庄坪。吴氏宗祠前的草坪已开辟成水田，陶秉坤想起当年闹退社时，被陶玉财抓起戴高帽子，押到搭在这里的台子上进行过斗争。时隔多年他又来了，不过这次来是上台受表彰的。这么一想心里头就忍不住有些兴奋。下午进行大会表彰，陶秉坤和另外九名先进人物被请上了台。在所有被表彰的人中，他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宣读他的“战天斗地的事迹”时他满脸发烧，因为夸大得过了分，有一些事完全是无中生有，让他浑身不自在。耿书记亲手将一朵纸做的大红花佩戴在他的胸前，他立即感到胸前燃起了一团火，不由自主地伸直了腰，面对台下憨憨地一笑。

除了佩戴光荣花外，陶秉坤还获得了两样奖品：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把崭新的锄头。书和锄把上都系着鲜红耀眼的绸条。颁奖之后，耿书记一定要他讲几句表个态。他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没什么说的，两横加一竖，干！”他的话博得了满堂喝彩。散会时，陶秉坤醉了酒般晕晕乎乎，觉得脚不是脚手不是手了。陶有富忙过去帮他拿着奖品，扶他蹒跚下台。他执意推开陶有富的手，尽量昂首挺胸。陶有富笑道：“坤公，还晓得自己姓什么吧？”他横陶有富一眼：“你以为我是三岁伢伢，给根棒棒糖就不晓得自己几岁了么？”

回到石蛙溪，他上台受奖的消息已不胫而走，经过热心人的加工，成为新的白话流传开来。队里的后生把辈份抛在一旁，寻他开心：“坤公，你那一竖早竖不起来了，还想干呀？”他两眼一瞪：“谁不想干？干到九十九，不枉世上走！”说着就绾起袖子作干状。他是真想干的，他在国家干部面前说的话并非为哗众取宠而空口打哇哇。他把奖来的那把锄头换了个光滑的锄把，只要队里造田，他就要扛起锄头去出份力，像耿书记表扬的那样“胸怀朝阳，老当益壮，生命不息，造田不止。”一来他要对得起县里的表扬，二来他真觉得自己身体里又充满了力气，有能力干。可是他没有机会了，公社又把所有劳动力都调到水库工地，突击修筑大坝去了，队里只留下看队屋的保管员。他恳求陶有富把他也带去，帮忙烧烧开水也是好的。陶有富哑然失笑：“你帮忙？活活是添忙，我还得派个人招呼你。坤公，愚公你已经当过了，在屋里好生歇着吧！”

上工的钟不响了，村子里就冷冷清清，除了鸡鸣狗吠，难得听见其它声音。刚刚享受了一番热闹的陶秉坤就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我真的不能干了？他问自己，不由自主地摩挲锄把，接着，就重复了一生中不知做过多少次的动作：双手握紧锄把，把锄头举了起来。他惊喜地发现，并不十分吃力，莫非返老还童了？他反复举了几下，浑身的骨节这里那里喀喀作响，仿佛松动开了，四肢的运动越来越自如。狗日的，你还行呢！他喜滋滋地骂自己一句，穿好草鞋，腰里系上插着柴刀的竹刀盒，然后扛着锄头，一步一颠地出了门。他要上山去，上山干什么他没想，他只想和山亲近。他沿着石蛙溪的浅浅溪水往上走，慢慢悠悠地，恍惚之间像是逆岁月之路而行，他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日子里。他步履沉着稳健，沿着一条牛踏出的小道进了一条狭小的山冲。前面的丛林里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他凝神聆听，没有了，但一走神，就又出现在耳边。他循着那声音一直走到冲顶两道山梁交合之处。这里叫羊耳朵，是个与邻大队接界，谁也不管的地方。一座耸立的山嘴和一片葳蕤的丛林隐蔽着一小块荒土。他挖了一锄，捏一把土在手心。

土黑油油的很松软，喷发着沁人心脾的泥香，多好的土，荒在这里多可惜！他的主意忽然就定了，脱下棉衣，站出骑马的姿势，举起锄头挖了起来。他根本忘了自己是个九旬老人，他的感觉几乎跟七十年前他在牛角冲开荒一样。当细碎的泥土从举起的锄头上落进他颈子里，他就快活地咒骂一声。他身上很快就燥热起来，发出轻轻的喘息，锄头不像是身外之物，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带着他微薄的力量顽强地一次次锲入土地。汗水蒙住了他的视线，朦胧之中，他看见他年轻的堂客黄幺姑伫立在草丛里，脉脉含情地觑着他。她的气息与泥土和草叶的气息氤氲在一起，酒一样醉人。

“幺姑，你看我还行么？”他边挖边问。“行，你又活转来了呢。”幺姑笑得他心里直颤。他喃喃低语：“可我手酸得很呢。”幺姑两脚踏在草尖上，无声地过来扯扯他的衣襟：“那你歇一会呀！”于是他就歇一会，拿柴刀砍去荒土上的刺条，又继续挖。天色不早了，他住了手，定睛一瞧，只挖了两张八仙桌那么宽。不过他很满足。他把锄头藏在刺蓬里，然后蹒蹒跚跚地回家。他想第二天再来，他一定要开垦出一块像样的土。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呢，那些讥讽他不能干了的毛脚后生都蒙在鼓里呢。他想着，禁不住笑出声来。一只归巢的老鸦从山谷上空掠过，哇地叫了一声。他心里就说：“老鸦老鸦，莫多嘴巴，你若多嘴，我拿铳打！”

只要天气好，陶秉坤都到羊耳朵里去开荒，每天挖一点，积少成多，到腊月里，就开垦出了一块两分面积大小的好土。对于一个九十高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奇迹。没人在意他的行踪，他的奇迹也暂时无人知晓。来年春末，他悄悄地在地里栽下了薯秧，但他不知道的是，同时也栽下了祸秧。

有两句口号在这一年的春天里流行，一句叫作“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还有一句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十天一次的赶场被取缔了，自留地也受到严格限制。社员们种在屋前屋后宅基地上的瓜菜被指控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春末时节，正是这些“尾巴”生长的旺季，根据上级指示，安华县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明确规定，每人只能在自留地之外的屋前屋后种五蔸瓜菜，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律自行拔掉，否则就要罚款并批斗。

在公社听完传达，陶玉财一回到石蛙溪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社员自己动手割“尾巴”。为了给公社新来的卢书记留下好印象，陶玉财特意把卢书记邀请到石蛙溪作指导。开会时，陶玉财原想先找个阶级敌人来斗一斗，以造成某种声势，可惜地主分子陶玉贤死掉了，石蛙溪找不出第二个“四类分子”。为此陶玉财有些发愁，以后再搞运动就无人可斗了。他想把陶玉贤的崽押来作为替补，但卢书记不同意：“无缘无故斗他干什么？出身又不能自己选择。割尾巴就割尾巴，不要分散精力。”陶玉财立即意识到这位卢书记跟过去那位秦书记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却又说不太清楚。陶玉财就在动员大会上表现得愈发卖力，讲话几乎成了喊话，声嘶力竭，嘴角白泡直冒。可是效果一点不好，动员大会开过三天之后，除了他自己，没有一户社员拔自家的菜秧。

但陶玉财毕竟是陶玉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了一个绝招：通过公社武装部长，从庄坪大队调来一个武装民兵排，组成割尾巴小分队。小分队成员来自别处，自然就没有什么情面要顾忌，革命的彻底性就有了保证。这一天清早，陶玉财把小分队带到大队部好生招待了一餐。待太阳升起竹竿高，社员们都上山出工之后，小分队就突然出动，兵分几路，逐家逐户地清点种植在屋前屋后的瓜菜，超过人均五蔸的不由分说一律拔除。小分队人人背着枪，枪上有明晃晃的三棱刺刀，威风凛凛，盛气凌人。留在家中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们见此情景大多战战兢兢不敢出声，少数胆子大的，见那绿茵茵嫩生生的瓜秧被活活地拔掉，实在心疼难忍，免不了就要扑过去阻拦、咒骂、哭喊。

一时间，石蛙溪两岸屋场里鸡飞狗跳，哭骂声与喝斥声搅成一片。陶玉财带着三个民兵来到陶秉坤家院子里，只见禾场四周裁的南瓜秧叶片肥绿，阴沟旁的丝瓜藤正绕着弯往竹梢搭的架子上爬。只有李二姣一个人在家。平时嘴尖齿利不饶人的李二姣见了民兵背的枪，骇得膝盖发软。陶玉财喝道：“李二姣，秉坤老倌子在屋里么？”李二姣牙齿敲梆：“不、不在，一清早就、就出去了。”陶玉财冷笑道：“我晓得他到哪里去了。陶秉坤就是陶秉坤，搞资本主义就来劲，种的菜都比别人长得好些，给我扯！”三个民兵就一齐动手，将所有瓜秧一概拔掉一蔸不留。李二姣目瞪口呆。他们又跑到屋后，将一垄刚栽下不久的茄子苗拔掉，才踌躇满志地出了院子。来到石蛙溪边，陶玉财摸摸脑壳，手一挥：“跟我来，今天老子要抓个黑典型斗一斗！”带着三个民兵直奔山冲深处的羊耳朵。

陶秉坤在羊耳朵开了一小块荒，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早被许多人察觉并传到了陶玉财耳朵里。陶玉财早想拿他开刀，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天赐良机，他岂肯轻易放过？

此时，陶秉坤正坐在羊耳朵地边的石头上凝视着地里红茎绿叶的红薯秧。红薯秧刚栽下不久，叶柄根部刚冒出谷粒大的新芽，离锄红薯还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不须来这里的。但他想来，坐在自己开垦的地边欣赏自己种下的庄稼，是一种最好的享受，嗅一嗅升腾而起的地气，都觉得很过瘾。与过去不一样，这一次他根本没想到秋后的收获，他陶醉于开荒种地的过程，并通过这过程回味过去的岁月。阳光如同一只温热的舌头，舔着他那裸露在草鞋外的脚趾和老如树皮的面颊，和煦的风摇动了山上的树梢，一片簌簌声响。陶秉坤陶醉在土地的芬芳之气中，对那由远及近的零乱脚步声充耳不闻。

看到陶玉财堵住他的眼睛，他十分迷茫，为什么要打扰他呢？一个民兵踩住了一棵红薯秧，他的心猛一哆嗦，指头一伸：“把脚给我拿开！”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沙哑、发颤，仿佛猝然间就苍老了。那民兵把脚一挪，那棵红薯秧已被碾烂。陶玉财狞笑了一下，说：“坤伯，你莫急，有你心疼的。”陶秉坤问：“你想干什么？”陶玉财扯扯披在肩头的夹衣，打起了官腔：“你以为，你开黑土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事我不晓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反映给我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是一贯密切注视的，你如此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是可忍，孰不可忍！”陶秉坤说：“这是集体不要的土，荒在这里不也是荒。”陶玉财说：“荒在这里可以，你种就不行。都像你这样，资本主义明天就复辟了！你是石蛙溪最大的资本主义尾巴，嘿嘿，你这样的典型不抓，抓谁去？”

陶秉坤默不作声，他慢慢地从石头上站起，揉揉酸疼的膝盖，瞪着陶玉财。陶玉财说：“给我扯！”三个民兵就一弯腰，双手左右开弓地拔那些红薯秧。陶秉坤感到一股血直冲头顶，跺脚嘶吼：“你们这些遭雷打的！快给我住手！”三个民兵并不理睬，越拔越起劲，还将拔出的红薯秧故意甩到陶秉坤面前。那些红薯秧都已长出白须般的根。陶秉坤心如针刺，颠颠地走过去，抱住一个民兵的胳膊。那位民兵胳膊一抡，便将他摔倒了。陶秉坤的眉心正好磕在一块鸡蛋大的鹅卵石上，脑际金星迸溅，头一晕，眼前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