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子们静静地倚着那根木头坐在太阳底下，父亲坐在他们中间。穿着一件破军装，显得心事重重。父亲手里没有刀子，他矮小而又瘦削，面孔上永远像是布满了一层灰尘，只有眼中不时蹿起一股绿幽幽的光焰。那种光焰在他眼中左右跳荡。我童稚的心灵已被那光焰严重灼伤。那种光焰是守候在某一角落的猫眼中所特有的，是一只奔走于旷野中的狼眼中所喷发的。我很难亲近父亲。

屠宰就要开始了。

汉子们并不亲手把手中锋利的长刀横向牛颈。一批年岁和我相当的孩子都手提一只木桶或一只木盆。他们用桶和木盆换过汉子们手中的刀子，他们双手紧握刀把，一齐对准牛颈下刀。他们气力太小，总是要腾出一只手按住刀背，上下抹动。鲜血从皮毛中间喷涌出来时，操刀的孩子们发出惊惧而又快乐的尖叫。刀越抹越深，按在刀背上的手也深深陷进了血肉模糊的创口。汉子们用桶和木盆接下半桶血就走开了。操刀的孩子能得到这半桶血和能灌下这些血浆的肠子。

我也曾避开父亲尝试过那种快乐，那种刺激。但却只有唯一的一次。母亲把我拉了一条命债而换回的东西掺上一点盐和糌粑灌成可口的血肠时，父亲把那些未及煮熟的肠子从锅里捞起来，扔在我和母亲脸上。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连声说：“丢脸!”

几只苍蝇猛地扑向我和母亲脚下零零落落的肠子上。血浆从绽裂的肠衣间流溢出来，苍蝇停在上面扇动着轻盈透明的翅膀。母亲的手拽住我的胳膊，她的指甲慢慢陷入我的肌肉中间。我的耳底发出嗡嗡的声响，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时那气咻咻的刁毒的矮男人低吼一声：“还不熬茶。”

母亲的手松开了。她侧跪在火塘边撅起嘴唇吹火，火光使她的侧影显得凄楚而又美丽。我恨那个男人，我也不爱我可怜的母亲。我只觉得躯体渐渐下沉，我最后无意识地看我父亲一眼，接着便感到灵魂轻盈地升起，从额头上离开了我的躯体。

而父亲当然知道，秋收下来，还掉度春荒时借下的欠债，家里只有不到三百斤粮食，得熬到来年秋收。

熬开的茶在壶中咕嘟嘟作响。父亲哑着嗓门柔声说：“坐下。”

我的灵魂回到躯壳中，我关节僵硬，肢体麻木。

父亲又塌下脸来，威严地喝道：“聋了?坐下!”

我坐下。

父亲的面容在闪烁的火光里忽隐忽现。父亲成为慈祥的父亲，他把他碗中化开的一块油脂全部扒拉进我的碗中。一阵哽咽塞紧了我的喉头，我仰脸才使泪水不致溢出。

“我家不能干那种没有骨气的事情。若巴家从没有少骨气的男人。”父亲说。

轮到母亲把脸转到暗处，一边喝下搅散在茶水中的糌粑，同时低声吐出恶毒的成串的嘟噜嘟噜的诅咒。父亲从没有听到过母亲对他的诅咒，而和父亲并坐在一起的我却一句一字听得清清楚楚。父亲的听力其实比我还敏锐许多，我没有听到家里那条黑狗把柔软的爪子搭上门槛的声音他却听见了。

“追风!”父亲低唤一声。

黑狗蹿进屋来，竖起尾巴使劲摇晃。父亲指指那团肠子，说：“叼出去。”

追风来回奔忙几趟，回来伏在火塘边上用爪子拂掉沾在嘴角的血浆。

“它不用舌头舔。”父亲说。那年，黑狗追风两岁，我十岁。

父亲把碗中的食物放在追风面前，再掺上一些清水。我把碗中的糌粑倒进追风面前的碗中。母亲又把她碗中的食物倒进我碗中。

她清清楚楚地骂了一声：“死狗。”

父亲看看她，什么也没说。

狗伸出舌头发出啪哒啪哒的舔食声时，也响起母亲用舌头舔食碗壁上残存食物的嗞嗞声响。听着伙伴们被涌流的鲜血刺激发出快乐的高叫，我不敢抬起头来，感到头上有一朵绿色的火苗在跳荡在燃烧。那是从父亲的眼睛喷射到我头顶上来的。

父亲看着广场上人们来回奔忙，仍背倚那木头没有动弹。

“人家看我们呢，到你阿爸那边去。”

我穿过广场，身上带着彩芹老师身上的香味。

“阿爸。”我说。

父亲颤抖一下，抬起头来。我感到包裹我的彩芹老师那香味离开我，缠绕到父亲身上。但他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只是他脖子上那条蚕样的伤疤微微有些泛红。父亲从不许人提他这道伤疤。父亲这道伤疤据说是剿匪时留下的，这也是听人传说。我家的人总有些东西被这种传说搞得十分神秘。一次，我悄悄打开墙角边一摞四口绿色的子弹箱，发现了一个铜牌，上面系着的绸带已被虫蛀坏，这些东西包裹在一顶褪色的船形帽里，其中还包裹着一个转业证书和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证书。我入迷地看着这些摊在我双手中的东西，门被人推开，门框里透进的一方阳光笼罩在我身上，我都没有发觉，父亲的形象在我眼中高大而又陌生。矮小的父亲出现在门口，遮断了那框阳光。我木然感到那团绿色火焰又在我头顶燃烧起来。

父亲过来，碰碰我肩头，帽子和勋章与红皮证件掉到地上。父亲坐在暗处说：“坐下。”我就到他身边坐下，默默看着那枚勋章和帽徽在阳光下闪耀金光。

“你要好好念书。”

“嗯。”

“长大了要有志气。”

“嗯。”

“离开这个村子。考不上学校就去当兵。他们若是收你，那些东西你拿去玩。”他指指帽子里那些东西。

“嗯哼。”

“你懂事了，不玩就给你妹妹玩。我只会管好你，其他要来的弟弟妹妹我管不了，也不忍心管了。”

那些东西被营养不良的妹妹把玩了一段时间，妹妹死后，那些东西在火塘边蒙满了尘垢。后来就不见了，彻底消失了踪迹。

父亲这时脸上毫无表情背倚那根木头。

嘎洛的独眼瞟着我们说：“能拿刀的娃娃还有，叫他们回家去把装血的木桶拿来，每人桶里加一块牛油!”

会计过来说：“大队长说的你听见了吗?”

我说：“我们家有。”

会计古怪地笑笑。

父亲脸上依旧毫无表情。他说：“告诉大队长，我砍柴去了。”

会计转身走开后，我说：“我也去砍柴，阿爸。”

父亲眼里流露出痛惜的眼光触痛了我的心脏。

“念书，找老师去，我的力气只够来管好你。以后的弟弟妹妹就都不行了。”

我在父亲那粗砺的手掌的摩挲下，勾头缩颈，一连声说阿爸阿爸。

父亲叹口气，紧紧腰上缠着的皮绳，就耸起肩头上山去了。4

一九五一年，我们所处的岷江与大渡河上源的山区与草地宣告和平解放。土司们进入人民政府担任职务。而在民国初年才取得正式认可的若巴家族的十三代头人神秘地失踪，头人家的财产被全部充公。同时还有回族坐商马依布拉家的财产被没收。头人的女人与马依布拉与他那戴黑纱的女人先后把自己交给玛岗觉卡所汇入的梭磨河，梭磨河为大渡河三条上源之一。马依布拉家和父亲同年的女儿在此之前足不出户。她背上一条洁白的布袋出去寻找她父母，以后又回到村里，以后又叫父亲在大草原上巡逻的马背上时时记起，一时难以尽述。父亲那时十六岁，和村里三个年轻人参加了志愿军，在成都集训一个月，后来草地战事吃紧，又转入公安部队刚组建的骑兵团，进驻阿坝草原。历任通信员、战斗班长和警卫班长。一九五八年，草地战事平息，父亲转业任乡文书。一个生产队长被要他上报的产量吓得上吊自杀。父亲和此事无关。工作组调查发现，乡文书原来系头人出身，当兵八年，竟然没有入党提干。将被送往一个干部农场时，父亲愤然还乡。

村子里没有四类分子。

前面说过，够四类分子资格的三人，一人失踪，两人自杀。后来，村子里柯亚家被评为富裕中农，那家人和我们若巴家大不相同，他们克勤克俭，两兄弟共娶一个女人。工作组决定把他家定为漏划地主。村里以嘎洛为首的人不同意。柯亚家的儿子曲哥血气方刚，怀着满腹委屈伏击了奔驰中的伏尔加轿车，未遂被投入监狱。工作组也因此作罢。所以，父亲回村后变相成为管制对象。

父亲这一次回乡和前次回乡大不相同。

那年父亲护送同村参军的同伴的遗物，那阵他身穿军服，脚上套一双高统马靴，身背一支枪管瓦蓝的卡宾枪，十三发子弹打翻了十一枚铜钱。

“若巴家血脉不断哪!”嘎洛当时就叹息道。然后他邀请父亲参加了成立合作社时竖立鼓架的古老而又庄重的仪式。当时伸手扶起鼓架木柱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是那时，父亲种下我。

他所爱的姑娘是阵亡的伙伴暗暗想念不已的姑娘。

“他死了，你不要死。”

那姑娘的盈盈泪水在日光下闪烁。白桦树林发出沙沙声响。再远处是几块棱棱岩石的巨大阴影。

母亲温软的手臂缠绕住父亲的脖子，说：“我要你压紧我，我不要你死，压紧我。”

父亲用她的纤纤的中指与食指去触摸那条横在脖子上的刀疤，笑笑，说：“我不会死。”

母亲温柔、母亲贞洁。父亲幸福得头晕目眩。母亲的身躯酥软得像被众多蚯蚓松动过的黑土一样，散发着幽香。

母亲哭了。

“他爱我?”

“他爱你。”

“我也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