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以“续断”国粹文化在海外侨裔中的断裂为“己任”的做法，很有些救世主般的滑稽可笑、自不量力、好大喜功兼动机可疑，但我还是决定一意孤行——辞去了公职后，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有权自行其是。再说，当初下海乃为面包计，在解决了面包问题之后，我也早存重返文坛——续圆文学旧梦之念，此正契机，何必理会别人怎样评说？！

于是便着手制定计划，酝酿选题。且很快拟好整个系列长篇的十二部选题：中国书画、中医中药、中国戏曲、中国烹饪（包括茶文化与酒文化）、中国易学（包括道教文化）、中国民乐（包括民间乐器制造技艺）、中国丝绸、中国陶瓷、中国玉雕（包括牙雕、石雕、木雕、砖雕与微雕）、中国青铜器、中国功夫（包括武术、气功与杂技）、中国古建筑。同时，又逐一构思出每一选题的故事大纲，主要人物性格基调……可以说，此时的我已是身在商海，心在文殿（文学是我心中的圣殿）了。

一九九五年底，我正式辞去万科集团公司的职务，放弃了许多令人羡慕的优厚待遇与继续发财的机会。并顾不得暂时承受万科集团老板王石先生的误解（他曾聘我做他的高级文化顾问，一直很器重我，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我辞职去写），毅然踏上回归文坛之路。

本以为我从此可以高举国粹系列长篇的旗帜阔步前进了。谁知，意想不到的节外之枝伸到我的眼前，诱使我偏离了既定的目标——一九九六年岁末，我在万科公司工作的一位秘书的丈夫找到我，希望我个人给他和他的合作者投资，支持他们把已经取得可喜成果的治疗艾滋病的新药开发出来。这显然是个很诱人的题目。真能搞出治疗艾滋病的新药，不仅对全人类是了不起的贡献，还能把自己的铜像世世代代摆在联合国总部门前供世人瞻仰（世界卫生组织的承诺），这就比仅仅创作几部国粹系列长篇的意义有所不同了。

我几经踌躇，最终还是投了资。自然，投了资便不能不认真介入，结果，创作便顾不上了，怎么办呢？便有朋友建议我请人合作，我当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不亦乐乎！便寻了三位合作者，由我阐述整体策划及故事大纲与人物设计，请他们执笔写一二稿，然后由我改竣定稿。合作者们从我手中拿了预付稿酬后，欣然动笔。

那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与艾滋病新药的研制者合作得不如人意，迫使我不得不从单纯投资者变成投资者兼领衔研制者，每年疲于奔波于泰国临床基地及美国诸新药检测与审查机关，几乎完全顾不上再过问国粹的创作，结果，由于艺术见解的差异，得到的书稿与我的初衷相去甚远。我虽有权要求合作者按我“突出‘粹’味与文化含量”和“照顾海外读者的视角”的初衷去改，合作者也有权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自行其是，因为他们有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我这也是为作品负责。

这就让我无话可说。

与此同时，一些对我的文学抱负颇有微词的人也纷纷鼓噪：“凭几个臭钱沽名钓誉，附庸风雅。”“自己不能写，花钱买稿儿，不太那个吧？”……

我就更无话可说了。

尴尬之中，事情出现了转机——我不得已领衔研制的治疗艾滋病的系列新药获得了“国际最高金奖”！鲜花与掌声之后，我便从这一缠身的项目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了可以派做写作之用的时间。

用经济手段让原合作者们笑逐颜开之后，我把所获书稿的生杀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决定将其中一部书稿全部作废，另起炉灶重写，将另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推倒重写。后来，从一九九八年夏起，至一九九九年底止，整整一年半时间里，我心无旁骛，闭门谢客，先后藏匿在海南、北京、辽宁三处家中，一气呵成，完成《丹青风骨》、《杏林风骚》、《梨园风流》三部书稿……

我由衷感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炜大姐，负责二审的彭沁阳女士，负责终审的高贤均副总编辑、何启治前副总编辑和聂震宁社长。我与他们素昧平生，仅凭一部《丹青风骨》书稿，他们便与我签下了三部长篇一并推出的意向合同（当时《杏林风骚》与《梨园风流》尚未动笔），给了我“罗萌国粹系列长篇”的专题待遇，这在我如上所述的尴尬境况中，给我的鼓舞无疑是巨大的，也是关键性的。因为我当时的决心是：此书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出。就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若是退稿不出，我很可能便承认计划失败，将《丹青风骨》拿到海外寻个出路了事，再不自寻烦恼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炜大姐，她作为《将军吟》和《芙蓉镇》两部茅盾文学奖名著的责任编辑，也算是一位资深人士了，处理完《丹青风骨》书稿后，她又已到了退休时日，并已获移民美国的绿卡，本可一走了事。然而，得知我全部计划及所遭之挫折，特别是在改稿过程中确认我的文学功力后，她决心要把“罗萌国粹系列长篇”的责编当到底，哪怕移民美国后，专门为此再往回跑也心甘情愿。并且，真的在我完成第二部《杏林风骚》书稿后（她当时已移居美国半年），专程从大洋彼岸赶了回来。她不辞辛苦，陪我在东北的隐匿之所处理完这部书稿，又耐心等待我飞回海南去赶写《梨园风流》。临行，她不得不告诉我：作为新移民，她回国的时间不能超过半年，所以，在国内度完新世纪元旦后，她必须赶回美国。

我飞回海口的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距离她返美的时间不到三个月，也就是说，若去掉给她留出处理书稿的时间，属于我的写作时间只有两个月左右。这使我深深感到肩上的压力之大。临行，与她商量，可否采取流水作业方式，我边写边寄，分批交稿？她答应了。

那以后的五十天里，我们之间保持着非常情况下的热线联系。所谓“非常情况下”，即打乱了常规的作息时间，不管清晨，还是深夜，也不管是否刚刚挂断电话，只要想起问题，便立即拿起电话，交流情况，交换意见。我那里边写（我很看重手迹的价值）边打（女儿和女婿一齐上阵）边寄，她那里边看边做技术处理边提出编辑审稿意见送二审彭沁阳女士阅——彭沁阳女士当时因患肾病在家中，仍坚持随到随阅。这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时间每天几乎近二十小时，女儿每天也不下十小时，经常是人仰马翻，让家中的小保姆不时睁大惊诧的眼睛，疑心我这个“爷爷”发了神经。她当然不知道，我“发神经”的根源在北京：一个叫刘炜的编审“奶奶”先发了神经，又传染了我。因为她随时会把阅稿的兴奋和思索用电话告诉我，以此给我鼓劲加油，迫使我陷在高度兴奋状态不敢懈怠。于是，我文学创作实践中的“奇迹”发生了——五十天，五十四万字（其中拆旧翻新二十余万字）！这于我，离开娘胎头一回。因为我不同于天才们，我是地才。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完最后一个字我丢下笔，独自躲到海边没人处哭了个痛快又笑了个痛快：我哭是为了释放十八个月来自我虐待憋在心里的委屈——这十八个月我确实太难为自己了！图名吗？“国际最高金奖”奖杯、“为人类杰出贡献”勋章、“世界优秀专家证书”……早已摆在我家里。许许多多“名典”、“辞典”、“大典”我也早已名列其中了；图利吗？那又何必放弃万科公司的许多发财机会来写这些劳什子！当今中国有几个靠写发财的？那么，仅仅是为续圆当年的文学旧梦吗？那又何必如此只争朝夕？十八个月里，我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把自己禁闭在斗室，面壁苦熬，将亲人、朋友通通淡忘在一边……这样给自己施加压力谁能理解？所以，我委屈。我笑则是感念我能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炜、彭沁阳、高贤均、何启治、聂震宁这些好人。我不是千里马，也没见过伯乐，不想往这方面附会。我只想把自己比喻做一块矿石，是这些文苑内的好心人开采了我，给了我破土而出的机会。这说明文苑内并非到处是冰封雪盖的凋零之地，也有春溪在灌溉新绿，催发生机。这值得我感激、值得我放声大笑。他们对我这滑稽可笑、自不量力、好大喜功兼动机可疑的国粹作者的无私支持，说明我的本次文学创作实践是有价值、有志同道合者的。

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就还得继续写下去。再用三个一年半，再把自己禁闭于斗室，面壁苦熬几个春秋……

因为这值得。

之外，本不应再多饶舌。然而，由于其曲曲折折的创作过程及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不得不多说了几句，都说出来后，心平气和了，便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