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末的形势就是这样。我从湖南回到汉口，发现这座最后的革命堡垒已经完全由军事独裁集团所控制。宋庆龄由于拒绝用她丈夫的名义来掩盖被她谴责的反革命，已经出走。鲍罗廷正准备同绝大多数俄国人一道离开中国。流言四起而又相互矛盾。有的说鲍罗廷已经走掉，有的说蒋介石正悬赏重金要他的脑袋，有的说他北上支持冯玉祥去打北京了。这些都不是真相。鲍罗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已无法再待下去，因此他是保持着一位使节应有的尊严离去的。他由国民政府的要员陪同登上火车，许多人表示希望他快点回来。在横跨中国的漫长旅途中，他也是以公开的身份出现的。一路上，冯军将领都设宴款待，派出警卫。然而，要求他公开引退的恰恰正是冯玉祥本人。出现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甚至同敌对者也讲外交辞令；更重要的是冯玉祥想尽可能地维持和鲍罗廷的友谊。在华外国报刊把鲍罗廷描画成一个搞阴谋的老手，说得活灵活现。冯却不这样看。他和他手下将领把鲍罗廷看做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顾问，同时也是他们所不想得罪的一个国家的代表。但要他们同意让农民组织起来掌握政治权力，以此来换取苏联的友谊，他们是不愿意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的，然而他们也不希望因为怠慢鲍罗廷而造成关系紧张。

7月23日，星期六晚上，我接到通知，可以参加一次旅行，随鲍罗廷和其他俄国人，经由陕西、甘肃和蒙古回莫斯科，全程估计三千多公里。其实到底多远谁也不清楚。因为，道路情况不明，只知道必须翻山越岭，经过几百公里的沙漠，此外就一无所知了。鉴于军事上的态势，这趟旅行虽然耗资大又异常艰巨，也势在必行。对鲍罗廷来讲，从上海走是危险的，蒋介石正在逮捕所有走这条路的俄国人。坐英国客轮也不行。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不让中国当局搜捕的，但在这件事上却会给予合作。蒋介石甚至扣留了一条德国船，说它把一批砖茶转移到俄国轮船上是犯罪行为。通往北京的道路显然也给张作霖堵住了，他已经监禁了鲍罗廷夫人，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北京西北直到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因此走从张家口去乌兰巴托的公路也不可能。唯一可行的是向西绕远路走一条没人走过的小道。这样就得穿越中国的西北各省和蒙古沙漠。

由于俄国人是仓促成行，很多人出于安全考虑都得动身，我总怕没有我的位子。幸好，鲍罗廷只问了我两个问题。“旅途艰苦，你吃得消吗？”我告诉他，我早就习惯了美国的露营生活。他又问：“你跟我们去干什么？想写本书吗？”我当即打定主意写书。他又考虑了一会儿说：“星期一上午你就要准备好，带两个小箱子，再多不行。我提供汽车、帐篷和伙食。带上美元，我可以在路上把我带的银元换给你。”他要我负责记旅行日记，因为别人都有其他事情要干。

动身的日期一再推迟。7月27日，星期三下午四点，我们的汽车被装上车皮，汽油和行李装进棚车。大家集合在火车站上，等着乘武汉政府提供的专车走。外交部派了两名秘书护送，其中一位是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儿子陈不士。我们带了一名卫兵，是国民政府派来的，还有鲍罗廷的私人警卫，由武装工人组成，他们是一向负责照顾他的。为了赶时间，行李就让它随后面的列车走。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鲍罗廷如果在武汉再多待七天，完全可能被一个变得狂暴的政府所枪杀。

但是，我们走的那天，礼仪还是隆重的。国民政府的首脑都亲临车站郑重话别。大家拥进餐车，一起喝茶和苏打水，互相致意。汪精卫、宋子文和鲍罗廷坐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对鲍罗廷的离开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还提出要讨伐蒋介石，试图引起他的兴趣。然而他拒绝表态。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在表示：既然你们拿定主意同工农组织决裂，我就不可能和你们共事。

火车缓缓向北开去。头一夜和第二天都热不可耐。离开汉口24小时之后的黄昏时分，驻地司令官安绪德（音译）前来探望我们。他收到了三封关于我们的电报，所以他深感我们身份的重要。一封电报是冯玉祥本人来的，一封来自冯的部下北线司令官孙将军，一封是他的顶头上司打来的。这些电报都命令他欢迎我们，并为我们派出警卫。鲍罗廷问他，加派警卫是为了安全的必要还是为了表示礼貌。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不想占用司令官的人，从汉口带的警卫已足够了。

这位司令叙述了当时那种特殊的军事情况。他说：“从此地到郑州的各站是由各式各样的部队管辖的。有的是过去吴佩孚的部队，这些人投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不长，纪律不严。你们的卫队中有南方人，口音和制服都同我们的不一样。那些部队可能不尊重你们，可能要偷走你们的火车头和私人轿车。因此我将派给你们十名个人警卫。他们是本地人，会解释清楚你们是什么身份。”他用一种无所谓的口气补充说，“以往那些部队经常扣留火车归自己使用，把车上的老百姓都赶下去。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会儿，然后承认，有的部队可能至今还没“改造”好。

安司令和鲍罗廷以中国方式频频互致敬意。安司令向鲍罗廷保证，完全可以像对待自己人一样使用派去的警卫，“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同志”。想到武汉政府已经垮台，再听到这种话，不免令人感到别扭。这位司令官可能完全不了解真相。他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军人，奉命要好好招待我们，他照办了……就这样，我们奔向郑州，并于半夜到达。

报道评析

用智慧洞察真相，勇敢面对现实是战地记者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斯特朗一生六次来到中国，最后定居在北京。20世纪20年代她来中国时，外国人的圈子里曾有过议论，说她的靠山很硬，后台是自由派的教会和生意人。其实，斯特朗并不像人们传言那样有什么背景。事实上，她是站在社会要求得到公平的立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按自己的见解，来阐述中国出现的一切新事物的。她认为应该让美国读者彻底了解中国的现状。她的写作，不光是为政府官员提供消息，而是尽力向美国人民介绍新思想。面对乱哄哄的中国局势，她很清醒，不仅报道了事情的状态，而且分析了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思维缜密，条分缕析正是她才干不凡的佐证。据说，美国国务院里赞成新政的中国问题专家喜欢读她的报道，持不同观点的人也要靠她的报道来了解真实的动态。她是个顽强不屈的女人，名不虚传的新闻记者！她的报道勾勒出了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右派的虚伪性。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这段历史时，也要叹服斯特朗的分析能力。

对事件深刻的洞察，来源于对事件真实的了解。斯特朗的报道是真实的，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随鲍罗廷一行长途跋涉，自汉口出发，经陕西至甘肃兰州，再经甘肃、宁夏进入外蒙古，最后抵达苏联。一路危险很多，不光自然条件艰苦，更有途中碰到的利益相左的各派势力的复杂斗争。对此，斯特朗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鲍罗廷的人生命运是复杂的。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1927年，他与共产党人、国民党各派都有着难以理清的恩怨，斯特朗以一个记者特有的成熟，坚持用事实说话，坚持记录了鲍罗廷离开中国的具体情景。她确实与众不同，在撤离武汉时，面对都以“革命”标榜的各种势力，斯特朗能够果断地鉴别真伪。忠实地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很显然，她作报道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利用记者的身份去探索真理，用事实说出最有分量的话。

用智慧洞察真相，勇敢面对现实，同时必须运用准确有力的语言表达才能使一篇报道成功问世。斯特朗独到的分析力是通过语言要素呈现的。她的语言简洁有力，像刻刀一样刻画出了1927年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背叛、割据、残忍、生灵涂炭，她不失分寸地讽刺了各派军阀。鲍罗廷离开中国时的复杂心情、国民党各派的心照不宣、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她都准确地进行了概括。“鲍罗廷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已无法再待下去，因此他是保持着一位使节应有的尊严离去的”。在中国问题上，她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支持人民大众所拥护的那一派。“城镇劳动者在斗争中认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在转入地下活动后仍然筹划着未来的斗争。如果劳动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要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