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儿压在桌沿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并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了“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七岁。

外婆去世我八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一个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儿。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儿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用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我要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个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拎起一点儿，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卟嗒卟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的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儿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打倒。谁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唉，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着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揪揪。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个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还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着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被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背一根绳子在肩膀上，绳子拴一个平板车。一会儿，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装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儿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啦啦啦”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浆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浆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咝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被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就不一样，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个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靠不住。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时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化大革命”时，他就被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象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给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蜒那样。我四只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儿，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夹肢窝下，另一只黑手跷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儿。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儿，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给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给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50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给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百——粒！”

“哎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个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不知朱阿姨的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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