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

既然人们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

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膛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三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糊糊的。连队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

“舀缸子地上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啰，反革命暴动呷，牛鬼蛇神开黑会啰！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咝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儿，听一会儿，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窸窸窣窣地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地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

“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

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

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好的人。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淤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浮唦、浮唦，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罗，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

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奇怪。他的呻吟，给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巴蜀田园风光：在溶溶的夏日里，在翠蔓绿树之间，一群光着屁股的四川娃儿在池塘里嬉戏。他们一会儿浮水，一会儿在岸上捉迷藏，又偷偷摸到瓜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围坐在皂角树的浓阴下猜崩壳儿：“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啰，我得啰！”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

“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唦？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老人家唦？”

“降落伞唦，降落伞……我嘟——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蹚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枪！

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

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

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

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寞、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夙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

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蹚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

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