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躺在铺板上苦思冥想，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高亢的乐曲，同时窗前的操场上也响起了哨音和口令声。我坐起来，想从玻璃缺口向外看个究竟，而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的玉米饼却从被子上滚落下去。我看了看炕上睡着的九个人，经过一番考虑，真如她所说的“悄悄地吃”了。

等我吃完，再趴到缺口旁往外看，人群已经散了。只见玻璃缺口的边沿上，有一缕像是从肉上刮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干活的时候，她又把我和“多事先生”（“多事先生”啊，你曾听到过多少秘密）叫到离人们很远的地方修一段车路。

“谢谢你。”我说，“我看见了。也吃了。”

“是你一个人吃的吗？”

“是的。”

“你睡得真沉。我在窗子外看了你好半天。”她调皮地笑着，“我本来拿着根树枝子，想捅醒你，可看你睡得香香的，就算了，以后你别让他们知道。”

“算了吧，以后别送了。”我一面扔土一面说。

“为啥？”她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

“谁知道我要关多长时候，也许……”

“不，”她任性地说，“反正你关多长时候我就给你送多长时候，老送下去…

…”

“那么，我就要老关下去啰？”我凄怆地笑了笑。

“不，”她拄着七九步枪，望着远方，脸上溢出如梦似的甜蜜：“你在这里我给你送吃的，以后……”

“以后怎么样？”我不是故作多情，而是确实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她抿起嘴微微一笑，“我不说了，你坏得很！”

“你这倒说对了，我本来就是坏人嘛。”

“别，别……”她向我靠拢过来，又啄起鲜红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的，“我这是说笑的，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知道你们右派是好人。过去我们村里也有下放来劳改的，就是说大炼钢铁搞糟了，大跃进是大冒进，老百姓饿死了这些话的人。我妈跟我说过，你们右派是好人。”

“不！”我吃了一惊，而且知道她是把“右派”和“右倾”搞混了，赶快说：

“不，我没说过这些话！”我的确没说过，而且连想也没敢想过，她这样大胆而明确的话，又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了就说了，怕啥？这儿又没别人，就这个疯子。”她瞟了“多事先生”一眼，把一绺头发撩到耳后。我看到她手背上贴着纱布。

“你的手怎么啦？”

“没啥！”她莞尔一笑，把手藏到背后。

联想到早上沾在破玻璃上的血迹，我明白了。一方面是有意试探，一方面是真情关怀，我无法理解，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多想了。”她温和地劝慰我，“我也没爸，也没妈……哎，就说你……就一个人，是吗？”

“是的。”我沮丧地回答。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象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了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苗漂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皇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

“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就不得了。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

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

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索索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作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地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膛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

“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制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答答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皮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阴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

……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

“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

我知道，宋征在江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

“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阳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斗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七

满纸荒唐言

——摘自《红楼梦》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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