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底，邮电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邮政编码会议，会上听取了辽宁、上海、江苏三地试行邮政编码的经验。会议认为，试行邮政编码制度是邮政通信工作的一次革命，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邮政通讯现代化，首先要实行邮政编码制度。这次会议确定的工作步骤为：（1）从当年7月1日起在全国普遍开展宣传活动，公布编码，逐步使群众都会使用；（2）在编码书写率达到一定程度时，即可试行人工看码分拣，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分拣效率和分拣质量，为逐步实现分拣机械化、自动化打下基础；（3）继续进行分拣封发关系和邮路网路组织的改革研究，修改、完善《分拣封发体制和邮运网路组织改革方案》，做好邮区分类和制定中心局建设规划的工作。

这一年6月23日以后连续几天，许多单位和居民住户陆续收到由市邮局寄送的关于实施邮政编码的通知，明确今后寄信要使用标准信封，除了在信封上详细写明收寄双方的地址外，须在左上角的方格内填写收信人地址的邮政编码，在右下角的方格内填写寄信人地址的邮政编码。市邮局专门编印了一本《北京市邮政编码簿》，供广大用户查阅检索。邮局内部也作出规定，自7月1日起，凡邮电单位之间往来的信件一律书写编码，只有邮电部门为用户做出榜样，邮政编码才能推广开来，坚持下去。在当年宣传推广使用邮政编码报刊上的宣传语为：“寄信要使用标准信封，除写收寄双方地址外，还要加写邮政编码。”

为了推广邮政编码，邮政编码小组编印了《邮政编码宣传手册》、《北京市邮政编码簿》，邮局和文具店的营业柜台上也摆出各种图案的标准信封；报纸、电台等新闻媒体刊登或播出介绍邮政编码、标准信封的文章、报道；邮局举行关于使用邮政编码的用户座谈会、新闻发布会；全市各街道、胡同口几乎一夜之间出现了标有该地段邮政编码的指示牌，目的是使居民尽快熟悉自己所居住地的邮政编码，并告知保持通信的亲友。有知情者回忆，当时全市共安装了20000多块邮政编码指示牌。除此之外，邮局还派出人员到各大机关单位进行宣传、讲解、发放有关邮政编码知识和使用方法的资料。

然而，此项邮政新举措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并接受。当时，人们的普遍反映是邮政编码使用起来不方便，尤其是给别人寄信时须填写的邮政编码记不住，查阅检索起来也有困难，对于一些老年人更是如此。因此，许多人寄出的信件在邮政编码框中，或者只填第二三位数字，后面用一串“0”代表，或者干脆空着。人们普遍相信，邮局在分拣信件时一定有办法。可以看到，一方面要推行一件新事物并不容易，另一方面，邮局仍被人们高度信任。由于大量信件不写或误写邮政编码，造成信件无法“按码处理”，不仅造成设备和人力的浪费，而且延长了信件处理速度。过了一段时间，宣传、推广邮政编码的进程开始放缓。据说由于一些地方出现邮局对于不写邮政编码的信函采取拒收措施，由此导致部分邮政用户不满。有人开始埋怨：“这动脑筋死记的东西，谁会喜欢呀？”有人指责邮局推行邮政编码的做法是“强制”，只从邮局工作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考虑广大群众是否方便，“一家方便万家难”。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邮电部党组决定，全国暂停推行邮政编码。有人发出叹息：

“一项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试点的新事物中途夭折”，有人则用“受到冷遇”形容邮政编码的尴尬处境，而邮电部门则认为是“由于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普及和深入”、“推行过急，群众不理解”等原因造成的这种结果。

1986年3月全国邮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的一项议题是重新推广邮政编码。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发展邮政通信能力的着眼点放在邮件处理机械化方面。

邮政编码是提高邮件传递速度的重要手段，要继续宣传推广。”专家分析邮电部重新启动邮政编码的原因，随着邮政业务发展速度加快，仅靠人工分拣已不能适应，各地邮局因信件无法及时处理造成积压现象十分普遍，邮件分拣机械化、自动化势在必行，其前提是使用邮政编码。

这时，北京邮政枢纽工程已经开始建设，有关部门开始引入德国公司的分拣机设备，北京市每天进出口邮件达1800吨，仅信函一项就日均200万件，这一数字是解放初期的79倍。由此邮政编码的推广、使用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同时，邮局着手建立多功能邮件分拣资料库，将北京市全部街巷、胡同、村庄和企事业单位的名址计25万多条输入资料库，使用微机系统进行管理。该套系统同时兼具查询、打印、分类编印资料等50多项功能，由北京市邮政科研所研制，为国内首创。

按照邮电部的统一部署和专家建议，北京市从1987年4月24日起，开始继续推进邮政编码的实施。这项工作采取了分三步走的方式：第一步，在重新推广邮政编码的前半年，寄信不必写收件人的邮政编码，只需寄信人邮编即可；第二步，在街头巷尾钉标牌，告知居民本地邮政编码号；第三步，充分发挥街道委员会、居委会的力量，召开推广邮政编码的座谈会，向每家发放写有本地邮政编码的小卡片，要求人们在寄信时注明本地邮编。同时，北京市邮局确定当年5月为“邮政编码宣传月”。有专家指出，实际上，推行、使用邮政编码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现代化趋势，旧观念、旧习惯被新事物、新习惯所取代理所当然。

又经过了四年左右，北京市内信函邮政编码率已达90%以上，同样是人工分拣，“按码分拣”作业方式与“按地名分拣”传统作业方式相比较优势更加明显。有人列举三组数字：过去按地名分拣差错率最低为32%，“按码分拣”后差错率降为21%；过去分拣每500封信需用5分34秒，“按码分拣”后只用4分5秒；过去北京每天大约有2万件“瞎信”，“按码分拣”后，“瞎信”减少至4000多件。据资料显示，1990年春节前，每日信函量达到400万件以上，创下了历史上业务量的峰值，却未出现积压、延误现象，做到了“当天的信件当天净”。

就这样，邮政编码日益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与接受，从而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七、恢复邮政储蓄业务

1986年2月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市邮政局正式开办邮政储蓄业务，第一批开办这项业务的五个邮电局分别是东单邮电局、西长安街邮电局、和平门邮电局、海淀区邮电局、燕山邮电局。

初办期间，邮政储蓄只办理个人的活期储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零存整取定期储蓄，不受理支票，存款利息按国务院统一规定的利率标准支付储户。

实际上，在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邮政储蓄银行十分普遍，其中日本的邮政储蓄系统最为发达，邮政储蓄额约占整个国家私人储蓄的四分之一，并成为大藏省的财政投资贷款的主要来源，被称为“第二国家预算”。在台湾，邮政储蓄又称“邮政储金汇业局”，办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信贷和简易寿险等次级证券等业务，服务对象主要是小额储蓄群体。由于网点众多、服务时间长及税收的优惠，业务迅速发展，广受欢迎。

中国的邮政储蓄史则是从1910年大清邮政曾派人去奥地利学习考察，筹办邮政储金业务肇始。1918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邮政储蓄条例》，次年中华邮政公布《邮政总局经理邮政储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