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抗战结束到国民党失败退居台湾，短短几年时间，国内局势急剧变化，国内经济也走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虽然国民党在战后提出经济恢复与重建计划，但政治经济环境动荡，计划没有办法付诸实施。

经济部为国民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抗战胜利后，宋子文的主要工作即为恢复经济与重建。宋子文也算是哈佛经济系的高才生，本以为这哥们儿为拯救国民党经济而生，却在现实中不断碰壁，不过一年多，他就在黄金暴涨、经济失控的危机中下台。

国民党时期的经济，根本就是一个烂摊子，物资供应不足，财政收支严重失衡，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不断。抗战以后，工商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集中在轻工业部门和沿海城市，农业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受到国内局势的决定性影响。大规模战争对生产环境的破坏，征兵拉夫对劳力的占用，沉重的税赋负担，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极为不利，不在国内营造一个和平环境，任凭你再牛的专家恐怕也无力回天。

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决不了物价飞涨的问题。1945年抗战胜利物价跟1937年相比上涨了9400倍。

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面值最大的货币是国民党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金圆券，单张60亿元，一张钞票6后面9个零，60亿元的钞票，印了多少张呢？360多万张，360多万个60亿元，你算算得多少钱，电脑都能崩溃了。60亿元能买什么，据说能买100多粒米。所以那时候中国人人腰缠万亿，可惜不是富翁，两网兜钞票换一盒火柴，给死人上坟都烧真钱。因为纸钱太贵了，都烧真的，已经赶不上印它这张纸的价值了，所以物价涨了十多年，老百姓受不了。物价暴涨，一碗面条早上起来卖40万元，到晚上再卖，120万元了，一天的物价调7回。

剧烈的通货膨胀，钱不值钱，老百姓宁可用冥币，也不愿用国民党发行的货币。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国民党政府禁止金银、外币流通，强迫人民将手中黄金等值钱货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但是并不能阻止金银、外币的广泛流通。实际上，金银、外币已经取代了金圆券，直接拿来交易。在乡村，由于银元、铜币都是不足额的货币，老百姓干脆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粮食、布匹在许多地方成为市场交换的等价物，完全回到了远古时代。

国民党货币不值钱，招致外国货币蜂拥而来。除了美钞、港币广为流通外，英镑、法郎、新加坡币、越币、葡币、印度卢比、缅币等各式各样的外币，听过名字的，没听过名字的，几乎周边国家和华侨较多国家的货币在中国市场都能见到，当时的人也算是大开眼界了。由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困难，国民党曾经对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宋子文以知美和亲美着称，战时曾经在美国从事争取支援的工作，战后自然也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援。可是国民党战后混乱的局面让美国人不敢再往这个无底洞里投钱了。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陷于崩溃。财政、金融、工商、农业样样都问题百出。多米诺骨牌效应，政治影响军事，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国民党的统治从内部看，就已是命悬一线。经济危机不可缓解，引起社会危机的不可缓解，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总崩溃。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之际，不无惋惜地对国民党的将领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得的民心。”

03在对抗中攻守易置

Δ东北败相已显

全面内战爆发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力悬殊。解放军前期作战，作风稳重。毛泽东曾经对于战争全局有过这样的定位：对外战争必须打持久战，拖垮敌人；对内战争当速战速决，解决敌人。国民党军队战争目标与手段极不协调，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战略失误，屡战屡败。

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心理变化是复杂的，他们由战初对战争前途的自信，对中共的傲慢与轻视，转而对中共的战斗力和战绩感到吃惊，战场形势的不容乐观使得战斗士气极为低下。并且国民党内矛盾重重，党派纷争不断，国际援助无法取得突破，危机不断。解放军坚持不重失地，重视消灭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逐步扭转了战争初期的不利态势。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后，解放军适时主动地在中原战场上发动战略进攻，从而由守势转为攻势，实现了战争进程的重大转折。

在国共双方的军事较量中，东北具有代表性。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战后全局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共大规模调兵首先进驻东北。蒋介石则将兵力部署的重心放在江浙等富庶地区，准备从苏联红军手中直接接管东北。当然，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内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许多国民党将领也想在苏联军队击退日寇侵略者之后，分得一杯羹。

东北地域辽阔，国民党在东北有7个军20万人，加上特种部队和地方部队，总共不过40万人。经过战争的消耗，国民党在东北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多数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而且国民党军在关内作战不力，兵力受到牵制，一时也无法向东北大举增兵，只能依赖东北现代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较为发达的优势，将部队集结在交通要点，随时机动增援，弥补兵力不足的窘境。

四平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联结三条铁路线，是东西南北满间的交通枢纽，为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要地。在国共和谈时期，我领导人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东北，能少打仗就少打嘛。后来共产党认识到，和谈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力求死守四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坚持打阵地防御战，这种情况在遵义会议后共产党的历史上几乎没有。

我军在东北战场并不占优势，在国民党对我南满根据地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后，林彪审时度势，认为在东北发动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林彪立即部署，主动出击，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希望通过一个大逆转，改变东北战局。当时正值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大溃败，蒋介石亲临沈阳，为部下打气。国民党当局非常紧张，四平如果失守，东北国民党南北联系将被切断，长春、吉林态势孤立，东北防御体系将不复完整。国民党吸取以往经验，行动较为谨慎，东北民主联军未能捕捉到战机，此时四平久攻不下，攻势已经明显疲惫，难以为继，在国民党南北逼迫之下，态势显得更加不利。中共对于城市攻坚战没有太多的经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林彪果断决定停止攻击。

此后，林彪更多地坚守其得心应手的运动战术，我军更多地发动攻势，东北战局果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四平战役结束后不久，东北成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位居全面优势的战区，国民党军在东北只控制十分之一不到的地域，兵力大部退至铁路沿线极少数城市，完全处于守势。国民党内部甚至有人主张放弃东北，在关内集中兵力。蒋介石认为，放弃东北则失去了华北的屏障，必将影响到全盘战局，不断往东北派遣兵力，还对原有部队进行全面改组。新编部队战斗力不高，老部队被拆开，严重影响作战，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经显示出颓败之势。

Δ千里挺进大别山

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7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渡过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随后，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一部，南渡黄河，进入豫陕鄂边区，不久，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进攻豫皖苏地区。

刘邓部队渡河南进的行动，吸引了国民党从鲁中前线调出4个整编师增援，此外，国民党从其他各地调动部队，集中8个整编师，准备围歼刘邓部队，或者将他们赶回到黄河以北。刘邓部队因为连连作战，已经感到疲惫，大别山区道路崎岖，中原地区河流不少，还有很多是黄河泛滥区，行动很受环境影响。当时正是酷暑时节，还多雨。下雨的时候，道路泥泞，不利于快速行动；天晴时，烈日当头酷暑难当，沿路缺乏补给，刘邓部队行进得十分艰苦。

这正好让国民党对刘邓大军捉摸不定，他们以为该部队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只得南窜，就跟在刘邓屁股后面，在前方也不重兵布防。直到刘邓大军走出黄泛区渡过沙河，国民党部队才发现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刘邓部队都是轻装前行，对于紧随其后不过几十公里的敌军，如果不能在速度上取胜，抢先渡河则会陷入险境，形势十分危急。刘邓指挥部队在国民党全线布防之前，将重型装备全部炸毁，轻装前行，渡过淮河，到达了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完成了突破任务。

华东野战军为了配合刘邓部队的行动，也为了调动集中在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寻找战机，本着只打小仗不打大仗的精神，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因为连连苦战，兵力损失甚大，急需休息。毛泽东甚感焦虑，多次致电陈毅、粟裕，要求他们尽快赶往鲁西南，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部队昼夜兼程急进，不怕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渡河以缓解刘邓部队所受的压力。

陈谢部队按照中央指示，以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为目的，积极活动，与在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相呼应。

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最后阻止了国民党在陕北和山东的攻势。此后，刘邓、陈粟、陈谢部队大举出击，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从山东调军大别山，从陕北调兵至关中，继续维持对这两处的攻势。国民党此时，已经是疲于应付了。毛泽东提出，以后把外线作战变为进攻，此后中共在军事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而是如何大兵团作战，消灭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并攻克其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4三局决胜负

Δ辽沈战役定东北

1948年以后，国民党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党内上下对战争局势都十分悲观。经过多年的战争磨砺，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军事决战有了充分的自信。

国共两军决战的第一个战役仍是从东北开始。辽沈战役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辖4个兵团，共计14个军44个师55万人。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长春、锦州、沈阳三大孤立地域，没有战略后方，与关内联系被切断，难以得到后勤补给，部队士气低落，东北形势严峻。

1948年2月，蒋介石一度决定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以便依托华北解决补给。蒋介石甚至有想法，如果情况不利，可以全线撤退。卫立煌认为敌前撤退是兵家大忌，同时对于是否能够长途撤退没有十分把握，不敢担当由撤退导致失败的风险，因而主张坚守。卫立煌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东北国民党将领的支持，蒋介石一时进退两难，难下决断。

后来，蒋介石急于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只留第五十三军和第六军的二○七师把守沈阳。其余各军及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特种兵团统编为机动兵团，归廖耀湘统率，随时准备撤退。

当时，中共在东北占据大部分的土地、人口和铁路，部队的数量接近百万，大兵团和正规化作战已经能够得以实施。最为重要的是，中共在东北长期布局，已经建起了自己的后方补给基地，这是中共当时对国民党具有绝对优势的一个战区。从战略上考虑，林彪认为长春是一座孤城，可望在半个月内拿下。面对东北野战军紧锣密鼓地布置长春战事，国民党驻长春守军希望能够放弃长春，撤向沈阳，但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同意。长春被团团围住，其间，国民党守军多次出击抢粮都被打回。国民党的长春守军饿得浑身水肿。在围困长春的同时，东北野战军迅速部署下一步作战战略，留守2个纵队、6个师继续围困长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全力南下，出击北宁线，全力攻下锦州，如此，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河北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蒋介石本在集中精力应付华东野战军，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使蒋介石两面受敌，应接不暇。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要是想救济南，就顾不上东北。除非卫立煌经沈锦路出辽西，才能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在东北问题上同蒋一直意见不合，他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出兵直接解决，解围后与锦州部队会合，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方向攻击前进。然后沈阳主力发兵与东进部队会合，所以就未听从蒋的命令。

据说，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虽然担任剿共要职，却迟迟不见行动。卫立煌在东北期间，蒋在其周围安插了大量探子，卫立煌难以全权调动部队，只得时时抗命，拖延时间，贻误战机。

锦州范汉杰被围困得难以喘息，多次向蒋求援，蒋介石借召见卫立煌开会之机，迫令他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卫立煌相当牛，依然拒绝听命。最后，蒋介石不得不空运四十九军到锦州增援，当然仍然不放弃让卫立煌派兵解围，让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顾祝同在沈阳期间，曾一再召集东北将领开会，要卫出兵沿沈锦路前进解锦州之围。卫立煌再次反对，对于老蒋的指示卫立煌一次次驳回，并与顾祝同发生多次争吵。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提出：乘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锦州时，将沈阳主力一气撤至营口地区。卫立煌认为如不能照他的意见办，也可以实行这一方案。而顾祝同未得蒋介石同意也绝不敢同意撤至营口，两人僵持不下，顾祝同见要卫立煌出兵辽西仍无希望，只好回南京向蒋介石复命。对于东北的局面，蒋介石万分无奈。

10月2日，出离愤怒的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从华北和山东海运葫芦岛7个师，加上葫芦岛第五十四军4个师，共计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以沈阳地区的5个军、11个师和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准备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蒋介石在晚上召集的军事首脑会议上，做了最后一次晚餐似的讲话：“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匪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和关内国民党部队一起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助、后勤的补给，周总司令、郭总司令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从沈阳临行前，还单独接见了廖耀湘。蒋对廖说：“这次沈阳军队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个人是问。”廖耀湘就提出自己的疑问，蒋介石称，在东北主力撤退之前，一定要给东北中共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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