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是很偶然的。起初仅为了满足朋友们的好奇，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弄成这么长的一篇东西。

我并非学历史出身，要说喜欢《汉书》，竟是因为它的文学性。这样，顺带着汉代的历史也可说是稍知道一点。也因此，看见现在有些写这个时段的，就没有胃口。那些作者们大概以为古代的所有时段都是一回事，所以我从中看到的多为雷同的内容，除了人名换一下。当然，这并不说明我只爱好历史的细节。但关键是，如果不是那些各个朝代不同的细节，很多故事就有可能不这样发展，而应当那样发展。所以，细节有时是可以左右情节的。

因此想写自己心目中的汉代。但从何开始呢？仅仅写宫廷斗争我自己觉得很无聊，况且很多已基本是这内容，我不必去凑趣。不过为了能吸引大众的眼球，王侯将相是必要的，毕竟通过欣赏纸上王侯的奢华，能让我们获得虚幻的满足。除了王侯，剩下还有才子佳人。只是汉代又偏偏无所谓才子这种东西，毕竟科举制度还没有。那么我怎么能让读者随着我一起“意淫”呢？

可以追溯一下经历。童年时，我住在南昌的一个市井里，往西走，数百米之外便是波光粼粼的抚河，乃赣江的一条支流，赫赫有名的滕王阁就建在不远的地方。我回想起这场景，总觉得二千年前的汉代，作为豫章郡太守治所的南昌（在中叫南昌县），估计也就是这样子。因此我就干脆写一个平民，如何从这个江边小邑发迹的过程。汉代重视“法律”人才，人要发迹，非得从小吏做起，那么熟读律令非常重要。我遥想一个二千多年前的青年人，怎样通过苦苦诵读律令，致位通显。这就是当时的“才子”了，再想出个“佳人”来，故事就基本有了迎合大众口味的可能。

除了这个俗不可耐的故事框架之外，要说这篇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它比较注意细节。我充分运用了自己知道的一点汉律知识，让主人公借助它时时脱险，步步高升。就像武侠中的人物凭借武功脱险，本质都是一样。可惜最后有个遗憾，我本想让主人公有个美好的结局，可是写着写着就走调了，无可奈何地让他失败，这是我感到很抱歉的。有些读者已经对我提出过愤怒的批评，希望写下一部时，我能洒脱一点，让主人公无所不能。这很好理解，读者代入故事情节时，会因此感到尤其爽快。

有必要说明，虽然我的意图是尽量写出心目中汉代的味道，但为了情节的需要，我将一些很常识的史实加以改造了。读者看到这些部分，大可一笑置之。

回想当初写这个东西时，也是比较烦的，每天总觉得要完成一件事，日子因此感到拘束。现在终于看到它的出版，又不由得庆幸。毕竟不写点儿这个，时间可能也是白白流失，什么也不会留下。虽然并非什么“经国之大业”，留下与否不很重要，可是“虽小道，必有可观焉”。如果终究能愉悦他人，自己也会很愉悦的。

2004年4月史杰鹏于北师大

亭长小武再版后记

好像是前年的秋天，我正在开一个莫名其妙的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对我的三本汉代题材的长篇很感兴趣，问是否可以放在他们那里再版。

我当时很奇怪，如此小众的历史，居然有人肯在出版不久就提出再版的邀请，自然心里很感动，一种遇到知音的感动。但我只能抱歉地回答，这三本书的版权还没到期，很遗憾。对方不介意，说大家可以见见，认识认识。

于是就约了在学校东门附近的十二橡树咖啡屋见面，就此认识了孙国勇兄。

有些人聊不上几句，就能发现他的真诚和善良，让你觉得，可以和他成为真正的无话不谈的朋友，国勇兄就属于这一类。古人说“白头如新，倾盖如故”，那实在是历经沧桑之后的经验之谈。

由于各自都忙，后来的交往时断时续，终于在今年，在国勇兄的努力下，有了把《亭长小武》《婴齐传》《赌徒陈汤》三本书重新再版的机会，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感谢国勇兄的。

那时我突然冒出个念头，既然再版，何不把书稿再润色一遍。因为这些年来，有朋友断断续续指出书中的一些问题，我所在的单位一位研究生才子，叫李开升的，甚至把全书像做文献校勘一样梳理了一遍，指出了不少笔误和时间上前后没照应的疑点，结尾说：“本不当拘泥于此等琐碎枝节，然若诸疑点尽去，岂不快哉。”我的书并不像高文典册，值得他这样花力气，因此尤为感激。

但是我轻看了修改的工作，以为并不需要费多少时间，结果诸事丛脞，闹得进展一直不能如想象般快捷。于是，原先预想的某些段落的重写计划只好打消，到修改完成时，原书大约增加了两万多字。至于文句的风格，除了一些我自己也不满意的部分外，依旧比较生涩，我以为这适合我描写的汉代，而很多人都是因此觉得我写不了通顺的句子的。

《亭长小武》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至今不少朋友仍旧认为，这是我最好的，大概他们觉得这部书的情节最为跌宕之故罢。虽然，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说它是目前我所有中最为通俗的，大约没有疑义。曾经有很多家影视公司想把它拍成电视连续剧，不够通俗就不能赢得这样的青睐。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会喜欢我其他几部历史，因为我写它们的时候同样认真。

2009年11月20日星期五于北京师范大学

平民的奋斗

――我为什么要写《亭长小武》

强汉风骨和猛虎精神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在火器发明以前，人类文明总是被野蛮所摧毁。”他举了罗马毁于北方的日尔曼蛮族之手为例子。在东方，同样的事情也曾层出不穷地发生。当野蛮的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东方礼乐之国尽数纳入自己版图之际，后世的史学家们无不心潮澎湃地回忆那段时光，他们号哭流涕，痛心疾首，自以为找到了另一个文明被野蛮征服的例子，就像在那之前的数百年，赫赫的西周王朝覆没于犬戎的铁蹄下一样。诚然，从文明的定义上来讲，秦国的种族的确比较胡化，秦国的社会制度的确比东方六国要野蛮，法家的视点和儒家的悲悯情怀的确大相径庭，虽然从某个角度来看，儒家也曾有过“杀人不见血”的美誉。

当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贵族们哀叹了，奴隶们欢呼了，他们抛却了身上世袭的枷锁，可以凭着自身的勇力获得自由，甚至爵位、官职、土地，只要他们在战场上杀的敌人足够多。这在东方六国的人看来，不啻是场无耻的变革。因为它终于彻底脱下了周代以来一直披在身上的那层礼乐文明的外衣，赤裸裸地跳进了“杀人越多越光荣”的角斗场中，它首倡了“首级俱乐部”制度，让东方六国的君主们为之挢舌不下。不管儒生知识分子们愿意不愿意，“尚首功之国”的秦王朝终于靠着这个“无耻”的制度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于是“六王毕，四海一”，秦王朝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声势煊赫的历史舞台。

然而这浩瀚的光荣竟然仅是昙花一现，以为可将国家传之万世而不绝的始皇帝刚刚崩殂，强大的秦王朝就顷刻间土崩瓦解。这很让后世的儒生们感慨，而且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证据：暴政只能喧嚣一时，要长治久安还得靠儒家的仁政。马背上可以得天下，马背上却不可以治天下。这个显著的实例让随之而来的汉代儒生们在皇帝面前指斥起法家来完全有恃无恐，皇帝虽然尴尬，却也无可奈何。儒家的仁政是好东西，可是统治者们不会看不到其中的缺点，他们不会不清楚儒家思想在先前也曾有过一败涂地的血的教训：宋襄公为了所谓仁义，兵败身死；晋献公太子申生为了所谓仁义，身死国分。于是，暗地的实质的法家，表面的修饰的儒家，这一套制度终于艰难地施行起来了。

汉代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强劲的王朝，它像秦王朝一样彻底战胜了北方游牧蛮族的骚扰，使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分崩离析，进而远遁泰西。它能够征发许多的游牧民族为它所用，它的军队一度远渡到苍茫的西域，它的国号绣在火红的旗帜上，在猎猎的西风中如波浪般荡漾，让西域三十六国的君主们震怖丧胆。但是它却没有像秦王朝一样“二世而亡”，而足足统治了天下四百年之久。章太炎说，东汉以后，汉民族刚健风气逐渐丧失，从而屡屡被异族蹙迫。它凭什么能做到这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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