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躬膺宗社之重，若军务一日不竣，朕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臣，同为不忠之辈，何以仰对皇考在天之灵？伊等即不顾身家，宁忍陷朕于不孝，自列于不忠耶？况国家经费有常，岂可任意虚糜坐耗，日复一日，何以为继？又岂有加赋病民之理耶？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申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旨，亦未惩办一人。即如数年中，唯永保曾经交部治罪，逾年仍行释放。

其实各路纵贼窜逸者，何止永保一人，亦何止一次乎？且伊等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高年，唯将吉祥之语入告。但军务关系紧要，不容稍有隐饰。伊等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若稍有失利，尤当据实奏明，以便指示机宜。似此掩败为胜，岂不贻误重事？军营积弊，已非一日。朕总理庶务，诸期核实，止以时和年丰，平贼安民为上瑞。而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特此明白宣谕：各路带兵大小各员，均当涤虑洗心，力图振奋，期于春令，一律剿办完竣，绥靖地方。若仍蹈欺饰，怠玩故辙，再逾此次定限，唯按军律从事。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初四日既有此谕，而遣使颁发遗诰自远在其后。是在当时并不隐藏遗诰，虽与谕文抵触，未计及也。唯可知遗诰乃宁寿宫所出，和珅等所定。又证以谕中言“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迨至弥留，并未别奉遗训”之说，则遗诰本非实有太上亲笔，与历来遗诏，出于顾命大臣等之手者一辙。本非仁宗所预知，后遂删去亦不为嫌也。所云：“伊等以皇考高年，唯将吉祥语入告。”明揭前日欺饰之源。又云：“朕止以时和岁丰，平贼安民为上瑞。”明不以捏报吉祥语为瑞，言外可知太上之耄荒，与昔日处分张广泗、讷亲等时作用大异。一和珅得窥其旨，将帅皆从而附和之。仁宗时年已四十，犹自称幼主，盖愤于和珅、福长安辈以太上旧臣相临也。

《朝鲜实录》：“三月三十日戊子，书状官徐有闻进闻见别单，中有云：（一）正月初四日，既褫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仍命与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又召入大学士刘墉、吏部尚书朱珪。珪则为珅中伤，方巡抚江南。乃于初八日，下珅于刑部狱，数珅二十大罪，布示中外。”

初四日为太上崩之明日，《东华录》不书免和珅两职事。至初八日丁卯乃书以科道列款纠劾，夺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职，下于狱。《史稿·本纪》从之。下狱时乃夺和珅大学士职。初四日先夺两兼职，不相抵触，但可补史之略。至数珅二十大罪，《东华录》所纪，非初八日一日之事。先之以十一日庚午谕“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是以于恭颁遗诏日，即将和珅革职拏问，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云云。是初八日拏问和珅，亦即于是日颁遗诏，是明明有遗诰也。所云“胪列罪状，特谕众知之”，即在初八日。科道纠参，由王念孙为倡，见念孙《本传》，原疏未见。盖罪状经上谕乃明，并非言官所尽知也。

先以纠参而拏问，继由王大臣鞫讯，和珅供认，乃有十一日之谕。谕中已言鞫讯供认情事，着通谕各省督抚，今将已指出各款，如何议罪，并此外有何款迹，各据实覆奏。至十五日，直隶总督胡季堂覆到，再奉谕始定为二十款。和珅《本传》遂以宣布罪状为在十五日，其实初八日已宣布矣。第一款为：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可见和珅能得太上之意，而仁宗以此为大罪，不受和珅之笼络。和珅以仁宗韬晦，疑为庸碌无能，故以拥戴为功，冀邀倾注，帝亦默然若承受之，使和珅安心，乃得相安至四年亲政之日。此见帝之尚有作用。二十罪《国史》具详，今可不赘。十八日赐和珅自尽，史文遂以谕宣罪状为在其日，官书盖未若《朝鲜实录》能详现状矣。

徐有闻闻见别单又云：“其子之尚公主者，其婿之为郡王者，及婢妾奴仆，并时囚系，封门孥籍，而使第八王按其事。珅之别业又在西山之海甸，亦令皇孙一人按而籍之。珅之京第，宝玩山积，过于王府。皇帝初欲剐杀之，皇妹之为珅子妇者，涕泣请全其支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曾任先朝大臣，请从次律。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缢而死。”

和珅有婿为郡王，必是宗室，而未详其人，虽经囚系，亦必旋释。和珅之狱，概未株连。仁宗初年，亦由操心虑患而来，故颇有意识，不甚为过当之举也。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由其高祖尼牙哈那军功袭三等轻车都尉。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年冬，始迁乾清门侍卫。四十一年正月，已授户部右侍郎。三月，已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月，已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自此遍历重职，且为翰林院掌院，四库馆正总裁，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累次。盖不待高宗耄及，已邀特眷。当充乾清门侍卫，即一见相得，此亦佞幸之遭逢，不可思议者也。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其解说则朋辈酒间拈《朝鲜实录》此则而推测之词也。和珅籍没清册成专案，今已印行，详故宫《文献丛编》。

别单又云：“新皇帝自丙辰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唯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至是处置明决，众心悦服。又下一谕，以为重治珅罪，实为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唯儆将来，不咎既往。凡大小臣工，无庸心存疑惧。自有此诏，平日之趋附和坤者，始无疑惧之心云。”

清代两权相，和珅以前有明珠，皆以得君之故，造成贪黩乱政之罪。和珅之贻误军国，正为贪黩所必致，此外更有何因？仁宗分别言之，不过不欲株连，以此开脱行贿者耳。圣祖之于明珠，一经发觉其罪，即授权言官，使振纲纪，去明珠如土芥。且又不至养成大患，免其阁职，仍获以内大臣效用。于所宠爱，保全实多。高宗自谓英明，方之圣祖，有愧多矣。有制裁之臣民，享高年或可言福；无制裁之帝王，享高年恒足为祸。梁武、唐明，其晚节颓唐之尤甚者耳。

郭琇参明珠直声震天下，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见李光地《语录》。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然则圣祖之不欲自示聪明，而以风节成就台谏，尤不可及也。

第二、祸起三省苗

乾隆末叶，以十全武功自夸大，吏治不饬，滋生变端，得清强长吏可了者，必用帝室私亲，旗下贵介，借以侈其专征之绩。轻调重兵，但张声势，不求其肯綮所在，费繁役困，迭殒重臣，草草告蒇事，而患且百出。卒之得贤有司，而后真有措手之道，历十余年乃大定。绝非高宗所信赖之武力，克有成功。此亦见人君骄侈偏私，虽富强无益于事。嘉庆初三省苗事，官书侈福康安之功，于事实正相反。此亦盛极而衰之一征象。守文之主，尚能补救于用人之际，尽反先朝耀兵而不察吏之弊，久乃敉平。此为清代应付内乱中最有意义之一事。

乾隆间国威远震，视边裔之民，较腹地编氓，尤为鱼肉。苗民介湘、黔山中，环以凤凰、永绥、松桃、保靖、乾州各城。官兵营汛相望，其驭苗也，隶尊如官，官尊如神。汉民与苗民相接，亦存凌侮之意。官弁军民，各肆其虐，苗民无所控，铤而走险。高宗未尝不知，而不解苗民之倒悬，却急谋私亲之封拜。清《国史》载福文襄王破竹之功，百余年来，读史者亦从而尊信之，今不能不发其覆，以为后世之遇变者警也。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四日丙辰，湖广提督刘君辅奏：“正月二十二日，准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咨：黔省松桃厅属大塘苗人石柳邓，聚众不法，恐窜入楚境，见带兵堵截。旋于二十五日，据镇筸游击田起龙等禀称：侦闻永绥厅属黄瓜寨苗人石三保，纠众抢劫，由永绥之黄土坡及凤凰厅之栗林，烧毁民房，杀毙客民，见在竭力保护城池等语。臣恐石三保等，或与大塘苗人勾结，檄派永靖、辰沅、常德兵千四百名，速赴凤凰、栗林等处听用，臣带本标将弁及战兵六百名，前往办理。”是为苗事之始。

是日谕军机大臣等“贵州、湖南等处苗民，数十年来，甚为安静守法，与民人分别居住。向来原有民人不准擅入苗寨之例。今日久懈弛，往来无禁，地方官吏暨该处土著及客民等见其柔弱易欺，恣行鱼肉，以致苗民不堪其虐，劫杀滋事。迨至酿成事端，又复张皇禀报。看来石柳邓、石三保等，不过纠众仇杀，止当讯明起衅缘由，将为首之犯拏获严办，安抚余众，苗民自然帖服，何必带领多兵前往，转致启其疑惧，甚或激成事端。是因一二不法苗民，累及苗众，成何事体”云云。此谕深悉苗变缘由，则整顿政治，不必倚恃兵威，应有定见。乃甫阅两日，戊午，湖广总督福宁奏“正月二十九日，据辰州府禀报：乾州城已被围，仓库被劫，并闻署乾州同知宋如椿、巡检汪瑶俱已殉难。各路苗人约有数千，镇筸镇臣明安图在永绥、鸭西地方被阻”等语。奉谕“逆苗聚众不法，必须痛加剿除。

福康安迅速到彼，相机剿捕”云云。剿捕而烦此大勋贵，则封拜之欲起矣。再阅八日，丙寅，又谕“和琳自西藏暂缓来京，接受四川督篆，带印速赴酉阳驻扎。并谕孙士毅交卸督篆，仍暂留四川。设和琳有需要带兵策应剿捕事宜，孙士毅兼办军需，期多一人多得一人之益”云云。和琳者，和珅之弟。权贵群集，封拜之欲更炽矣。至二十三日乙亥，又谕：“福宁奏，查询起衅根由，据百户杨国安供‘苗人生计本薄，客民等交易不公，与苗人争执，以致生变’等语。客民与苗人争利，固事之所有，但地方胥吏、兵役借端滋事，良民尚被扰累，何况苗民，岂有不恣行陵虐之理？而地方微末员弁，任意侵欺，亦所不免，何得以客民交易争执，即为起衅之由。此事着福康安于事定后，必须切实查询，究明严办，以示惩创。”高宗既知苗民激变之有由，其查究应在用兵之先，待事定后，则屠戮已畅，封拜已遂，乃始理激变之失，其何能及？

自是福康安、和琳迭次奏捷邀赏。和琳旋命专任军事，川督仍由孙士毅署理。福康安一赏三眼翎；再赏由公爵进封贝子；三赏貂尾褂；四赏官其子德麟副都统，在御前侍卫上行走；五赐御服黄里元狐端罩，皆在六十年年内。明年嘉庆元年，更命赠其父傅恒贝子。至五月染瘴卒于军，加郡王衔，从傅恒配太庙，谥文襄，子德麟袭贝勒，递降至未入八分公，世袭罔替。和琳则一赏双眼翎；再赏封一等宣勇伯；三赏上服貂褂；四赏黄带；五赏加太子太保，赏元狐端罩；入嘉庆元年，赏用紫缰。福康安卒，命督办军务，再赏三眼翎。八月卒于军，晋赠一等公，谥忠壮，赐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贤良等祠。准其家建专祠。此苗事尚未结束，权贵所已邀之封拜也。其奏捷之词，则攻破苗寨数十百计，擒获首领吴八月，据称八月自诡为吴三桂后，自称吴王，是为福康安督办时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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