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既经和好，各省官兵应撤应留，须听从中国斟酌。其内地炮台、墩堡、城池业经残毁者，均应次第修整，以复旧规，实为防缉洋盗起见，并非创自今日。英国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惧，或行拦阻。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听中国斟酌修整如旧，系属正办，英国断无阻止之理。盖此次和好，唯赖中国诚信践约，而英国亦当专心以信守为务。

此为第三款。中国竟不敢自行修复军备，且不敢增减兵额，请示于英国而后定，则早放弃其独立自主权矣。英在当时不愿再开玩笑。设若作难其间，宣宗之为君，穆彰阿之为相，耆英之为钦差，其惊惶哀乞必有可观者矣。

四、广东、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宁较远之处，不知和好信息，见有英国兵船驶入，或相攻击，均须原情罢战，不得借为口实，致乖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两国和好消息，业经由火船速行晓示，所有英国水陆军师自必与中国兵民互相友爱。倘有攻击之误，未足为仇。唯求臣等速将议和情由，飞行各省一体知照，免起纷争，更属欣幸。

此为第四款。广东等三省有伊里布、祁填、怡良、刘韵珂等在，自无向英攻击之事，而犹必请英国不复借口攻击，其情如绘。

五、和好之后，付给本年所交银两，各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即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停泊兵船，亦须约定同时退出，散遣归国，方坚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门之古浪屿，据议仍留英兵暂为驻守，但不便多驻兵船，致中国百姓暗生疑忌，与该二处通商之事，转多窒碍。所有每处泊船若干只，自应预为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俟本年银两交清后，所有兵船自应退出江宁、京口等处。其他省停泊船只，除舟山、古浪屿二处酌留兵船数只管理货船，及香港仍须留兵驻守外，其余均可遣散归国。盖留兵于他国，未免重费。英国意在省费，必不多留兵船。中国不必多虑，致伤和好。

此为第五款。

六、舟山、古浪屿泊有兵船，须令带兵官约束兵丁，不得侵夺民人，致乖和好。并闻古浪屿所泊兵船，曾有拦阻中国商船扣收货税之事。此时既经通商，应令各兵船不得于中国商船再行拦阻抽税。查此款业经该夷照覆：各处兵船，本应带兵官严为约束，此时和议已定，尤当彼此亲爱。所有拦阻商船，即行饬放，不得再行抽税各情，早经行文各处晓谕在案。嗣后倘有不遵，致有侵夺拦阻情弊，即当严行讯究，不致有乖和好。

此为第六款。

七、英国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难保无与内地居民交涉讼狱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华民归中国讯究，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甚属妥协，可免争端，应即遵照办理。

此为第七款，当时为英人梦想所不到。不自意处人法律管辖之下，竟能不受管辖也。是为领事裁判权之由来。领事裁判权，乃日本所定之名，旧译作治外法权，谓统治之外能行使法权也。英所未请，中国强予之。英人报以“甚属妥协”四字，不平等之祸，遂延至今而未已。日本对欧洲交涉，初沿我弊，甲午战胜后乃争回。我日夜痛心不平等条约，当时则推出此权以为得计。盖官畏夷，而不敢临其上以损威重；士大夫则以夷狄为禽兽，不屑以中国之法律治之，闻此损权之条件，亦未尝以为非也。故许英通商，弹劾者纷起；赠人领事裁判权，反历久无诋斥之声也。

八、内地奸民犯法应行究办，若投入英国货船、兵船，必须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违信誓，致伤和好。查此款业据该夷照覆：内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国货船、兵船，即行送出交官，断不庇匿；其英国及属国逃民、逃兵，若潜逃内地，中国亦须送交英国近地理事官领回，以敦和好。

此为第八款。

后耆英以伊里布死，改调入粤，再订《通商章程》九条，即咸丰八年《续约》所云《善后》及《通商章程》皆并入约文者也。《通商章程》无大关系，不录。要之，此两章程，今皆不见官书，唯恃《夷氛纪闻》存此耳。宫中所存官修之《筹办始末》亦尚不载，则《夷氛纪闻》所存之史料多矣。

其所谓强予英人而不受反遭斥者，《白门约善后》第七款以治外法权奉英，尚云“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则似有所靳于无约国人矣。乃后于咸丰八年《中英续约》附件中，又有去照称：“其无约之国，本不应与有约之国视同一律，只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云云。英人来照则称：“至于未立条约各国民人，贵大臣来文询以作何办理。此语揆之本大臣，似难置答。何则？因有不归本国所属民人，诸凡作为，本国不任其责。除此，当立将兹款转报秉政各大臣，奏候御览外，合为先奉一词：果在各口海关，派员晓畅练习著名诚实之人，征饷皆从一律办理，相待商民，毫无偏袒，谅贵大臣所指情弊，定必大半消除。来文所称因贵大臣等不明外国情节，是以行文询访。思贵国原谓大邦，贵大臣职推大员，本大臣中怀敬慎，敢问中士大员何以必措不明外事之词？泰西各邦，并无难达秘密之景，各国都城，人皆可履其地，恭遇大皇帝特派称任大员，前往西土，命以凡有益于国体，保其无碍，应知之学，必得明了。本大臣不论别国，而本国则必以实心友谊接待。如留意博访审察各节，任便咨询通彻。由此两邦永存和好之据，日见增广，保全周妥矣。”

英人于无约国拒绝干预，且训斥中国议约大臣如此。其时英、法、美三国同订续约，前项商询无约国人事，亦及法、美。法则覆言“有约之国，不与无约之国视同一律。贵大臣未悉外国情形，不肯遽行设法防弊，合先奉商，再为定见。本大臣查此甚属有理。但刻下尚无定见，只可将贵大臣照会详至本国，饬令法官之在无和约之国者，转告无和约国之官，一一遵办”云云。美则覆言“本大臣身为和好大国奉使之员，向知此事自应变通，然因稍有难行。今请将中国所能行者略为陈列。首应与讨问欲立约之国定立条约也。前大吕宋即西班牙国，来求立约，而中国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尔，亦已求取矣。使中国肯同定约，自当稍减无约之国。今姑无论，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国公使，凡此国领事奉遣至别国者，若不得所往之国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称领事，而中华国家或省宪地方官不肯明作准信延接者，彼即无权办事。是则中国于此等兼摄领事，立即可以推辞不接。

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声明不与交往。设有美国人兼摄无约领事，借以作护身符以图己益者，既属美国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却，不与延款。遇有事故，着彼投明美国领事，自应随时办理。间或美国人兼摄领事，而代无约商民讨求地方官帮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碍于情面代为办理者，亦可以对彼说明，并非职守理所当然，乃只由于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称领事，有与海关办理船只饷项事宜者，地方官可却以必须按照条约遵行之语。倘彼固执己见干犯制例者，中国或出于不得已，地方官自应用强禁阻。当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时，本大臣照会桂中堂、花冡宰，以中国必须购造外国战舰、火轮船只者，特为此故，足征所言非谬也”云云。据此，则法尚答以圆滑语，不过中含调笑；美覆词则支节横生，既为他国说项，请允通商，又称无约国外商固执己见干犯制例，则有强权禁阻，先当购造战舰。事势诚然，然大出中国议约大臣虚中请教之意外。毕竟无约国人，任其投有约国领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则不平等之领事裁判权，适为推扩至无穷尽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约虽成，士民汹汹，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谓条约之不平等，乃以夷入华地为大戚。传言洋人如何无体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粤人嫉夷尤甚，屡起纷纠。余保纯为大府奔走款事，为粤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后任广州府刘浔，因杖冲道之民于路，民遽讹言府署藏纳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为解释，搜府无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颇通官署，照约讲钧礼。粤人则习见暹逻、越南贡使，随贡物乃入领宴，必易中国冠服成礼，英人以夷服若入会城，视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视粤垣城门为禁地，益欲临门窥探，必为守门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噪聚众，使之惊遁乃散；亦有闯入而辄遭殴击者。城外则西人向本不全禁游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备通事导游近处。约定后，洋行已裁，西人辄自适野游猎，动辄与住民龃龉。

二十七年夏，城西黄竹岐村有英游船驶至，妇女见而哗，村人毕集，英人举枪拟众，众愤激，杀三英人。时徐广缙始任巡抚，为缚杀三人以偿之。英人照会耆英，谓游处必不能废，应保后无效尤乃可。粤绅民持之，官亦无以应英人。先是，英人谓其国虽宫院名胜地，他国人至，必导以游观为乐，岂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时时讼言于督抚。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患之，将以约宴为酬酢礼，他日非延请无缘自至；与约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为权宜两全之计。未定期日，而省绅已闻之，具呈力争，遂据以拒英人。英人哓哓不已，且据约谓可租地建屋，指地请谕民议租值。托词阻止，则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厌烦，穷于应付，宛转商拒，仍以得许入城为请。且由香港运兵杂货闯越虎门，入驻夷馆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则恐坏约启衅，不逐则人心惶惶，乃预订二年后入城之约。谓当于此二年间，调解绅民。英兵乃退。

且报其国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国者，届期观礼。耆英于二十八年奏请述职，明年春即行，请以巡抚徐广缙佩钦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叶名琛署抚，先英约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领事以文来践约，广缙、名琛商拒无效，乃用绅民为后盾，鼓三元里之余焰，就其已编团练之名籍，张皇用之。土绅人人以为夷夏大防在此一举，一时而集至十万人，武装旗帜，如临大敌。法、美顾商利，劝阻英人，入城之说暂辍。督抚奏报张其事，朝廷亦以为不世之伟绩，与荡平巨虏献俘功等，封广缙一等子爵，世袭，赐双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袭，赐花翎。粤垣官以军功议叙，绅士许祥光、伍崇曜等皆优奖。督带壮勇者三百七十余人，有职者进一阶，无则给以九品职。是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酝酿至咸丰间，广缙以御粤变失机，褫职籍没论斩，旋释出从军自赎，予四品卿衔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粤，英再请入城不允，为英所虏，居之印度一楼上，自署所作书画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卒于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