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月陷平阳，学士胜保统帅收复之。朝廷以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太平军由洪洞东趋，直入畿辅，踞临洺关至深州。逮讷尔经额，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总统四将军，督旗营察哈尔精兵，会胜保进剿；京师并设巡防所。是为太平军直逼燕京之师。而太平所都之金陵，则亦为向荣所统之江南大营紧逼不舍，且亦间分其兵收复旁郡失陷之地。而太平军则以清中叶之废弛养痈，伏莽遍地，地方官又积惯承平粉饰之习，所到即破，以故力不能摧向军，唯有分军旁突，使向军自陷于孤立而撤退。既围南昌未克，退趋九江，陷之，遂入湖北境。连陷黄州、汉阳。其踞安庆者，则由桐城、舒城向庐州。舒城有督办团练之在籍侍郎吕贤基殉之。庐州则自安庆陷后，大吏侨寓以为安徽省治。江忠源既出南昌围中，即由臬司超授安徽巡抚。闻庐州急，疾趋入庐城，所部兵仅数百，胡以晃以十万众围之，拒守月余，敌势盛，外有赴援者亦格不能达，以十二月十七日城陷殉节。

时林凤祥等北上之军，为僧格林沁等所扼，秀全乃命皖北之军渡河入山东，以为河北之军应援。凤祥已进至天津，据静海县，以独流镇为坚垒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军攻破独流镇，凤祥南退河间之阜城。入山东之太平军由金乡破临清，冀声势与相接。时在四年三月。旋为胜保克复临清，退走冠县、郓城，至曹县坚守。胜保追至，四月破之，逼入黄河，并缘道所追杀，此一军自丞相曾立昌、许宗扬以下皆没。而僧格林沁亦攻克阜城，凤祥退连镇，复分兵入山东，冀应合曹县之军；盖未知胜保已肃清曹县也。五月陷高唐州。是时太平军之北上者，日退日蹙，而曾国藩之所治水陆军已成。会湖北官军由总督吴文镕率以出剿，败死于黄州，太平军连陷德安诸郡县，金陵复益师会之。溯江，复入湘，陷岳州，至湘阴。舟集靖港，国藩与战不利。太平已间道袭湘潭，益掠民船，将溯湘江通两粤。国藩于靖港之败，投水将殉，为人救起，乃派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陆师塔齐布等，急援湘潭。水师连战，焚毁太平军船六七百只，毙者千余，并退入湘潭城。四月初五日，陆军克湘潭。太平军水陆死者万数，解散之众称是。以团勇克此大敌，湘军之气始扬，自信必可任征讨之任矣。

太平军之由汉入湘，越武昌而过，期得志于岳州以上。曾军既克湘潭，太平军尚走陷常德，兵锋至辰州。既知曾军将规取岳州，湘中太平军皆退。先至岳，期扼守以阻曾军。在汉阳者，亦渡江陷武昌。武、汉、岳州扼长江冲要，而肆掠于荆、襄间。曾军于六月之杪以水师攻岳，七月初一日克之。陆路塔齐布军亦阵斩太平骁将丞相曾天养。闰七月，复大捷于高桥，遂迭复通城、崇阳各邑。八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水陆攻武、汉，同时并下其城。九月，克兴国、大冶。十月，克蕲州。十一月，克广济、黄梅。十二月，方攻九江、湖口，而太平军乘湘军已至下游，突再入鄂。湖广总督杨霈败于广济，武、汉岌岌。五年正月，汉口复失，太平军入襄河，迭陷各邑。湘军回救，而水师之已入鄱阳湖者遂为九江太平军所梗，不得出。别为内湖水师，调罗泽南移师，与水师相依倚，洗清江西腹地。而湖北荆、襄军大败。三月，武昌复陷，巡抚陶恩培死之。于是胡林翼署鄂抚，图规复，湘人始有任地方兼兵柄者。

前江忠源甫任皖抚而殉节，曾国藩有督师之名，至今尚困于江西，饷事握于各省长官之手，军权由其自奋而有立，政权则未之属也。林翼以湘中第一流，当武、汉兵事之冲，任全鄂地方之责。武、汉经三陷，百孔千疮，至林翼之收武、汉，乃为第三次克复，遂能用为东征根本。察吏安民，以政事足财用，以一身系湘军全局。问兵事，曰“唯我在”；问饷事，曰“于我取”。朝廷所置荆、襄等处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满洲官文，人尚长厚，而为清廷所倚，务交欢之，使不掣肘，有功则推与之。官文亦唯命是听，结为兄弟，登堂拜母，相得无间。遂以其间出境督师，收复滨江九江、安庆各要地。敌于其时，猛扑鄂境，以挠后路，武、汉时有危机。林翼遣将赴援，卒不撤九江、安庆之围，以终其事。向时积乱稔祸之湖北，林翼用之而为平乱弭祸之渊泉。以此与太平军相角，乃非浮寄之军。一切接济，听命于朝廷所置贤愚不等之大吏矣。其时直取畿辅之太平军，亦于五年正月为僧格林沁攻破连镇坚垒，擒林凤祥送京师磔之。二月，复高唐州，余众退踞冯官屯，四月破之，擒李开芳等。北军尽覆，无复孑遗。凯旋，撤大将军、参赞大臣，京师解严，是为成败大略可睹之一段落。

当秀全始下金陵，议图河北，即诏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间道疾趋燕都，先东下破镇江、扬州，为北上之路。罗大纲以悬军深入为不然，且谓秀全不应安居金陵，委诸军犯难而不顾。则林、李之全军皆覆，即秀全辈之无志于中原，事载《清史稿》为详。

《史稿·洪秀全传》：“既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师，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咸集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截江面，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乃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军东下。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大纲诏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

此段据李秀成供。其北上之军尽没，果如大纲言。至东南必用水师，其识与郭嵩焘、江忠源同，而国藩能用之。大纲谓广东拖罟船来，犹以拖罟船为可惧。其实拖罟之来，亦无甚效。湘军乃取法战船而自造自练，以湖南固水陆皆备，材木亦丰富之土地。定都可在金陵，但未宜高拱不出。后来之败，俱如大纲言。故湘军既成师，北伐又已绝迹，金陵城下终未能摆脱留攻之清军大营。湘之人才，利用清廷二百年之威令，胜负之数颇可料矣。

第二、太平天国（中）

太平军时代轶闻，近日所得自外国者，率鄙诞无识，颇易为人所卑视。据《纪略》所载，及曾军托武穴行营所据蕲州、田家镇俘获文籍编行之《贼情汇纂》，比而观之，尚不及《清史稿》所叙，于太平尚有一时纪律可言，且删汰当时官书丑诋之语，专明其治军、治民之法，较为修洁，录如下。

金陵建都，拥精兵六十余万，群上颂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其祝词曰：“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夹道呼汉天子者三。颁登极制诰，大封将卒。王分四等，侯为五等。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为六等，殿前三十六检点为七等，殿前七十二指挥为八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将军为九等，炎、水、木、金、土九十五总制为十等，炎、水、木、金、土正副一百监军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帅为十一等，前、后、左、右、中（九十五军）师帅为十二等，前、后、左、右、中二千三百七十五旅帅为十四等，前、后、左、右、中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五卒长为十五等，前、后、左、右、中四万七千五百两司马为十六等，又自检点以下至两司马，皆有职同名目。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日新月异。

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臂使指应，统系分明，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师、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乡官者，以其乡人为之也。军帅兼理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此外又有女官：曰女军师、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帅、女卒长、女管长（即两司马也）。共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女军四十，女兵十万。而职同官名目亦同。总计男女官三十余万，而临时增设及恩赏各职，尚不在此数也。

此为太平天国官制，当是初制。其后于侯爵之下更设豫、燕、福、安、义五名，每名之上冠天字，天字上再冠一分别字，如承天豫、顶天燕之类。此尚无有，故云初制。自丞相以上，皆为爵而非官。官则各有司存，如殿前检点，必云殿前掌某检点。检点、指挥、将军，皆朝内官。其军中官及守土官，职有治军、治民之分，而各级名目无别。就其创制之意而言，不可谓非大有思想。朝官不用元以前之三省总摄，亦不用明以来之七卿分治，有检点、指挥、将军之等级。额定之外，复有职同之名，以济额限之穷。其职掌，则据《纪略》言，朝内官有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史、右史、疏附等名。盖名多法古，但各职不相统属，乃汉列卿治事之意。

军中官与守土官，名目皆同，此尤有意义。守土治民之官，其于民人，亦以人数编制，是即《周官》比闾族党之制。自乡军帅以下，悉用乡人为之，是自治系统已成，户口之调查亦确。领之以朝命之郡总制、州县监军，则州县以上为官治，以下皆自治，与今各国制颇相合。

女官别编四十军，是男女平权，女子亦服军役。就太平制度论，皆谓其男女之别甚严，虽夫妇同居亦斩。咸丰五年正月，以旧人亦多逃，询知为不准有家故，乃许婚配。此武昌马生所谓男女分馆不准见面者也。其有奸掠，乃初到未禁纵掠时。分馆后则不然，此亦见纪律之严。

观太平军制，亦迥非乌合之比，盖亦训练成军而后出。太平军自言其起事在丁未，应红羊劫忏，时在道光二十七年。广西群盗方炽，而秀全辈直至三十年冬，金田始有官军接触，一战而胜，遂不可制，其部勒固已甚久矣。唯水军为虚名，恃据掠民船，结成巨帮，便运输而壮声势。其船不能作战，确系事实。湘军水陆均练。水师一出，太平军船舰遇即被焚。后江湖之险，唯湘军利用之，此为太平军最露短之一事。初都金陵，罗大纲言之而杨秀清不用，以此驰逐于东南水乡，胜败之数亦定于是。

《传》又言：行军严抢夺之令，官军在三十里外始准据劫。若官军在前，有取民间尺布百钱者，杀无赦。

观此则抢夺令严，专防官军利诱。去敌三十里即可据劫，非有要结民心之术。因粮于敌之说，不可行于吊民伐罪之时。若因粮于民，即与民为敌矣。

《纪略》：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赀送，首重来穀，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门首则贼不敢扰，人争趋送，单贴门首为护符。殊不知后到之贼，称属别队，照单复索，迭扰不已。最后则入室搜劫，罄所有而后已。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即肆意据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豫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盖贼倾水于宅，遇坎即入，从而掘之。有沟渠，则戽水以求，无不得者。是以逆氛所经，盖藏如此。

太平军因粮于民，确是事实。吾幼时闻诸年稍壮长之人，无不言之凿凿，与《纪略》言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