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阴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数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没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却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阴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阴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阴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徐达动了点脑子，他在张天骐的三路军中发现南路军的阵形不稳，士气不高。于是，他把主力放到了南线，攻击张天骐的南路军。

徐达蒙对了。那路军是湖州城里最差劲的部队，和徐达兵团一接触，即行溃败。张天骐兵团的另外两路一见友军这副德行，也就不准备打了，掉头就往城里跑。

张天骐是个不受观念和规则束缚的人，当他发现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后，就马上认为，防御才是最好的防御，紧闭城门，严防死守。

张士诚派到湖州的援军是李伯升兵团，李伯升是张士诚的亲密战友，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中就有他的一条扁担。不过，李伯升并非是出色的军人，他的战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以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虽然如此，张士诚依然很信任李伯升，因为他是元老，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

李伯升兵团进抵湖州后，发现徐达兵团并未把湖州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的兵团就趁着夜色由城东的获港偷偷地进了城。他来，是解围的，可进入城后，他和张天骐一样一筹莫展，两人只能互相拍着肩膀困守湖州。

在张天骐眼中，李伯升是个扫把星，因为李伯升一来，徐达兵团就丧心病狂地对湖州四座城门发动猛攻。张士诚得知李伯升那支解救兵团成了守卫兵团后，又派出吕珍兵团率领六万精锐披星戴月援救湖州。

吕珍一直很有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从前围攻顶级大佬刘福通的安丰城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销声匿迹。他的兵团到达离湖州城东四十里的旧馆时，突然停下，还筑起了五个寨堡。

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看到徐达兵团的二十万人而吓破胆了。但这不是真实的吕珍，吕珍不可能被吓破胆。他可能是想把徐达围困在湖州和他的寨堡之间，步步紧逼，最后要湖州城的守军出城，和他一起把徐达包成饺子。

吕珍的想法没有错，只要湖州城能一直坚持下去，当徐达兵团的锐气被消磨得差不多时，这个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份战场上最宝贵的财富——时间。

吕珍兵团寨堡的湿泥味道还未消散，朱元璋增援徐达兵团的另一支兵团已赶到湖州城。徐达有了援军，喜出望外，于是将计就计，在湖州城东迁镇南的姑嫂桥连筑十座堡垒，把旧馆与湖州的通道阻截了。等于说，吕珍的增援部队和湖州城里的守军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张士诚在苏州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暴跳如雷。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没有破解朱元璋“围城打援”这一低级计谋。朱元璋三番五次地使用，张士诚三番五次地认栽。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朱元璋与张士诚十多年的战争风云，那就是：围城打援。

每次朱元璋“围城打援”时，张士诚都会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老天爷不会总让我倒霉的，这次运气应该轮到我了。可现实每次都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1366年阴历八月末，湖州被围时，张士诚那种想法再度袭来。他攥紧拳头，嘀咕道：“这次，运气该轮到我了吧。”

九月初，张士诚亲率精锐驰援湖州。老天爷又让他空想一场，当他的兵团行进到皂林时，他遇到了等他多时的徐达阻击部队。双方一接触，他的精锐就像是童子军，被徐达阻击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亡人数不详，仅被活捉的就达三千人。

张士诚连发火的情绪都没有了，当天夜里，他派一支夜袭部队，试图偷袭姑嫂桥，结果这支夜袭部队意料之中地撞上了徐达兵团的埋伏，全军覆没。

张士诚琢磨了许久，想破解朱元璋的“围城打援”，可琢磨得头皮发胀，眼冒金星，也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派援军，被朱元璋打。

从徐达兵团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作战目标已不是湖州，而是吕珍兵团的旧馆。张士诚也发现了徐达兵团的作战用意，赶紧派人冒死进入旧馆，希望能带回点有价值的情报来。可这支军队一进入旧馆，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徐达兵团把他回来的路封死了。

张士诚又是一番抓耳挠腮地琢磨计策，可他的计策如沙漠中的水源，毫无踪影。他只好凭感觉行事，把他的海军全部投入战场，设想能冲开一条通往旧馆的活路。可朱元璋的海军在消化了陈友谅海军后，已天下无敌。张士诚的海军毫无悬念地被击败逃跑，徐达兵团围追不舍，最终全部被徐达海军歼灭。

张士诚倒霉到极点，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愤愤不平。他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改变物质的能力，此时，吕珍旧馆兵团的外援已全被扫除，吕珍的士兵因为缺少粮食而面黄肌瘦，六万人成批成批地出门投降。在这些投降的人中，自然有吕珍。他投降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苏州方向，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臣子对国王的仪式后，吕珍草草包扎了下因磕头而出血的额头，出门投降了徐达。

徐达对吕珍说：“还要辛苦您一下。”说完，就把他绑到湖州城下。张天骐和李伯升在城上向下望去，望到的是一个哭丧着脸的吕丞相，那可是他们吴王国的顶梁柱啊！

就在张天骐仰天痛哭时，李伯升悄悄地打开城门，第一个跑出来，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张天骐发现自己这个时候哭得太不是时候，也急忙跑出城，要为徐达献出湖州城。

湖州城陷落，1366年阴历十一月，朱元璋的另一支兵团攻陷了杭州，杭州守将潘元明投降，绍兴、嘉兴也不战而降。

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两支兵团进围苏州。

小明王在滁州自己的庭院里，隐约感觉到大地的震颤，那是朱元璋两支兵团进军苏州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小明王如果当时趴在地上，就能闻到一股血腥味。那是他的血，他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1366年阴历十二月，朱元璋主力军对苏州城完成包围。在未下达总攻令前，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应天城中有一首不知是从何处起源的歌谣。歌谣说：“眼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1367年就是羊年。

朱元璋对刘伯温说：“这歌谣说得如此清晰，应是上天要我称帝吧。”

刘伯温看了一眼朱元璋，意味深长，把朱元璋看得莫名其妙。那天，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但晚上，朱元璋在床上辗转难眠，像是躺在了火盆上。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是歌谣成真的一个障碍。

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小明王。小明王是韩宋帝国的皇帝，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朱元璋想要称帝，就必须脱离这个皇帝！

按一般人的思路，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废掉或是杀掉小明王易如反掌，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他，只要派个人到滁州城，一把刀或是一杯毒酒就完全可以解决了。可朱元璋不是一般人，或者说，他是个敢作不敢认的人，再或者说，他是个既想当***又想立牌坊的人。

他必须要在暗中干掉小明王，哪怕明杀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的损害。这就是一个政治恶棍所具备的特征：在道义的圣坛上做圣人，在圣坛下当卑鄙无耻的小人。

朱元璋派去执行谋杀小明王这一任务的叫廖永忠。廖永忠是朱元璋的老乡，鄱阳湖之战中功勋不小，朱元璋曾赐他八个大字“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廖永忠后来就靠这八个字光荣地活着，而且运气极好，在日后讨伐方国珍、陈友定，平定广东、广西的战役中超常发挥，是朱元璋明王朝开国将领中极闪耀的一位。

朱元璋为什么要派廖永忠去做这件丧尽天良的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廖永忠当时闲着，徐达等一干将领都在苏州城外准备灭张士诚，只有廖永忠在应天城；二、廖永忠是朱元璋的忠实奴才，朱元璋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当初，他投靠朱元璋时，朱元璋问他：“你想拥有富贵吗？”廖永忠回答：“在您身边，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朱元璋喜欢奴才，尤其是廖永忠，在一群奴才里出类拔萃，每当朱元璋看到廖永忠时，心里就特别安宁。他把这个任务交给廖永忠时，根本没有具体说什么，廖永忠马上就表现出了“智迈雄师”的高尚智慧。于是，廖永忠向滁州进发。一路上，他都在思考把小明王送进地狱的方式。最后，他决定用“被落水”这一简单而不会留下蛛丝马迹的谋杀方式。

廖永忠到滁州见到小明王时，小明王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和他幼时听说老爹韩山童参加革命后的感觉一样：恐惧。实际上，小明王多年以来一直就生活在恐惧中。他老爹死时，刘福通派人来接他。他当时魂不附体，认为刘福通要杀他。即使后来刘福通把他尊奉为韩宋帝国的皇帝，他每天也总处在恐惧中，因为他无权无势，就是刘福通手上的一枚棋子。幸运的是，刘福通是个具有高尚灵魂的人，把他放到最尊贵的位置上，让他享受生活。几年前，他在安丰城中听到张士诚兵团的呐喊，惶惶不可终日。朱元璋兵团来解救他把他带到朱元璋面前时，这种恐惧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加重了。

近三年的滁州软禁生活，使他如身处恐惧的泥潭中，每天都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廖永忠来请他到应天城，他已经看到了廖永忠脸上的杀机，可不知为什么，这个时候，多年来折磨他的恐惧感突然消失了。当他正为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吃惊时，廖永忠已经把他驱赶上了船。随着船的缓慢移动，韩林儿那张娃娃脸露出了笑容。他如释重负地对他所有的家人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这回终于解脱啦。”

廖永忠听到这话时大为震惊，当船走到瓜步山时，他让船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对韩林儿说：“上路吧，时辰到了。”

韩林儿和他所有的家人就在船上先被打晕，然后扔到了江里。韩林儿晕去之前，脸上带着淡然的微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何必着急？”

不知为什么，廖永忠在回应天的路上一直想着韩林儿的临终遗言。八年后，他被朱元璋处决，临刑时，那句话像箭一样射进了他的脑海。他终于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