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白色的细沙簌簌地滑下来，底部渐渐有了弱小的沙丘，像是时间囤积的忧伤，在它密封的玻璃世界中欲盖弥彰。两条纵向支架是古朴风格的缠绕工艺，藤蔓纠结，末端有两枝半开半闭的抽象花朵。表层镀过的漆体有些剥落，露出内藏的铜色和斑驳的模样。

这是一只沙漏。

它正停在古董店的一角，背后是一幅有湛蓝天空的油画，它就像一个略显沧桑的沉默老人，正面无表情地杀掉这一刻、等待下一秒。

我想，我应该带它回家。

时近黄昏，江南的岁尾总是潮湿而阴冷的，古董店里没有开暖风，各种老旧的物件儿即便不动，也散发着某种遥远而生硬的气场，使整个空间愈发显得清冷。我紧了紧竖起的风衣领，朝那只沙漏伸出手去。

“老板，我要这个。”

声音是重叠的，尾音仿佛撞上了金属一般，发出嗡的一声。我错愕地向左侧别过头去，看见了她。

同时说话的两个人显然都有些意外，短暂的目光相触后，彼此友善地笑了一下。

我微微低头，用食指扫了下眉角，说：“这么巧，你也喜欢？”

她模仿着我的样子也摸了摸眉尖，顽皮地说：“啊哦，麻烦了，我可是昨天就喜欢了的。”

这时候老店主走了过来，和蔼地冲我笑了笑，说：“这姑娘确实是昨天就来过的，钱没带够，所以约好了今天来拿。其实这沙漏不是什么古董，只不过有点年头罢了。小伙子，要不我给你看点别的好东西？”

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我也不太懂这些，就是看它顺眼而已。”

看着她拿着包装好的沙漏走出店门，我也跟了出去。户外的温度并没有室内那么冷，比较起来甚至还有点微暖的感觉。街路旁就是使这城市闻名的湖泊，在宁谧的黄昏里温顺地安然无澜。我跑到她身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跟她并排走。她朝我望了一眼，故意用一种谨慎的语气说：“喂，你不至于抢劫我吧？”

我嘿嘿笑了两声，说：“那倒不至于。我是想，十分钟内如果有船从湖心岛那边划出来的话，我就请你喝酒。”

她又模仿我，也嘿嘿笑了两声说：“都什么时候了，哪还能有人游船呀？

你是想把我灌醉后盗窃我的沙漏吧？那好，如果我说完话的下一秒，这条街的路灯全都亮了，我就把它送给你。”

假如光是有声音的话，那定是“倏”的一声。因为就在她话音刚落的瞬间，这条街的路灯倏地全部亮了。

橙色的光晕像一张有甜味儿的糖果纸，软软地包裹了我们。她和我像两只木鸡似的对望了半晌，都没说出什么来。

喝了半杯芝华士后，我知道了她的名字：苏弦。

许是人们洞悉的奥秘太单薄的缘故，这世界总是有让我们惊讶的不可能发生就在我和苏弦刚从路灯的光线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不知是哪对儿正恋得陶醉而热烈的情侣，驾了一条天鹅头的小游船，远远地从湖心岛的背后划了出来。

苏弦很不服气地把一枚腰果嚼得咔咔响，说：“你是不是和市建部门有瓜葛？故意安排好了要骗我的沙漏？哪有这么巧呀？”

我像个拆弹专家似的一手按住沙漏，一手比划道：“是你说的路灯亮啊，也不是我提的。你可不带反悔的啊！大姑娘一言八鼎，三马难追哦。”

苏弦听完哧地笑了，说：“你什么文化呀，驷马也不是四匹马。喂，你做什么的？”

我掏了张名片，递给了她。

“心理治疗师？”苏弦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怪不得呢，你这个骗子！

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我善良心软的性格，不忍夺人所爱，所以你早就等着我主动把沙漏送给你了？”

我哭笑不得：“哪有那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啊？！你看这么一会儿，我又是抢劫又是盗窃又是骗子的，在你这儿我就没是好人过。”

“那好，你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证明一下你的职业。”说着，她把右手伸到了我的面前，貌似很专业地说：“男左女右，没错吧？”

我差点儿跳到沙发上疯狂挠墙，叫道：“拜托！心理治疗师不是算命先生好不好！”

苏弦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露出个小伎俩得逞的坏笑，说：“哎，别崩溃嘛，心理治疗师的心理还那么脆弱。那不看手相你怎么发现我的内在心理呢？”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说：“方法很多，形式也不同。在非疗程进行的情况下，我只能从直观表象上来看，你能够很好地和他人进行目光接触，这是健康的基层信号。只是有一点，是关于行为和性格对应性的……”

苏弦眼睛一瞪，说：“什么意思呀，你不会想说我神经分裂吧？”

我说：“那倒没那么严重。我觉得你的真实性格与表面行为上应该不太一致，有个什么成分在里面呢……呃，应该是，强迫。”

苏弦神情一顿，愣了一下，才说：“切，什么奇怪术语呀。这是你的诊断？”

我摇了摇头，说：“不，是直觉。”

不用朝窗外看，就知道是下雨了。冰凉的温度像章鱼的触角，从房间与外界之间隔离的各个缝隙里滑挤进来，然后把你缠住、勒紧，让你冷不丁地打个哆嗦，发现它的存在。十一月的光景，还是细雨淅沥，让人无可奈何之余只剩下绝望。

师傅打电话过来，说下班后让我回家吃晚饭，师母做了我最爱吃的花雕鸭和鹦鹉螺。他的声音有点疲惫，但却有种苍劲的力量，让我在这冷雨萧索的下午觉得很温暖。

师傅叫顾本业，五十多岁了，做了几十年的刑警。我从小就在他身边长大，从读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他供的我。其实，我应该叫他一声爸的，但他从没要求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叫过。

四岁半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就都死了，是场意外的交通事故。但我没有成为孤儿，顾本业收养了我。他说那时他还是个管片民警，我正好属于他的辖区。原本我还有个叔叔，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了西藏支边，后来在一场雪崩中遇难了。因为再没有别的扶持人，按理说我应该被送往社会福利院的，但他和师母看我让人心疼，就收养了我。

要我叫他师傅，是他的意思。那时候虽然小，但也稍微懂了点事儿，所以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叫你师傅，就因为你每天教我搏击吗？”他笑了半天，才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果说是因为教，那就算我教你怎么活着吧。”

我不是很懂他的话，只知道他没有孩子，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完整世界。

雨还没有收，反倒急了一些，颇有点儿死皮赖脸就是下爱谁谁的意思。我没有预约的咨客了，便跟老梁打了个招呼，准备提前开溜。

老梁是我们的老板，这家心理诊所就是他开的。除了我，还有个女心理师徐丹，男心理师温有胜，助理闻莱、华源，文员刘梦，以及几个客座心理师。

收拾完东西，我扫了他们一眼，发现不只是我冻得哆里哆嗦。老梁这天杀的，做心理师那么多年了，难道就不了解我们的心理？他再抠门儿不开暖风，指不定哪天我们就得起义了。

离晚饭的时间还有点早，我在雨中跑了几步就很本能地想到了一暖和的地儿，于是一溜烟跑到了邵远的工作室。

果不其然，一推门我就被迎面而来的热乎气儿裹住了。同样是做人这差距就是这么大，老梁那除了治疗室和接待室以外的房间都冷得没躲没藏的，我看他改行卖冰棍儿准能致富奔小康。

邵远正在指导学生画水粉，冲我点了个头让我自便。我也没多搭理他，直扑空调底下，先解解冻再说。

邵远是我发小，从互相攀比昨晚谁尿床的片儿比较大的时代起，一直到双双考去北京读大学，我们就很少分开过。只是读大学的时候接触得少了些，他在美院学油画，我则在另一所学校读心理学。

毕业后邵远本可以出国继续深造，但却在外面天南海北地跑了好几年，然后回家乡开工作室，招了些在校的美术类大学生做兼职，低收高卖，搞流水线画坊。同时凭借他那中国美术最高学府毕业生的小光圈儿，在寒暑假时收点高考预备役学生做辅导。不用他说，我也看得出他的钱包挺鼓。

我正把双手上举，凑近空调风摆搓了两下的时候，邵远从背后拍了我一把，说：“哎，我说，你怎么跟一冰山上的来客似的？刚从林海雪原滑爬犁过来的吧？”

我又搓了两下手，说：“你可甭提了，就算弄一爱斯基摩人搁我们那儿都得冻哭喽。我看老梁是铁了心要把我们都培养成阿拉斯加战士，就差一人儿发一雪橇了。”

邵远作义愤填膺状说道：“告他！告他丫的迫害知识分子，这不是摧残心理师的伟大心灵吗？以后还怎么跟人治疗啊，自己都拔凉拔凉的了。”

我一脸无奈地说：“谁说不是呢，冻得我都小便失禁了，昨晚儿都尿了炕了。我拿证据给他看他还侮辱我，说我那是心理自制能力缺失，和生理无关，你说他还是人吗？”

邵远一乐，说：“给他干吗呀？拿我这儿来呀。轮廓怎么样？抽象不？我给你拓下来弄一油画手法涂涂，没准儿你就一尿成名儿了呢！”

我踢了他一脚，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怎么不拓你自己的呀。”

和邵远贫了半天，我也缓得差不多了，就起身准备去师傅家。其实生在江南的我们俩说话都不是这个味儿，许是北京的几年生活影响的吧。他小时候也不是这种性格，相反还有点内向，但我想他的这个变化应该和语言不一样，不是北京造成的。一想到这一点，我刚暖过来的身子又陡然一冷，某种潜伏在内心中的隐忧像藤一般爬了上来。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表情在和助手小雅谈笑，我便把已到嘴边上的那句“你注意身体别玩命”咽了回去。

师傅家住在主城区的边缘，有两间平房、一间仓房和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师母身体不太好，病退在家有几年了，她现在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种花上面。从我小时候起，师母就种了很多花草，整个小院几乎被她修成了个微型的植物园。

她的小柜子里有许多花种子，用报纸包了，分门别类地收藏着。起初有街坊们会过来要几棵，她就连花盆带花土地送给人家，后来花衍生得太多了，她就拿去附近的花卉市场卖。她不图什么钱，只要求买花的人能够善待它们，还告诉人家若是养不好或者种得厌了，就给她送回来。

师母见我回来很高兴，把早就做好的饭菜又拿去厨房热。我跟在她身后想插手帮点什么忙，她总是把我推开，说：“你坐去坐去，不用你。”

我说：“我整天坐着，腰都快僵硬了，就让我帮您打个下手嘛，也当是给我个机会尽尽孝心呗。”

她转过身，两手捧住我的脸，说：“你呀，只要经常回来看我，就是最有孝心啦。”

因为常年弄花土的缘故，师母的手很粗糙，她的手指肚上都布满了裂纹，划过我的皮肤时，像粗砺枯瘪的树枝。

我的心中掠过一阵微痛，双手揽住她的腰，把头往下低了低，蹭着她斑白的额发，呢喃般地说了声：“妈……对不起。”

师母的身子一震，抚在我脸上的双手轻轻地抖了一下。

我向后仰了下身子，看见她眼里盈盈地有泪光，嘴唇也在轻轻地颤动。

我笑了笑，拍了拍她的后背，说：“看您，又激动啦，像失散多年才重逢似的，我不就是您儿子嘛？”

她被我逗笑了，点了一下我的脑门，压低声音说：“你小点声儿，让死老头子听见又得跟我吼。”

师傅确实冲她吼过。

关于这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尽管他们就是我实际意义上的养父养母，但师傅始终不肯让我叫他们一声爸妈。记得小时候有次我叫师母妈妈，被师傅听见后跟她大吵了一架，非说是她教我叫的。师母那次哭得很伤心，但事后她还是告诉我，以后要背着师傅的时候，才可以那样叫她。

我正想哄师母开心，再叫她一声的时候，忽然右肩一痛，被一只大手猛地攫住了！

那只大手就像个老虎钳子，仿佛要生生把我的肩胛骨捏碎似的。我本能地一侧身，左手一搭，用力地按住那只手，然后顺势一甩肩，右肘上挑下压，死死地抵住对方的胳膊。

但对方却丝毫没有慌张，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还伸腿来绊住我的脚，然后企图向后推倒我。

“哎呀！你个死老头子，厨房这么小还闹什么闹！小心我的盘子！”就在这时候，师母路见不平一声吼了。

师傅这才松了手，呵呵地笑了两声，说：“我检查一下这小子有没有偷懒嘛。”

我龇牙咧嘴地揉了揉肩膀，愤怒地说：“每次都来这招！我又不是罪犯，您至于下那么大力吗？我天天都有晨练啦！”

师傅抹了一把下颌的胡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满意地说：“那就好，动起来对你有好处。行了，喝酒去。”

动起来，动起来。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最多的话。

小时候我总觉得师傅特想把我培养成一运动员，或者是做一警察接他的班。高考时师傅也确实希望我考警校的，但因为我的视力不达标，所以只好作罢。我问他那我干不了警察应该学什么，他问我的想法，我说生物或建筑，他摇头，我说经济或管理，他使劲儿摇，我说应用或社会心理学，他顿了顿，沉默了半晌后说那就心理吧，应用的。

我给师傅买了两瓶洋河梦之蓝，他说不要乱花钱买这么贵的酒，他喝个七块八的低度大曲就行了。我说没事儿，喝了好酒才有劲，有劲才能破案子嘛。

他拎起酒瓶左看右看了几下，说这话我爱听，那现在就来一盅。我见他心情挺好，就赶紧给他开盖倒了二两。每次我回来，师母都不拦师傅喝酒，所以这次他喝了个关公脸儿，红扑扑的。

吃完了饭，我和师傅一人搬了个小板凳儿到院子里抽烟。时近浅夜，加上刚下过雨的缘故，院子里的光线很暗。围墙西角的葡萄藤静静地伏在那，像个沉默的忍者，无声地在厚密的云层下隐蔽自己。我盯着它看，努力地想分辨出每一条叶脉，不知不觉中指间的烟袅袅地燃烧着，灰烬僵成一条扭曲的柱子。

“黑咕隆咚的，你又看什么呢？动起来，来，比画几下！”师傅在背后踢了踢我的脚跟。

“哎呀，又比画呀。”我这才如梦初醒地站起身，转向他。

师傅没等我说完，就一拳打了过来。没办法，我只好抵挡。

不记得这样的情景是第多少次反复重现了，我似乎从小就喜欢静止，而他一向都扮演了打破静止的角色。其实尽管如此，我到现在也没能改掉这个师傅最不喜欢的行为。我总是会停止不动，目光没有落点地让自己静止下来。每到那时，我都仿佛变成了个泥塑，缄默、凝固、没有思想，甚至也忘了呼吸，仿佛在漂浮、眩晕、抽离自我。

还未等我从记忆中返过神来，师傅便闷闷地哼了一声，打了个趔趄。我赶紧扶住他，紧张地说：“踢到您腿了啊？”

他摆了摆手，按住左腿，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一边捶打着一边神色冷峻地说了句：“风湿犯了。这老腿一疼，时间也差不多近了，那个王八蛋……”

我一愣，恍然道：“您觉得真会有第五宗发生吗？”

师傅半晌没开口，过了许久，才说：“希望没有。”

我知道，这是他胸口的一块巨石，每隔六年便会重压一次，是他二十四年来的心病。就像一道被诅咒过的符，今年又是封印开启的时间。

昨晚睡得不太安稳，多梦，且紊乱。清晨醒来时我试图将那些梦境的碎片归整一下，却没能成功，喝了口水放下杯子，就全忘了。有的心理流派相信梦的解析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半生都坚持以梦境为主的自我分析，每天半小时。我也想效仿弗老爷子，可很多时候连梦的片段都记不住。直到进了地铁，脑海中才拍x光片似的闪出几个镜头：淡红色的水，萌芽的种子，暗室，虫蜕的壳，微弱的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