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我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国防，要统一起来考虑，要有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现在是一些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看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技不单纯是一个科技问题，要成为第一生产力，还要依靠很多方面的协调，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结构的，方方面面都要依靠到，协调好，科技才能发挥作用。这就必须有长远的、宏观的、战略的眼光。

——《对我国科技事业的一些思考》，《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5期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问题是个难题，以前大家讨论很多，但实际上各说各的，介绍局部情况，用外国的局部模式来套！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发展战略，也不成其为战略。

——《致黄麟雏》（1984年6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455页

在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应是总体设计部。它不能只靠开会解决问题。不能只由各行业专家去摆各自的论点。大家都从自己的部门出发谈问题，就互相不能说服。这要靠总体设计部来综合。总体设计部应有几百人的各行业队伍去做总体设计。光靠开会，靠跑腿不成，要有时间考虑总体问题，进行计算、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召开会议，由总体设计部报告，请各行业专家研究，这样反复几次，绘制出发展战略蓝图，就比较好。

——《要加强“大战略”的研究》，《世界科学》1984年第1期

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否取得良好的发展，根本在于劳动者的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普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方面有重大意义。因而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广大劳动者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较快地掌握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科普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4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有十几个二十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于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

——《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钱学森讲谈录》第69页

既然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要创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社会主义文化学，作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学问。

1982年，我曾提出过这一意见。现在更显得迫切了，这个问题确实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钱学森讲谈录》第8283页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建设这件事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研究，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统帅的指挥的部门，统筹来考虑，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没有统一的考虑，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作出计划，那将来可能会造成损失。

——《美学、文艺学和文化建设》，《钱学森讲谈录》第84页

环境保护工作应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国家特别要考虑三废的利用，现在国外也在考虑废气、废渣、废水的利用。我觉得这个“废”字很难听，好像一废就“废”了，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所谓“三废”，是人造的资源，而且这个资源好，送到你门前来了，用不着再去开挖了。我们国家，要全面考虑我们的资源，有自然资源，还有人造资源，人造资源就是“三废”，要把它们充分利用起来，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环境污染的问题。

——《让“系统”成为一种思维习惯》，《钱学森讲谈录》第2223页

农业型的产业是指像传统农业那样，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靠地面上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进行产品生产的体系。太阳光是一个强大的能源。在我国的地面上，每亩地每年接受的太阳光能量相当于114至190吨标准煤。农业型的产业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创立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所将引起的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不是21世纪将要在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吗？这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严肃问题吗？

——《让太阳为人类服务》，《钱学森讲谈录》第181、187页

十、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保证。不要忘记：在田赛场上是快者夺标；打仗，是强者取胜；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靠教育达标。

学校，是人才的摇篮，也是人才的宝库。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在解放前，一个学校的校歌大都有此精神，教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不是去搞钱，搞享乐！……我们今天的教育要发扬这个传统，继承中华文化的精华。

——《致胡传机》（1984年12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116页

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就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

——《中国还能培养出钱学森吗》，人民网，2009年11月3日

人才问题很重要。现在搞科技的无非是三代人，一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一级的，再有很重要的是三四十岁的人，还有正在学习的二十岁左右的。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一代比我们强。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总结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真正奠定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论的指导是不行的；而老的教育理论，还有缺点。

——《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点看法》，《科技进步与对策》1990年第4期

人才培养问题的确是当务之急。我觉得传递知识比较好办，而启发智力比较难，尚无科学的方法，还有待于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成果。……但我也不是泄气。我以为只要我们把已知的培养人才的方法用起来，而不是设置障碍、干蠢事，高智力的人才可以辈出。例如：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十六年可以出现在硕士水平的专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致徐章英》（1984年4月9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91页

人的才能主要靠后天培养，而不是先天就有的。古今中外，都有一批才能卓越的人才，他们也是他们所经历的学习环境教育出来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10页

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在加州理工学院，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

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1月6日我们要团结起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

——《致浦汉昕》（1985年4月29日），《钱学森书信》第2卷第257页

今天的国家事务是非常复杂的，一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面要改革开放，同世界各国在激烈的竞争中打交道，干部的素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致李琦》（1989年8月14日），《钱学森书信》第5卷第1415页

人的一生，工作能力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期有这个时期的“才”，为了用其才，职务工作岗位要随之变化。“终身制”是要不得的。

——《致袁璋》（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识才”是人才管理的根本，怎样识才？要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难，但不是不可知，也不是不可能。

——《致袁璋》（1985年12月7日），《钱学森书信》第3卷第9页

干部必须有必要的文化水平。萧克同志曾建议中央军委，军队连以上干部必须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这是有道理的。此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的用人经验，周恩来的用人经验，邓小平的用人经验，也是必要的。

——《致张作文》（1992年11月16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21页

十一、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及其“最高奖赏”、“最高光荣”

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钱学森经典语录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致钱希真》（1993年9月5日），《钱学森书信》第7卷第345页

我1955年回到祖国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

……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我只是沧海一粟！

——《钱老一向反对称他“导弹之父”》，《新京报》（2009年11月2日）

各位讲我钱学森如何如何，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啊。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作为科技人员，中国科技人员什么难题也不怕。

国家、人民交给什么任务，都保证完成……只要任务来了，他们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奋斗，甚至为此而损害健康，一直到他牺牲，他也不会泄气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374页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个人不过适逢其时，做了一点点事。自己想来，也很内疚，因为做得太少了。

——《中国当代着名科学家丛书——钱学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

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今年授予我小罗克韦尔奖章和称号，说是表彰我“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回想起来，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人们往往只看到少数大人物的作用。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事业中，小人物比大人物更不可少。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如果一个个士兵都想当元帅的话，那支军队肯定是无法打仗的。拿破仑再厉害，真正动刀枪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士兵。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盗火大王，他为人类献火而牺牲了自己。我们搞火箭、导弹的，同样是为了人类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安定和幸福，因此，也应该具备普罗米修斯的牺牲精神。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36页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296页个人传略总免不了对其人作出评价，而对人的评价只宜等人死了再做。所以我不赞成现在就写我的传；至于我死了之后，写不写，那是人民决定的事了。

——《致刘忠》（1983年11月24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58页

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总可以算是对得起人民！

——《致张天健》（1984年3月30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78页

我只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已，尚不知是否真够格。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

——《致徐广胜》（1984年1月17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314页

我常说：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人员，党和人民肯定他的辛勤劳动，就是最高的光荣！

——《致刘岳松》（1984年1月11日），《钱学森书信》第1卷第261262页

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