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兵已经很久了。

1992年父亲和一大批老兵一起摘掉了帽徽领章，彻底告别了职业军人生涯，成了一名普通得和大街上那些蹀躞而行的退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老百姓。父亲因此和所有他一样的老兵一起，得到军委三总部颁发的一枚勋章。那枚勋章，据说含金量极高。

60年代末期，那时候父亲五十多岁，身强力壮，思维敏捷，刚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学习班毕业。父亲的各科目成绩非常优秀，他为这个得意万分，他说他过去在部队里扫盲时学习成绩就特别出色，他说他就算一天书也没读过又怎么样？他说那些知识分子算个啥？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根本就没弄错，父亲在拿到毕业证书后没有几天就接到了离职休养的命令。一个月后，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搬进了雾城重庆市一位彭姓买办留下的一座幽静的花园，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过军营。

父亲的身体很健康，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身体状况依然良好。

父亲断断续续不戴领章帽徽的时间至少有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绝对不算短。虽然父亲摘掉领章帽徽之后仍然穿着军装，那个样子却有点***不类。我一直认为军装的威风神气，完全是领章帽徽的功劳。如果没有了领章帽徽，那身国防绿实在呆板得很。

父亲永远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在最热的季节里，他也从不解开扣子，一任黑水白汗浸透军装。父亲也不是没有便服。70年代后期母亲为父亲做过两套中山装，买的是最好的呢料，请的是最好的裁缝，衣服做好后，我见父亲试过，样子很呆板，一点也不像父亲。好在父亲并不常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穿。那两套质量不错的中山装，后来基本上成为虫子和樟脑球的战场了。

父亲脱去了军装，已经不是兵了。但是时不时地还有是兵的叔叔伯伯到家里来看望他。他们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那些年纪或大或小的兵临走时都对送出大门的我说，你的父亲，他是真正的兵。

父亲脱去军装的那一天，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待了很久。那一天，广州军区一位少将来干休所颁发勋章。那枚勋章家里人谁也没有看到过，仿佛它在一开始就被父亲埋葬了。父亲这一生得到过许多的奖章，其中他最看重的是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八一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放在三只小盒里，小盒里铺着枣红色的金丝绒，许多年之后，它们已失去了新鲜的光泽。父亲一直闭口不提他最后得到的那枚勋章。母亲曾经问过这件事。母亲说：“老头，你是不是领了一块金牌？”母亲之所以这么问，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母亲在很多方面和老式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对鸡毛蒜皮的小事爱咋咋呼呼，而对严肃的话题却漫不经心，何况院子里都在传说，那枚勋章和以往的勋章不一样，是用纯金铸的，很值些钱。母亲对金子谈不上什么爱好。母亲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工作，上了年纪以后迷上了老年迪斯科，另外还有国画。母亲的葡萄画得炉火纯青，可见在大器晚成方面齐白石并非是唯一的奇迹。对于那枚勋章，母亲只是普通的好奇罢了。

母亲这么问，当时父亲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准确地说，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母亲听了很生气。母亲仅仅是生气，也不能把父亲怎么样。这件事说到底本来就不关她什么事，她就是想吵架也没有理由。母亲是四十年代的中专生，40年代的中专生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吵架是要有理由的。

父亲那一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待在屋里一声不吭。出来吃过一顿饭，什么话也不说，也不怎么向他一向喜欢的红烧肘子伸筷子，吃过饭之后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把门咣当一声碰上。但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

那天母亲去老年大学上课，回来晚了，回来以后就忙着做疙瘩汤。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脱军装，咱们是不是买点菜回来，家里庆贺一下？”母亲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是为什么？又不是逢年过节。”我想解释一下。我想说，对于父亲，今天比一百个年加起来还重要，比一千个节加起来还要重要。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在母亲看来，父亲穿什么都是一回事，除了军装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别的没有什么损失。至少在母亲眼里，父亲脱军装算不上什么节日。

那天的天气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好的，暖洋洋的。太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有点小北风，但也只能把院子里的干葡萄叶子吹到水沟里去，仅此而已。

父亲扛枪当兵这件事不是偶然，可以说它是顺理成章的。那个年头贫瘠的鄂东大别山区成了贫困农民的天下，有好几种政治力量都派出火种手到千里大别山来煽风点火，使庄稼不景气的乡下呈现出另外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

父亲那时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多半是为了聚众的习性，父亲参加了少年赤卫军，为成年人的武装组织做一些打杂跑腿的事，这些事和种田无关，带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刺激，因此让父亲喜欢。父亲那个时候没有参加白枪会、红枪会、保安团或者别的什么组织同样是必然，因为父亲的大哥是“苏维埃政权”的村主席，父亲少小年纪，自然不会也不敢和自己的大哥对着干。

父亲在赤卫队里站岗放哨送信只是业余的，更多的时候父亲是在为一个比较富裕的远房亲戚喂牛，另外在农忙时节还得为主人打短工，年薪一石糙米。父亲喂两头牛，他承认那个活并不重，喂两头牛而且能挣得一石糙米使得父亲在家中有一种不吃白饭的自信和自得。

促使父亲最终成为造反者的原因并非是赤贫，而是自尊心。那个富裕的远房亲戚对雇工们十分祥和，冬天的时候他们一块儿蹲在太阳下笑眯眯地抽着旱烟袋说话，说女人的邪话，吃吃地笑，那幅情景是很让人心暖的。那个富裕的远房亲戚和雇工们一起干活，而且他总是抢重活干。富裕的远房亲戚生了四个儿子，全都能干牛马活，又和人合开了一爿粉房，生产白而细的绿豆粉丝，这才是他致富的原因。对于这种原因没有人会觉得不应该。

那一年的阳光十分充足，十几把锋快的镰刀昼夜不歇地刈麦也没能抵挡住见天熟透的谷粒一片片地洒落在泥里。主人十分焦急，赶着一家老小和十几个雇工没日没夜地忙活在地里。人们疯了似的用钢镰割倒稻秸，把它们东一堆西一堆扛进晒坝。那些天晒坝里黄尘滚滚，灰蒙蒙不见天日。人们大颗大颗淌着汗水，不停地咳嗽，朝粮食堆里吐痰，并且把粮食粒儿扬到天上，再装进布袋里。主人站在地垅边大声地吆喝着：“伙计们，尽力割呀！今晚有烧酒蒸肉犒劳！”主人说话算话，当晚果然就有烧酒蒸肉端上饭桌来。醇香的烧酒里掺了不少水，喝起来甜丝丝的，像浸泡过麦芽，让人止不住地一边喝一边打喷嚏。雇工们都说酒是好酒。酒是好酒，可是主人却不该让大伙儿吃蒸肉。不是大伙儿不想吃，相反的，大家非常想吃，简直想吃极了。并不是一年到头都可以吃到蒸肉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可以端出蒸肉这道菜的。但是主人确实不该把那样的蒸肉端出来给雇工们吃。蒸肉一块块足有四指厚的膘，白花花颤巍巍卧在喷香的霉干菜上，让喝酒的人眼珠子一个个几乎掉了出来。雇工们整齐地咳起嗽来，把嘴里的烧酒喷得像下雨一样。主人热情地说：“吃吧，快吃吧。”大伙儿就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慌乱中好几双筷子在空中碰到一起，弄得吱哩咔嚓一阵乱响。主人的两个儿媳妇在一旁看了，躲到一旁嗤嗤地笑。父亲在忙乱之中挟到了一筷子干巴巴的霉干菜，这使他十分沮丧。父亲的第二筷子准确多了。父亲当时想，他的速度比大人们慢了一拍，等到他吃完第一块肉，别人就该吃第二块肉了。这个念头让父亲显得灰心失望。可是父亲并没有在吃第二块肉的时候赶上大家。父亲并没有吃第二块肉。父亲连第一块肉也没能吃下。并非父亲一个人，所有的雇工都没能对付了他们挟进自己嘴里的那块肉。那碗样子十分诱人的蒸肉根本就没有蒸熟，它只不过是被主人象征性地放进蒸笼里蒸了一下，完全还是生猪肉。主人笑眯眯地站在一旁招呼说：“吃呀，怎么不吃了？都愣着做什么，都吃。这足足一碗肉，够你们撑的。”雇工中打头的脸上带着尴尬的笑，代表大家对主人说：“七爹，不是我们不吃。我们想吃。我们想吃但没法吃。肉没烂呢。”主人听了很生气。主人说：“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什么话？肉当然没有烂。肉当然不能烂。肉怎么能烂呢？要烂了，你们这些馋鬼，你们寻思一下也是不会的，叼住就滑溜进肚里了，哪里会知道肉是什么味道呢？”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那块嚼不烂的生猪肉是促使他造反的原因，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1932年秋天被还乡团通缉追杀的不只是我父亲一家人，还有不少人的名字在名单上。这些名单中间的有一些人并没有逃走，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躲上几天，到来年开春的时候陆陆续续地回去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至今还好好的活着。父亲跑出家去参加红军，肯定有着类似自尊心受到了强烈伤害的原因。事过五十年之后，我随父亲回到顺河老家，父亲带着我去拜访过一位老人。老人是我家一位亲戚，论辈分我该叫七爷。七爷的绰号叫“地主”，因为他在五十多年前曾经当过红四军经营处的军需主任，管过整箩整箩的银洋和烟土，大家就这么叫他。1932年秋天七爷随撤退的队伍走出了几百里地，他放心不下将要临产的妻子，心里惦念着妻子给他生儿子还是生丫头，又跑了回来。七爷并没有被杀死，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种地过日子，一过就是五十年。我随父亲去看七爷的时候七爷正蹲在屋檐下挖鼻屎，涎水长线似的糊了一身。一个五十岁左右猥琐的汉子抱着一只鸡婆在捉鸡虱子，看见我们走来就傻乎乎地冲我们笑。我想他大概就是七爷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宝贝儿子吧。

在我们那个家族中，父亲是加入闹红队伍中年纪最小的。他只是看到他的两个哥哥，几个叔伯堂兄和他的七叔都这么忙碌着，他们在腰里扎着子弹袋的样子十分威武。父亲作为一个正在长大的男人是十分羡慕这份威武的。

我的大伯是东冲村的村苏维埃主席，三次反围剿的时候带着村赤卫队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军营长。我的二伯是麻城县独立团的敌工干事，专干铲奸肃反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自己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做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之鬼。

大伯随着红四军撤离了鄂豫皖苏区，同时离家出走的还有那几位堂伯堂叔。二伯的独立团此时正急急地躲进杨真山中，他们日后几乎再也没有从大山里出来。乘顺区满是穿着黄军装的皖系十七师的兵，还有头上缠着红布条的河南光山杨大山的三枪会会众。十七师的兵和三枪会的人在进入乘顺的当天就大开杀戒，到次年开春时整个乘顺地区有十几万人被杀掉。被杀掉的人有时候没有人收尸，就被抛入举水河中喂了鱼，有人亲眼看见举水河中跃出足有小牛犊大的鱼来，那是鱼儿吃人吃出来的结果。

一位亲戚从镇上看女儿回到村里，带回了对东冲村三十八名“红匪”通缉的消息，我的大伯是头一个，二伯和父亲都在其中，悬赏的价码足以让任何一个种田人动心。父亲当天夜里离开了家乡，想投奔他的大哥。他第八天在河南境内追上了红四军，成为军部手枪队的一名战士。父亲却最终没有见到他的大哥，1933年3月，在巴中保卫战中，大伯奉命带一个营驰援，死在战场上了。

父亲也没有再见到我的爷爷。1950年当父亲怀里揣着一沓银元坐着一只小船渡过举水河踏上家乡的小路时，我爷爷的坟头已经开过一茬白色的苦艾花了。

父亲的倔犟脾气使我们一家人都吃尽了苦头，尤其是他褊狭的恋乡情结，几乎毁了我的整个前途。

父亲在他休息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开始念叨他的“归去来兮”经。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放弃过重新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以为那一纸休息的命令只是暂时的，他还有复出的希望。他就那么等待着，苦苦而又痴心不改地等待着。他等那份根本没有出现的命令等了整整十五年。父亲在重新工作无望后决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想要回到他的麻城老家去，做农民或者做“寓公”。这个念头十分强大地统治了我们家十年，直到父亲的预谋得以实现。

父亲在休息之前一直做军事指挥员，没有搞过政工，虽然在1945年国共和谈破裂以后父亲曾在极短的时间里当过几天参谋长，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就懂得谋略。父亲的谋略才能是在他休息之后才被挖掘出来的。他那时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总结自己，同时也有大量未曾释放的欲念需要疏导，这就促使父亲由一位勇士痛苦地变成了一位智者。

父亲当然并不仅仅是自己回家乡，他还要把全家都弄回老家去。父亲甚至希望他的孩子中有一个能和他一道回到老家那根本就不怎么长草的土地上去种庄稼。在我的其他几位兄弟姊妹都当了兵之后，父亲把希望的目光对准了我。我在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知识青年这件事使父亲的希望有了实现的可能。父亲怂恿我回老家当知青。父亲说：“当农民哪儿不能当？你守在四川这个穷地方干什么？”我说：“四川怎么是穷地方，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不屑地反驳我说：“天府在哪儿？之国在哪儿？你拿出来我看看。连个鱼也吃不上，还什么天府之国！回家乡去，家乡的鱼吃得你哭！”父亲这么说，他不但说，还付诸于考察，为此他专门带着我回了一趟麻城。

我发现一踏上回家乡的路，父亲的忧郁心情就一扫而光。小船载着我们渡过举水河的时候，父亲敞开大衣双手叉腰昂首挺胸站在船头上。他心情极好地指点着告诉我，他在哪个沙丘上偷吃过四婶地里种的花生，被爷爷打过屁股；他在哪个深潭里摸过鱼虾，差点没淹死。父亲敞开肺腑大口地呼吸着河面上腥潮的空气。父亲快乐地说：“妈的，这儿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父亲眨巴眨巴眼睛小声对我说：“小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你饱饱地吃一顿鲜鱼。不是一条鱼是一顿吃它几十条。”父亲从称呼他“三爹”的摇船后生的鱼篓中拎出一大挂鱼，对小伙子说：“剖干净，洗一洗，回头给我送去。”我看着那些一寸来长的柳条鱼，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父亲他实在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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