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大约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家乡的地方领导到省城的我家来送年货，这是老区一直延续着的习惯，老区人从来不会忘记他们离开家乡工作和生活在外的儿女，这些儿女经过几十年后都老了，但老儿女仍然是儿女，在年末岁首的时候，家乡人就会带着丰富的地方特产来给这些老儿女们拜年。那一年县长和民政局长都来了，他们坐的是一部风尘仆仆的吉普车，他们自己也风尘仆仆，他们脸蛋上两坨真实的红晕和红晕里露出的真实的笑容使我体会到这才是老区人。我的父亲对家乡人永远都有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他大声地招呼他们坐，大声地吩咐小阿姨泡茶拿糖削水果，大声地叫我们兄弟姊妹来与家乡的父母官见面。我的父亲哈哈大笑，与家乡的父母官谈论着家乡的事情。我的父亲和他们都很熟，他们的谈话无拘无束。我的父亲对家乡发生的一切都如饥似渴地感兴趣，他常常说一些笑话，他那么激动那么孩子气实在让我吃惊。后来他们就谈到了我的大妈。话题是由我的五爷引起的。我的五爷也是一名红军，他是麻城县独立团的敌工干事，专干除奸暗杀之类的工作，鄂豫皖苏区开始肃反的时候，他是肃反队伍中的一名骨干分子，经他手处决的改组派、分子至少有十几个，但事情到了最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自己也被当做杀掉了。八十年代的时候肃反问题已不是一个困难的话题，相当多当年被肃反掉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我父亲也希望县里的领导能为我五爷平反，县里的领导认为这件事并不困难，县里在修志时已有确凿的材料证明我五爷当年是怎样一名勇敢忠贞的红军干部，他的被杀完全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件冤案，他们爽快地答应回去后立即落实情况，尽快操办这件事。县里的领导谈兴正浓，意犹未绝，在结束了我五爷这件事后他们又提到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提到的那个人的名字叫范桑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大妈的名字。

县里的领导之所以提到我的大妈，是因为我的大妈后来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大地主，解放后被镇压了，在一个万人集会上被拖到河滩边一枪打碎了脑袋瓜子。这几十年来我的大妈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一个人生活着。彭家的土地财产房宅当然是一次性没收了，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分给她了一间茅屋，几分土地，由她自己过日子。彭家的人剩下的都作了鸟兽散，没心顾及她，她自己的娘家人自几十年前迁往汉口后，也再不与她联系，杳无音信，她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乡下闹造反，也没有什么好斗争的，就拿我的大妈做靶子，整天拖来拖去地斗，吃了不少苦。后来不提阶级斗争了，不再开斗争会，大家都挣钱过日子，我的大妈人已老了，又一身的伤病，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县长是华中师大历史系专业的学生，属于那种新潮干部，县长认为，我的大妈既嫁过乡绅，但又嫁过红军，虽然没给红军生下过后代，但也没给地主养过孩子，同时，她在嫁到彭家后，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革命或鱼肉过乡邻的事，她个人历史上是清白的。如果我的父亲认为有这个必要，承认她和我们简家那段关系，那么县里可以为此做一些工作，认定她为红属。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依照政策给她发几个抚恤金，她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我的父亲开始一直是很高兴的，他始终为家乡来人和家乡的事兴奋着，激动着，他想将与家乡人谈话这件事尽可能长地延续下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他甚至大声地吩咐我的母亲准备酒菜，打算与家乡年轻的父母官们大醉一场。但是在听到我的大妈的名字后他的脸色变了，他坐在那里，脸色阴冷，闭着嘴，不再说话，客厅里立刻就有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

县里的领导是好领导，他们很懂得察言观色，很快觉察出我的父亲情绪的变化，他们肯定不想惹老首长生气，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为坚持什么去惹老首长生气呢？一个乡下女人是红属还是地主婆毕竟没有化肥柴油水泥钢材电线拖拉机这些东西重要，他们的原意本来也是想把一切事情做好，做得锦上添花，做得让老首长满意，如果老首长不满意，他们当然会放弃，但是在放弃之前他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动因，同时适当披露一些驱使这个动因的充足理由。以免老首长有什么不必要的误会。他们说出了一件事。

县里的领导说出的这件事和我三伯有关。1938年，我三伯和一批四方面军遗弃的伤兵从川北辗转回鄂东北，在路上他们遭到一股地主民团的袭击，我三伯再次负伤，伤员的队伍被打散了，多数非死即俘，我三伯仗着天黑路熟，亡命逃出了包围，他孤身一人，但他不能回东冲村，因为东冲村那时驻有一个连的白军队伍，他回到东冲村无疑是自投罗网，我三伯那时已是无路可走。

我的大妈是如何知道我的三伯回到家乡的？她是怎么找到他的？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是个谜了。唯一清楚的是，我的大妈那时已经嫁给了彭慎清，成为彭家的女主人。我在日后的考察中对别的一切都没有过多地追究过，只有一点我极想知道，我想知道我的三伯那时是怎么想的，他昔日的嫂子如今已成了别人的妻子，而且成了自己对立阶级的妻子，他怎么来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关系？据当事人讲，我的三伯那时根本没有过丝毫异端的表现，他是安静之极的，他对我的大妈的所有安排都受之若命，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叔子面对自己的嫂子那么安静，他对我的大妈仍然沿袭着当年的称呼，他仍然按照我们家乡的习惯，叫我的大妈“姐”。他说：“姐。”他就是这么叫我的大妈的，他叫她的时候甚至有一丝羞赧。我的三伯绝对是一个忠贞而又坚强的红军战士，他为红军的事业负过三次伤，而且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最艰苦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过红军，在川北根据地，当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领地，南下金沙江策应疲惫劳顿的中央红军时，他和四百多名被遗弃的红军伤兵一起放声大哭，当部队在凄婉的军号声中开拔而去的时候，伤兵中有的人拉响了手榴弹自杀了，也有的吞下了大量的鸦片，但我的三伯没有，他抹干了眼泪，和一些同志一道，决心回到鄂豫皖去找徐海东的红廿八军。他们东躲西藏，打一阵跑一阵，辗转数年才回到了家乡，他们那时早已变了形，一个个活像山里跑出来的野人。1938年，我的三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身中数弹，在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不愿做俘虏，纵身跃入激流之中，葬身江底，像他这样的铁血男儿，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信仰，完全听凭一个地主的妻子的摆布？

我实在不能明白这一点，我实在想弄明白这一点。

我的大妈找到了我的三伯，她把他弄到彭家的一个佃户家中藏了起来。我的大妈脱去了我的三伯那身已经发臭了的破衣烂衫，把它们填进了灶膛。火焰中成百上千的虱子噼里啪啦地炸响，这让我的三伯十分羞涩。我的大妈烧了一大锅开水，像刷马匹一样把我的三伯从头到脚洗刷了一遍，把他身上积攒了几年的污垢全都洗刷干净，然后她找出一套干爽的衣服，让我三伯换上，又令佃户煮了整整一锅大米饭，让我的三伯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我的三伯肯定是饿坏了，他狼吞虎咽地把所有的米饭都填进了肚子。他吃得太急、太贪心，有好几次他都差一点噎着。我的大妈始终坐在我的三伯身边，她不断地为他夹菜、舀汤。她看着他，视线粘在他的脸上，似乎是要看出什么。她眼泪婆娑，心疼使她美丽的眉毛颤抖不已，她把脸背过去的时候，我的三伯正在努力喝光最后一口汤。

在我的三伯吃饭时，我的大妈已命人去镇上买来了药包，我的三伯酒足饭饱后，我的大妈开始为他处理伤口。伤口有两处，一处在腹部，一处在腰间，因为长时间耽搁，它们已经开始腐烂了，流出绿色的散发着恶臭的脓水。我的大妈用布带把我的三伯绑在床上，在他嘴里塞了块棉花。我的大妈先用小刀和剪子把伤口中的烂肉一点一点地剜掉，再用盐水和碘酒清洗伤口，然后调了金创药膏，涂了伤口，用绷带仔细缠好。我的大妈不愧是郎中的女儿，她做这一切时既细心又麻利，同时还透着一种坚强，在处理那些腐肉时，我的三伯疼得浑身发抖，差一点把布带挣断，连在一旁帮忙的佃户都害怕得背过脸去，而我的大妈却脸色平静地做完了这一切。

我的三伯在那个佃户家住了三个多月，一直到把伤全部养好，并且再度养成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子。在这期间我的大妈一直悉心照料着我的三伯，她几乎每天都要从镇上赶来，为我的三伯换药，为他做些补养身子的食物。我想这肯定是我三伯一生中最闲适最安全最富足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整天除了吃就是睡，要不就是和佃户的儿子一道坐在屋外的太阳下逗狗玩，他的伤在我的大妈的精心料理下好得很快，后面那一段日子里，已经完全再用不着敷药了。有时候，他把裹住伤口的绷带解开，露出新长出来的肉芽炫耀给佃户看，看见佃户的老婆害怕得闭上眼睛，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

三个月后，我的三伯的伤已经痊愈，他壮实得能一脚踢死一头牛，他要走了，要去找自己的队伍去了。我的三伯穿戴整齐，满面红润，站在我的大妈面前，向我的大妈告别。我的大妈再度地心疼了，她娥眉轻颤，泪眼婆娑，什么话也不说出来，掩饰着去为我的三伯牵扯衣服。我的大妈知道什么是男人，男人只要能动，只要能站起来就想着去流浪，去征服一些什么，去干一些填江折山的大事，女人再怎么做都不能阻止他们。我的三伯在黄昏的落日中高大魁梧，他的肩上扛着一支我的大妈从彭家带来的土铳。我的三伯张了张嘴，对我的大妈叫了一声“姐”。我的三伯再没有说什么，他就叫了一声“姐”，就转身大步朝门外走去。我的大妈朝前撵出几步，站住了，身子软软地靠着大门，又软软地倚坐下去。这一点我的三伯并不知道，他大步走着，连头也没有回，肩上的土铳使他豪气平添，他朝佃户家的狗挥了挥手，昂着头挺着胸，就那么快乐地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我的大妈的泪眼。

十几天后，我的三伯在光山一带找到了侯义夫的抗日队伍，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名排副，两个月后，他战死在河南。

县里的领导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亲，这件事在当年彭家的佃户中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当事的那个佃户现在还活着，他能证实这一切。县里的领导解释说，范桑儿救助过红军战士简定英，就凭这一点，她还是有别于其他地主婆的，她还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的。县里的领导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父亲能变通一下，承认范桑儿和简家过去的那段关系，那么他们就可以把她当做红属来对待，为她落实政策。对一个无家无业、无亲无故、年龄已大、一身伤病的乡下女人来说，昭明身份事小，生存条件事大，如果承认了她是红属，她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每月从政府那里领取几块钱，买点粮食，买点油盐，她就用不着拖着一条被打断过的腿到处去乞讨，人们也就不会再朝她花白的头发上轻蔑地吐唾沫了。

领导们说完了，客厅里又是一阵寂静，这寂静使人难堪。我的母亲借故给客人添水来打破这种寂静，小声对我的父亲说：“老简，人家县里的领导意思很明白，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看可以考虑。”

我的父亲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父亲的坐姿极富军人气，他的腰背挺直，头昂扬着，目光炯炯，一身正气。客厅里静静地，一屋的人都屏息静气地看着我的父亲，他们在等待他的开口，他们在等待他的判决。几百里外的大别山那时正是秋天的时候，我知道秋天的大别山是有风的，那些风是鄂东北山区的特产，常常给人带来一些出人意料的欣喜，那些风在吹过山川河流田野村庄的时候，会不会光顾一个孤寡老人空旷潦倒的茅草屋，抚动她早已花白了的头发呢？

我的父亲在沉默了良久之后开口了，我的父亲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一开口就震得客厅的四壁嗡嗡作响，我的父亲虽然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我的父亲大声地说：“不！她不是我们简家的人！我们简家没有这个女人！”

我的父亲就是这么说的，我的父亲在说完这句话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口，甚至在县里的领导告辞离去的时候，他也没有开过口，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脸始终严肃得像一块刚淬过火的钢铁。

一个月后，一份关于为我的五爷平反昭雪的文件副本寄到了我家，那文件纸张十分精美，打印得也十分漂亮，文件的终端处，鲜红的大印印泥犹湿。

1935年农历腊月廿八的那一次清乡只是当年若干次清乡中的一次，我的爷爷奶奶也只是被捕去的若干红属中的两个，这种事，在整个鄂东北地区不算什么大事，此前和此后，无休无止的清乡就像勤劳渔夫手中的网，一次又一次地撒出，一次又一次地拖回，被网捞出水面的鱼儿活蹦乱跳着，气急地扇动着腮叶，很快就被刮去鳞片，开膛破肚，做了渔者刀下的食物。在当时的鄂东北地区，挣扎和反抗是极少数的，立志保护鱼儿的人力量太小，他们大多数时候自己就是鱼儿，他们必须时刻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才不会让自己也被网网住，他们顾不上更多别的，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亲人。

简家同样如此，简家是个大家，若搏击起来，简家是有一番壮烈可以创造的，但简家所有的男人都走了，他们背着枪扛着红旗去闹革命去了，先五千里去了川北，再辗转通、南、巴，再走甘南、陕甘宁，在此之后还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待他们去征服，他们顾不得别的。简氏家族自然也有近亲在东冲村，但他们也是红属，换句话说，他们也是被网觊觎着的鱼儿，他们跑还来不及呢，谁会去顾及我的爷爷奶奶呢？

只有范桑儿，只有她，这个简家的儿媳妇，这个十七岁因为父亲的指定嫁到简家来做了三天简家人的妻子因而一心一意做着简家女人的人，只有她不肯放弃我的爷爷奶奶，她不顾村人的阻拦，转身冲出村子，去追那支捉走我爷爷奶奶的军队，她要去把他们救回来，她披头散发地朝着那支军队追去，她的鞋都跑掉了，一边追一边哭着喊：“爹——娘——”她就这么一路哭喊着奔下去。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疯了，她一个娇弱的女子，她以为她真能把那张网撕破，把网里的鱼儿救出来么？她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条鱼，那张网正等着她自己投进去么？人们傻了似的站在那里，看着她长发披拂着跑远了，人们突然有了一种被利刃刮鳞剖腹的撕裂感。

入夜的时候，网收了，挂在那里滴淌着水，所有被捉住的鱼儿，都被关在一座破旧的大庙里，等待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