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森林里，蜜蜂和蝴蝶是自由自在飞舞着，有时候和落叶在一起，你知道有真有假，但你分辨不出来；七星瓢虫安静地卧在青翠的竹叶上，偶尔它们睡醒了，会振动一下翅膀，它们的翅膀有好几层，外面是褐釉色的，里面是碧绿，再里面是粉红，有点像俏佳人的罗袖；鸟儿是最不安静的一群，各种各样的鸟儿，红咏绿翅，或者是瓦蓝的，它们在树枝上跳来跳去，歌唱或者吵嘴；瞎了一只眼睛的猫整天都在监视着那些鸟儿，它趴在一棵茎干粗壮的蔷薇花丛下心怀叵测地盯着它们，有时候它悄悄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开，好像它对它们一点也不在乎似的，这样它反而变得更加危险了；长得没了形状的狗老是忙碌着，它一直在追逐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它在花草丛中跳跃着，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却又劳而无功，于是它就容易生气，它冲那些飞高了的蝴蝶大声叫着，龇出牙齿来，朝它们做怪相，可它们却不理它，也不害怕它，它肯定是把这一切当做最快乐的游戏，因而乐此不疲，如果不是下雨的话，它可以整天整天地把这种游戏做下去；下雨的时候森林里是另外一种景象，小鸟和蜂蝶都躲回自己的窝里去了，只有肥硕的蜗牛和蛆拱在泥地里愉快地爬动着，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欢快地往下滴落，发出悦耳的叮咚声，狗在这个时候躲在屋檐下，百无聊赖地看着雾蒙蒙的雨天，有时候伸出一只爪子去接雨水，或者打一声喷嚏；那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在雨地里逛来逛去，快乐地哼哼着，不时躺进水洼中去打几个滚，滚出无比舒服的样子来；狗在屋檐下看了，脸上露出妒忌的神色，把脸别过去，转几个圈，无聊地趴下睡觉，雨便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活跃的生命。

我喜欢我们的森林，喜欢在森林里生长的那些植物和生活的那些动物，喜欢不断变化的季节和天气。我的喜欢是毫无保留的，不管长什么样的树，开什么样的花，风来的时候摇晃不摇晃，瞎了一只眼睛或者长得没了形状，天晴还是下雨，流水会不会发出叮咚声，蝌蚪们最终会不会没了尾巴，我全都喜欢它们。我觉得我就是它们中间的一员，比如说，一片树叶，一朵花瓣，一滴露珠，一只蜜蜂，一声蛙鸣，或者一缕清风，我甚至愿意做那头瘸了一条腿的小猪，我知道因为有了那样的森林，无论我是什么，我都是快乐的。

十八

60年代末，大姨从军队转业，分到省图书馆工作。那一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大姨虽是图书馆的当权者之一，却因为行装甫落，尚未构成矛盾性的人际关系，不在被揪出者之列，只是靠边站着，与运动的激烈中心没有什么相干。如果不发生一件事，大姨其实是可以躲过那场命运的劫难的。

我一直认为，大姨的那一次劫难是与颜色有关系的。那一年的流行色是红色，而大姨喜欢蓝色，她的服饰、歌声和举手投足全都是这样辽远广阔的颜色。令人不解的是，在大姨的家乡，格桑花和杜鹃花终年四季都盛开着，它们的艳红应该是大姨熟悉的，可是当图书馆十几万册堆积如山的书籍被点燃之后，大姨的眸子里为什么会露出恐惧和拒绝之色？大姨一向是安静的，但那个时候，她却像是被蛇咬中了似的，推开围观的人群，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脚踩那些兴奋起来的火焰，用手去拍那些旺盛起来的火焰，绝望无助地从火焰中往外扒拉尚未点着的书籍。火红的焰苗其实是那么的壮美，它们有十几万册用上好的纸张装订成的书来做能量，是可以燃出“前无古人”的效果来的。事实上，红色的火焰确实是美丽的，它为四周站立着的人提供了一种传奇的背景，它在随风飘逸和呼啸时，显得是那么的有生气，无论是英姿飒爽的革命者，还是呆若木鸡的被革命者，只要他们面向着它，脸上和身上全都被涂上了一层生动的色彩。大姨是唯一拒绝红色，并且喊出了自己拒绝的人，她在火焰丛中一边无助地扑打着，一边呼天抢地地喊道：“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不能这么干！”她的头发被火燎着了，手被火灼伤了，她的衣服开始冒出青烟，身上沾满了忽明忽隐的火星子；她那个样子，真的像一只扑进大火中的美丽的蛾子。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感谢那些革命者，是他们把我的大姨从火焰中拖出来的，若不如此，大姨或许就成了一场事件的肇事者了。有好几个革命者勇敢地扑过去，他们把大姨连拖带挟地弄出火堆，并且用脚踩她身上的火星子。我不知道有人看过这种情景没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在地上滚动，一些人伸出脚踩她身上的火星子，那些火星子四处飞舞着，瞬息化为一缕缕魂也似的青烟，躲开人们愤怒扭曲的面孔朝高空中飞去，那种情景让人一辈子难忘。

接下来，人们要求大姨为她的错误和他们的正义行动作出应有的报偿。大姨从那一天开始走到台上，以她叛逆者的身份成为死不悔改者中的一员，接受人们的批判。大姨被关押起来，每天被人拉出地下室，和她的同伴一道，站在高高的板凳上，弯腰，低头，接受批斗。大姨的头发被胡乱剪过，头上戴着又高又丑的尖帽子，脖颈上套着麻绳，麻绳上捆吊着大姨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书，那是一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二十册精装，它们很重，它们太重了。因为经历了一场火劫，散发着油墨和烟火混淆的味道。

如果就是这样，大姨也许就忍住了，问题是不光如此，人们还要大姨和她的同伴跪下，以表示认罪。大姨是不习惯下跪的，大姨的腿修长美丽，因为血缘的关系天生是笔直的，她更习惯于脚蹬悬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策马飞驰，但是她现在必须下跪了，为了她对红色火焰的拒绝。大姨受不了这个，有一天夜里偷偷从地下室里逃了出来，逃回了家。

姨父那时候因为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也被停职审查，软禁在家听候甄别。姨父仍然是坚定的革命者，永远维护着对组织的忠贞原则。他整天在家里写思想认识，写了一份又一份，写完之后就交给组织上，以求洗刷，然后他再接着写。姨父写思想认识写得很苦，但他很执著，他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要执著。

姨父对大姨逃回家来这件事极度反感，他手里拿着一支派克钢笔，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头看不见黄昏落日的狼，烦躁不安。姨父很不高兴地对大姨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逃回家来？你逃回家来，就是逃避群众的监督改造，就是逃避革命，你就是逃兵。你还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白培养你的呀？”

大姨坐在那里往嘴里扒着一碗冷饭，冷饭上卧着两只腌蒜头。大姨是身心疲惫的样子。大姨说：“他们打人。”

姨父说：“他们打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未必我们没有打过人？未必我们打人还打少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逃避，这比挨打更可怕！”

大姨硬了一下，说：“他们要我跪下。”

姨父斩钉截铁地说：“跪就跪，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一死，死也死在工作岗位上！”

大姨说：“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凭什么要人下跪，离开柴达尔的时候，我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下跪，我给谁下跪？”

姨父急了，说：“大是大非的时候，说什么父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能比吗？”

大姨停下来，看着姨父，问：“这是什么？”姨父提高嗓音说：“革命！革命你懂不懂？！”

大姨把手中的饭碗往桌子上一，扬头说：“不！”

姨父要大姨回到单位去，大姨不，两个人都坚持己见，都不愿向对方妥协。姨父很激动，骂大姨是懦夫，是逃兵，是开小差的异己分子。大姨不理睬姨父，去厨房里洗了碗筷，洗了脸脚，把自己关进卧室里，坐到床上去。姨父在外面跳着脚喊：“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大姨对姨父恼羞成怒的叫喊声充耳不闻，她找来针线给我们缝补衣服，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人照管，衣服破了很多，大姨把它们全都收集起来，她坐在床上，用被子捂着脚，一针一线地缝，她缝了整整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姨父就像个倔犟的号兵似的又在大姨的门外叫喊起来了。大表姐睡眼惺忪地从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说：“爸，天还黑着呐，连公鸡都没叫，你这样还让人睡不睡？”姨父朝大表姐吼道：“给我闭嘴！回你房间去！”大表姐吓得连忙掩上门。

大姨拿定主意不回单位，她对姨父的喊叫不理不睬。大姨的性子烈，受不得委屈，她若认定的事，谁也不能强迫她。大姨早早地起来，熬了小米粥，揉面摊饼，收拾屋子，把所有的被子都拆了泡起来，把屋子的垃圾全都清扫出去，用碱水拖洗地板。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手脚利索地做事，神态安详。姨父怒气冲天，咬牙切齿，但他也不能把大姨怎么样，他后来不喊不叫了，他消沉得很，样子很沮丧，悒悒不乐，脸上有一种被伤害了的痛苦。大姨肯定看出来了，但同样肯定的是大姨不打算去附庸姨父，也许过去她一直是在这么做着，但这一次她有了自己的决定。大姨说：“凭什么？”大姨说：“不！”她的主意已经拿定了，没有谁可以强迫她。

大姨收拾好一切后，就去敲每一个房间的门。大姨把所有的孩子都叫起来，大姨对我们说：“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脏衣服全都换下来，我得把它们洗了，我很高兴你们谁来帮助我一块儿洗；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剃头、剪指甲，女孩子们梳好小辫儿，然后把你们这些日子的作业拿出来给我检查；你们今天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到外面去疯一疯，你们都是小马驹，不该老关在家里，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似的；然后你们到地里去挖野菜，咱们今天晚上包饺子吃！”

我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我们觉得今天的日子真好，有点像过节。也许这真的是一个节日，比如是一个家庭的节日。我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翻找干净的衣服，洗脸刷牙剃头剪指甲，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吃早饭，然后整理书包，然后冲出门去。太阳在那一天很明亮，当我们穿过森林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张开双臂做深呼吸的时候，差不多就像是融化在明亮的太阳里面了。我们一齐喊：“一、二、三！”我们就开始大笑着奔跑起来。说实话，我们全都喜欢做一匹撒野的小马驹，还有什么能比做一匹撒野的小马驹更快乐的呢？

我们在外面疯了一天，晚饭前回到家里。

我们采了很多的野菜，它们全都是水灵灵的，很适合作小马驹的饲料。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大声喊：“妈，我们回来了！”然后嘻嘻哈哈地跑回家。

没有大姨的回声。大姨不在家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窗明几净，但是大姨不在，只有姨父，他在他的书房里安安静静地写他的思想认识，这种情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的田螺姑娘的故事。

我们觉得奇怪。我们问姨父。我们问：“我们的妈妈到哪儿去了？”姨父说：“她走了，回单位去了。”我们不明白，我们问：“为什么？”姨父不耐烦地冲我们挥手说：“问那么多干吗？大人的事，说了你们也不懂，现在你们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该干吗干吗。”我们有点于心不甘，我们说：“那饺子呢？”姨父问：“什么饺子？”我们说：“妈说了，今晚吃野菜饺子，我们采了很多野菜。”姨父说：“丢了，咱们不用那个，咱们今晚开肉罐头，敞开吃，爱吃多少吃多少。”

我们悻悻地回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同样很干净，床单被子都是新洗过的，散发着阳光的味道。我们坐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想，我们不是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了吗？我们不是剃过了头剪过了指甲了吗？我们不是做完了作业了吗？我们不是变成了快乐的小马驹了吗？我们不是采回了很多的野菜了吗？我们做完了这一切，我们现在全都坐在这里，还有那些水灵灵的野菜，可是大姨却走了，回她的单位去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十九

几天之后，大姨再一次回到家里。这一次大姨不是逃回来的，她是被人送回来的，用担架抬着送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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