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偶然得到一个笔记本。这笔记本的封皮是绛紫的，似乎还有一些烫银图案。但由于年代久远已模糊不清。那时还是七十年代，好像是一个早晨，我去学校上学。我初中是在一所叫“中山门中学”的学校就读，班主任是一个很年轻的女老师，平时总笑眯眯的，但对于迟到或违反其他纪律的同学从不手软。因此，我每次去上学就总是脚步匆匆，惟恐踩着电铃进去。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成年以后，有朋友取笑我，说我走路的样子总像要去赶火车。在那个早晨，我正匆匆赶往学校，忽然发现路边有一个老女人推着一辆小车在慢慢地走。

车上装满破烂东西，有压扁的纸箱，有玻璃酒瓶，还有一些旧报纸和旧书籍，显然是要去废品收购站。就在这时，那摞旧书籍突然引起我的注意。我发现，在这摞旧书中夹着一个笔记本。当时它只露出一个角，但从翻捲起来的页纸上还是能隐约看到一些字迹。我凭直觉判断，这应该是一个很久以前的笔记本。于是，我就朝这老女人走过去。我在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更没想过这笔记本上会记录什么重要内容。我只是爱看旧书，因此对这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有些好奇，想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上面又写了些什么东西。我走到老女人的面前问，您要去废品收购站？老女人站住了，看看我，用袖子捋了一下头发说是啊。

这时我才发现，这老女人脸上的皱褶里渍了一些尘土，身上还扎了一件蓝粗布围裙。我立刻明白了，她应该是入户收废品的，那时做这种营生的人很多。我看一看这老女人，又看看她车上的废品，然后指一指那摞旧书中夹带的笔记本说，这个……卖给我吧？

老女人朝我指的那个笔记本看一眼，问我，你要拿去写字？

我想了一下，点点头说是，我想用它写字。

她笑了笑，立刻抽出这笔记本拍了拍递给我说，拿去吧。

我没想到这老女人竟会如此爽快，一下不知该不该接受。

老女人又说，你们学生写字用得上，卖了就只是废纸了。

我说，我……给您钱吧。

她摇摇头说，不值钱的。

我坚持说，我一定给您钱。

她想想说，那就……给几分钱吧。

我立刻掏出兜里所有的硬币，大约6分钱递给这老女人，然后抽出那个笔记本就匆匆地走了。在当时，6分钱对我已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足够吃一餐早点。可是我并不后悔，反而有些兴奋，觉得花6分钱买了这样一个笔记本很值。在这个早晨，我赶到学校时还是迟到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班主任老师只是看我一眼，并没有说什么。这节课是历史课，我的班主任老师刚好是历史课的科任老师。她当时正在讲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反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大围剿那段历史，我们的中央主力红军如何决定战略转移，又是如何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在座位上坐定，过了一会儿，才拿出这个刚刚得到的笔记本。这时我才发现，这个笔记本的确已有些历史，它显然被水浸泡过，有的页纸已经粘在一起，只要稍稍一揭就会破碎。我正在小心翼翼地摆弄这个笔记本，突然看到眼前的地上有一双脚。我抬起头，发现班主任老师正笑眯眯地站在我的面前。她向我伸出手说，拿来。

我看着她，迟疑了一下。

她又说，拿来。

我只好把笔记本递给她。

她将这笔记本轻轻翻着看了看，突然盯着我问，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愣了一下，想想说，是……我家里的。

你家里的？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东西？

我一下被她问得无言以对。

班主任老师又看看我，将这个笔记本在手里轻轻掂了一下，就转身朝前面的讲台走去。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掂这一下的意思是说，这个笔记本被没收了。我的心里一下有些沮丧。下课之后，我立刻去办公室，想把这个用一顿早餐钱买到的笔记本要回来。我走进办公室时，发现班主任老师正在很认真地翻看这个笔记本。她看见我，立刻将笔记本放进抽屉里。她对我说，你对我撒谎了。她又说，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一个人无论犯什么错误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撒谎，因为这关系到品质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看看她，小心地问，我撒什么谎了？

老师问，这个笔记本，真是你家的吗？

我立刻不再说话了。我虽然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笔记本上的内容，不知它究竟写了些什么，但我知道，班主任老师一定看明白了，因此她从内容断定，这个笔记本应该不会是我家的。这一次，我最终还是没有要回这个笔记本。因此，我也就始终不知道这笔记本里的内容。直到我初中毕业时，我仍然念念不忘这个笔记本的事。在我临离开学校的那天，我又一次去找到班主任老师，向她提出，现在我要毕业了，那个笔记本应该还给我了。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班主任老师听过之后稍稍愣了一下，眼里闪了闪告诉我，那个笔记本忘记放在哪里，已经找不到了。当时我立刻看出，她在撒谎，因为她说这话时眼神有些游移。但我没有任何办法，既然老师说找不到了，也就只能是找不到了。

这件事一直到我去农村插队时还始终耿耿于怀。

若干年后，我从农村考上大学，又回到这个城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母校看望那个当年的班主任老师。我见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那个笔记本应该还我了吧？这个老师当时的反应让我大感意外，事情已经过去这些年，我只是说了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她竟然立刻就听懂了。她笑眯眯地看看我说，你还记着这件事啊？

我说是，我一直记着这件事。

她又稍稍迟疑了一下，就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那个笔记本。我发现她已经为这笔记本包了书皮，用的是一种很光滑的画报纸，而且折叠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她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看了看，然后递给我说，拿去吧，这里边的内容，很有意义。

她又说，你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好好看一看。

但是，我这一次却并没有听老师的话。我又重新得到这个笔记本自然很高兴，也总算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就像是一件心爱又珍贵的东西失而复得。但这种感觉过去之后，也许是觉得它既然已经属于自己就不必再忙于看，加之刚刚进入大学校门，读的又是数学专业，就一头扎进数学中去，竟将这个笔记本的事放到一边了。当然，这期间我也曾粗略的翻看了一下笔记本里的内容。我发现本子上记录的竟然都是30年代发生在江西赣南乡村的事情，有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还有一些关于红军内部的事，有些事情看得懂，也有些事情看不太懂，尤其一些会议记要几乎不知所云。但我一下明白了一件事，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个笔记本，就因为她所教的历史课刚好涉及到这个年代的事情。

但是，我只是大致看了一下，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笔记本在30多年后竟显现出它的重要意义。

这时我已经以写为业。2010年春天，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要深入到赣南老区去寻找当年红军的足迹，同时也寻访中央苏区人民在那个特殊年代“闹红”的历史。有关部门的领导还为这次活动取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目，叫“作家走进红色岁月”。但是，时光毕竟不能倒流，“红色岁月”也是岁月，岁月一旦流逝是无法追溯的。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是即存的现实，因此不可重现”。所以，要想重新走进这段历史就只能借助史料。按我以往的习惯，在每一次深入生活之前都要先做好充分的案头工作。我知道，江西的赣南地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当年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就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而后来红军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从这里开始。因此我意识到，在这片不寻常的红色土地上一定曾发生过许多动人心魄的故事。我为此通过各种渠道找来大量的史料和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浩如烟海。我准备为自己结一张网，在这些史料中打捞灵感。

但我很快发现，这种想法太幼稚了。这就如同将一片渔网撒向太平洋。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又想起当年的那个笔记本。幸运的是，这个笔记本还在，我竟然很顺利的就在书柜中一摞读大学时的教程中找到了它。这时，当年的那张画报纸书皮已经有些破旧。我小心地将这画报纸打开，就又露出了里面的封皮。由于又过去很多年，封皮的绛紫色似乎更深了，但透过这深深的绛紫仍能看出当年的顔色。它当年一定是非常鲜艳的红色，像血一样鲜红。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渐渐辨认出，烫银的花纹竟是一个镰刀斧头的图案。在这图案的下方似乎还有一行字迹，遗憾的是，字迹已经糊模不清。

我用了一个下午又一夜的时间将这个笔记本一口气读了一遍。由于我这时已经翻阅了大量史料，对那个年代的背景和具体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因此很多内容一下就读懂了。

我终于了解了这个笔记本里所记录的内容。

我被这些内容震撼了。

我推测，这个笔记本的主人应该是一个记者，或者是红军或苏维埃政府里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而且应该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男性。因为他的字迹刚劲有力，有明显的男人特征，也很帅气，而且在页纸上还留有班班点点的焦痕，这应该是他吸烟时落下的烟灰。我在心里想像着，这个笔记本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也许戴一副那个年代特有的黑边圆框眼镜，或许还戴着一顶灰粗布的八角帽——当然，也许没戴，因为那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顶这样的帽子的。但他一定有胡须，而且是很硬的胡茬，我曾在一份史料中看到，当时的普通战士和一般干部是没有刮脸刀一类卫生洁具的。

这个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很丰富，有当时红军的一些宣传口号，有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情况，甚至还有一些乡村里支援红军工作的具体事例。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在这个笔记本中还记载了许多鲜活的人和事。这些事情有的轰轰烈烈，有的生动悲壮，还有的读来令人感叹不已。从笔记本中所记录的内容看，时间跨度是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但主要集中在1934年秋至1935年夏，也就是红军开始长征前后发生的事情，尤其记述了一些红军长征后发生的事情。这些事都是在以往的史料和类似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从未见到过的。

我就这样，将这个笔记本又连续翻了几遍。

我渐渐发现，这个笔记本中所记述的内容有一个特点，或许是因为笔记本的主人一直深入在基层，因此他所采访和记录的都是一些非常具体而且普通的人和事。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专写的人当然再有意义不过。在我动身去赣南深入生活之前，又将这个笔记本反复看了看。随着我对那段历史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也就更加读懂了这个笔记本中所记述的内容。我觉得这笔记本就像一个富矿，几乎每一次挖掘都会有新的发现。我经过仔细筛选，最后在笔记本中选定了将近三十个人物，其中有红军战士，有游击队员，有地下工作者，也有普通百姓，更有普通的农村妇女。

我就这样带着这将近三十个人物的原型去赣南深入生活了。如果说，在去赣南时，这将近三十个人物在我的头脑中还只是一些历史人物，那么来到赣南，尤其深入到老区腹地，当我看到这里的山峦河流和生长在坡上的竹林，呼吸到樟树散发出的特有气息，立刻就有了一种被水浸泡的感觉，而头脑中的这些人物也像鱼一样鲜活起来。不仅是鲜活，我还觉得他们在不断地清晰，不断地丰满，渐渐有血有肉，甚至在冥冥之中与我交流，向我讲述着他们各自的故事……当我从赣南回来时，便越发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似乎可以向这些人物询问他们当年的一些细节，甚至可以随时拿起手机与他们通话。

但是，当我决定将这些人物写出来时才突然意识到，我又要面对一个选择。我是把他们一个个写出来，还是将几个人物放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对于我，应该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好像是在一天深夜，我突然想明白了。在那个特殊年代，又岂止这将近三十个人物，在整个赣南，包括当时的闽西和粤北乃至全国会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因此，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当我想明白这一切，这些人物似乎在向我微笑。

我懂了，他们也同意我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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