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立刻明白了，于是就将手里的酒杯慢慢放到桌上。

我外公沉了一下，问，你……找到他了？

我外婆没有说话。

我外公又问，他在北京？

我外婆仍然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外婆才说，我去北京，是要找另一个人。

我外公忽然端起杯把酒喝下去，然后说，你不能去。

我外婆看一看他，然后声音不大地问，为什么？

这时我外婆已将去北京的路费准备好了。她上一次卖掉那对田黄玉石的手镯，只将其中的一部分钱寄给我大舅，自己的手头还留下了一些。但我外公说，不是钱的事。

我外婆问，那是，什么事？

我外公说，是你眼睛的事。

我外婆这些年由于经常流泪，两只眼睛已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其中一只眼的视力已经降到很低。我外公说，你的眼睛这样，又要跑那么远的路，这怎么能行。

我外婆却固执地说，她已经决定了，不管怎样说也一定要去。

这时我外公也第一次固执起来，他说，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我外婆看看他，问，你说不能去？

我外公说对，我说不能去！

我外婆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呢？

我外公一下愣住了。

我外婆又问，你是我的什么人呢？

我外公张一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我外婆说，我去北京是要找自己的丈夫。

我外公的方脸一下涨红起来。

我外婆问，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呢？

我外公低下头沉了一阵，就起身出去了……

15

我外婆这一次说的话的确有些过份了，而且严重地刺伤了我的外公。但她这样说，又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她和我外公除去一起生过几个孩子，的确什么都不是，他们彼此从没向对方做出过任何承诺，也没有答应过对方任何事情，他们两人这些年来仍然一直保持着收留与被收留的身份，除此之外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关系。

那一夜，我外公一直没有回来。

但我外婆在第二天一早还是走了。通往镇上的山路虽然很崎岖，而且有十几里远，可是我外婆这些年已经走熟了，或许是心情急切的缘故，她只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来到镇上。那时镇上已经有通往县城的长途汽车。我外婆来到长途汽车站，在等车时，无意中一回头，看到了我的外公。我外公看上去很疲惫，眼里布满了血丝。他的手里拎着一兜吃的东西，显然是刚在镇上买的。他走到我外婆的跟前，将这兜食物交给她说，带着路上吃吧。我外婆没有想到我外公竟会赶来送她，愣愣地接过这兜食物，却没有说出话来……

我外婆这一次去北京很顺利。由于有我大舅，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他说的那位女首长。这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果然就是当年的那位女首长。这女首长见到我外婆，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竟一眼就认出来。于是上前一把就将我外婆抱住了，一边流着泪喃喃地说着，你还好吧……还好吧……我外婆也流下泪来，说，你们这些年……去了哪里啊……

女首长听了立刻惊讶地问，怎么，你还没有找到陈玉才同志吗？

我外婆摇着头说，没找到……还一直……没找到他……、

女首长说，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我外婆喃喃地说，就是……没有找到啊……

那天晚上，女首长将我外婆接到她的家里，跟她整整说了一夜的话。我外婆将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都对这位女首长说出来。女首长听过之后流着泪说，李红梅同志，你受苦了，真的是为陈玉才同志受苦了……我外婆一听到这位女首长又叫出自己当年的名字，立刻激动得更加泣不成声。这位女首长告诉我外婆，当年他们的那个部队机关跟随部队转移之后，不久陈玉才就被调走了，据说是去了白区工作部，后来又被派往敌占区去了。不过没关系，这位女首长对我外婆说，你现在找到我就好办了，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找到陈玉才同志。

这位女首长看了我外婆一眼，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肯定可以找到。

我外婆在这位女首长的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这女首长通过各种途径多方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陈玉才的下落。她原本还想让我外婆在北京多住一段时间，但我外婆却执意要回去了。女首长见实在留她不住，只好说，也好，你先回去，关于你的事我会跟你们地方政府打招呼，至于陈玉才同志的下落，我也会继续帮你寻找，一有消息立刻就告诉你。

就这样，我外婆从北京回来了。

16

我外婆这一次去北京还是有些收获的，她总算从那位女首长那里打听到一点关于陈玉才的消息。陈玉才在随部队机关撤走之后曾被调去白区工作部工作，后来还被派去了敌战区，这应该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我外婆据此推断，如果这样说，他就很有可能为执行任务深入到敌人内部去了。那么解放以后国民党军队撤去台湾，陈玉才会不会为了继续执行任务也跟着去了台湾呢？而当时台湾与大陆虽然只隔着一个台湾海峡，却如同阴阳相隔，陈玉才是不可能往这边寄信来的。我外婆想到这里顿时精神为之一振。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陈玉才直到解放以后仍然迟迟未归，而且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也就应该有了合理的解释。

我外婆自从有了这个念头，就一天天越发坚定自己的想法。据我母亲说，她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得封闭起来，每天很少与人说话，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想像里。

我外婆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天上午，山路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车开到我外婆家的门口停住，从车上下来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先是在门外指指点点好像说了一阵什么，然后就敲门进来，说是要找李红梅同志。我外婆看看这几个来人，说自己就是李红梅，不过这还是她当年的名字，她现在已经改叫李山梅。几个来人立刻过来跟我外婆热情握手，说这就对了，我外婆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告诉我外婆，他们是从县里来的，这几天刚刚接到上级指示，让安顿好我外婆的生活，因此他们要将我外婆接到县里去，这样照顾起来也方便一些。

他们这样说罢，让我外婆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用吉普车接走了。

我外婆直到去了县里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显然，是那位女首长从北京打来电话，让地方政府照顾好她的生活。她被接到县里之后，先是安排在一个招待所住下。县里的领导说，他们正在想办法，要为我外婆做一个长久打算，所以只是暂时在这里住一住。

我外婆听了，第一次感觉到找到组织的温暖。

但是，这个招待所的条件虽然很好，我外婆却住不习惯。这里靠近县城中心，附近有很多商店，所以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很热闹。我外婆在下冲那边清静惯了，住在这里就总是休息不好。她曾几次向县里的领导提出来，还是让她回下冲去。但县里的领导却执意不肯，说北京的领导亲自打来电话，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我外婆的生活，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他们不为我外婆安排好就无法向北京的领导交待。他们一再向我外婆表示，千万不要客气，如果她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只管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一定会尽力帮她解决。

我想，那应该是我外婆最心烦意乱的一段时间。她不仅突然置身在这样的闹市，每天被各种嘈杂的声音搞得不知所措，而且还要面对许多更加不堪其扰的麻烦。我外婆自从被接去了县里，她的身世和这些年的经历也就被传扬出去，所以每天都要接待各种莫名其妙的人，回答各种莫名其妙的提问。这些人向她提出的问题大同小异。他们都自称是来采访的，有的要写书，有的要编史，还有的说是要将这一带当年的人物搞一个档案。他们让我外婆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自己过去的事和这些年来的经历。我外婆已经很久不愿去触碰这些让她伤心的往事，所以每说一遍，都要伤心地流泪，如此一来她的眼疾也就更加一天天加重。

我外婆终于病倒了。

她感觉自己从未有过的疲惫，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气力。于是她拒绝了一切来访者。她对这些人说，她想一个人独自安静一下，如果他们这些人真的为她好，就不要再来打扰她。

就这样，她将自己关在招待招待所的房间里，不再见任何人。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上午，我外公赶着一辆驴车来到县里。他让我外婆躺到车上，又为她盖了一件蓑衣，就将她接回下冲去了……

17

我外婆这一次从县里回来，身体明显大不如前了。

她每天只是不停地为自己煎煮当归，搞得家里到处都是草药的气味。就在这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据我母亲说，那是一个下午，家里突然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是要见我的外婆。他们将一个很薄的信封交给我外婆。但他们立刻又说，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完全核实，只是先让我外婆看一下，后面还要继续去调查。我外婆一接到这个信封似乎就意识到了什么，她看看这两个来人，好像想问什么话，但嘴唇动了动却并没有说出来。她将这个信封慢慢打开，里面果然是一张通知书。我外婆当年和陈玉才一起在部队机关时，曾很多次见过这种通知书，她知道，这是哪个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专门用来通知家属的。这张通知书已经有些破旧，显然是在哪个角落里压了很长时间。我外婆注意到，从时间看，这张通知书竟然还是1948年的8月签发的。她将这张通知书拿在手里，一遍又一遍地用力看着。她这时的青光眼已经很严重，一只眼的视力已基本接近于零，所以不得不将这张通知书拿到眼前，仔仔细细地看着。就这样看了一阵，她突然抬起头来。

她对来人说，不，这不是陈玉才的通知书。

两个来人有些诧异，对视一下问，为什么？

我外婆指了指纸上的名字说，你们看这里。

两个来人看了看，又看看我外婆，还是不太明白。

我外婆说，这上面写的是陈玉中，可是他……叫陈玉才啊。

其中一个人哦一声说，也许是写错了，把才字写乱了一笔。

我外婆立刻摇摇头说，这样大的事，怎么可能写乱一笔呢？

她将这张纸交还给两个来人，坚定地说，你们拿回去吧，一定是搞错了。

两个来人一下都没了主意。他们又对视一下，只好接过这张纸告辞走了。

但是，我母亲说，在那个下午，那两个来人走后，我外婆就躺到她的竹榻上去了，而且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天。她从此变得更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独自出神。几个月以后，那两个人又来了，给我外婆送来一笔钱。他们婉转地说，这是民政部门发放给她的。我外婆一见到钱立刻兴奋起来，但是看了看，似乎又有些奇怪，她问，怎么会是……这样的钱呢？

当时我母亲就在我外婆的身边。她当然明白我外婆问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外婆一定认为这笔钱是陈玉才从台湾给她寄来的，所以才感到奇怪。尽管她从没有见过台湾那边使用的钞票是什么样子，但也知道，一定与人民币不同。

就这样，从此以后，县里每年都会派人给我外婆送一笔钱来，而且每一次都婉转地告诉她，这是民政部门发放的。而我外婆每一次也就总是很高兴。

她认定，这些钱是陈玉才从台湾给她寄来的。

18

我外公是1960年去世的。那时正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

据我母亲说，她那时已经出来工作了，听说家里已几乎断了粮食，就偶尔想办法送回去一点。我外公则总是将这仅有的一点粮食省给我外婆吃，他自己只吃竹笋。但竹笋只能吃嫩的，长大的竹笋就不能再吃了。我外公为了充饥已顾不得这些，就这样由于吃了太多的竹子，排不出大便，就把自己胀死了。我外婆将我外公葬在屋后的山坡上。她这时又将陈玉才的那张画像拿出来，而且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精致的竹框。我曾经亲眼见过这幅画像，虽然纸是很粗糙的毛边纸，而且已经泛黄，但画像上的人仍然透过岁月的痕迹显得英姿勃勃。很多年后，我母亲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将这幅画像作为文物捐献给县里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我外婆就这样，守着摆在桌上的这幅画像，同时也守着屋后山坡上我外公的那座坟冢，独自生活了很多年，她拒绝所有儿女的陪伴，也不到任何人的家里去。她说她每天喝当归，身体很好，所以在生活上完全可以自理。多年以后，我由于工作上的关系经常到江西去，每一次到江西总要绕道赣南，去下冲看望我的外婆。我很爱吃外婆做的醃笋。据她说，这种醃笋的方法她还是当年跟陈玉才的父亲陈木匠学的，先将盐水掺入锯末，然后再把竹笋埋入其中。这样醃出的竹笋不仅可口，还会有一种木质的清香。我每次去下冲，外婆都会一边让我吃她的醃竹笋一边和我一起喝水酒。这时她就会说起自己过去的事情，也说陈玉才在台湾那边的事情。她每次说起陈玉才在台湾那边的事时总是不太一样，有的时候说他已经是一个陆军军官，也有时又说他已从海军退役，还有时又说，他也许已是飞行员，不过现在老了，应该已经飞不动了。但她每说到这里就会神色黯然，低头沉默一阵，然后喃喃自语地说，已经这些年了……他也应该完成任务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听外婆说的多了，渐渐地竟也有些怀疑，或许这个让我外婆等了将近一个世纪，叫陈玉才的男人真的是去了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一次我到台湾去采风。在台湾的高雄市郊看到一片规模很大的“眷村”，据说是当年去台湾的国民党老兵聚居的地方，至今仍有许多遗迹。我在眷村文化馆里翻阅当年留下的一些资料时，心里还在想，或许……真的能在这里找到陈玉才的踪迹。当然，我很清楚，这种可能很小，实在太小了。

我外婆就这样一直吃着她的当归，直到2009年才去世。

享年，九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