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徐福茂对这一带的山路并不熟悉，为躲避敌人又要不停地东绕西绕，就这样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将近中午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时赶回去与游击队会合了，索性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钻进去，想等国民党的搜山部队离开这里时再去寻找队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搜山部队竟然就在附近的山腰上宿营了，而且埋锅造饭不像是马上要走的意思。于是徐福茂也就只好躲在山洞里耐心地等待。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刚刚放亮时前面的山坡上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徐福茂从声音的方向判断出，很可能是游击队在改走另一条路线时遭遇到敌人。于是立刻朝那个响枪的方向赶过去。快到中午时，他赶到了出事地点。这里显然刚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到处还在冒着青烟。丛林深处有一间纸寮，四面的竹墙和木板门都已被打得稀烂，而且还能看到溅在上面的血迹。徐福茂知道游击队已经出事了，正准备离开这里，就被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士兵抓到了。

徐福茂说到这里重重喘出一口气，就把头慢慢低下去。

我沉了一下，问，那个赖顺昌……又是怎么回事？

徐福茂说，我……真的不认识赖顺昌。

我一下一下地看着徐福茂，没有说话。

徐福茂又想想说，也许……是那个人。

我问，哪个人？

徐福茂说，他被那个田营长手下的士兵抓到时，曾看到有一个当地人一直跟在田营长的身边，他穿一件黑纺绸上衣，挎着一只盒子枪，不停地在田营长的耳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当时徐福茂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好像是前樟坑村的，却不知叫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果然是前樟坑村的，好像还是那边“义勇队”的副大队长。

现在想，徐福茂说，也许……这个人就是赖顺昌。

我问，游击队遭伏击，是不是跟这个赖顺昌有关系？

他问，什么关系？

我说，比如，向敌人提供情报？

徐福茂先是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也许……有这个可能。

可是，我立刻又问，游击队要走的另一条路线，赖顺昌怎么会知道？

徐福茂翻一翻眼皮说，那就……不是他说的。

这时，我就问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盯住徐福茂，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认识周云吗？

徐福茂立刻睁大眼，周云？

对，她后来改名叫温秀英。

徐福茂不再说话了，只是用两眼死死地看着我。

他就这样看了我一阵，突然说，你……不是来落实政策的，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应该是为别的事来的。我也直盯盯地看着他，没置可否。就这样看了一阵，我说，我究竟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已经不重要，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只有说实话才会对你有利。接着，我又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究竟认不认识周云？

徐福茂又愣了一阵，点点头说，认识。

我问，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徐福茂这时已从紧张和惊愕的状态中又慢慢坦然下来，他忽然淡淡一笑说，既然你已经问到这一步，就说明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笑一笑，摇摇头说，也不完全是，有的事我还不知道，比如，周云是什么时候离开游击队下山的？她又是怎样下山的？

徐福茂想一下说，她下山，好像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我说，也就是说，她下山时游击队还没有接到护送任务？

徐福茂想了想，很肯定地说，还没有。

我又问，周云当时是私自下山的，还是奉了游击队领导的指示？

徐福茂立刻说，是队长让她下山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她当时已经怀孕，肚子大得像一口锅扣在身上，这样重的身子会拖累整个游击队，所以队长才让她走的。

我点点头，又问，敌人是在什么时候抓到周云的？

徐福茂迅速地看我一眼，说，这个……记不清了。

是在伏击游击队以前，还是以后？

伏击游击队以前。

你能肯定？

当然能肯定，伏击游击队之后，敌人还让她去山上认过尸。

我掏出香烟，朝徐福茂举了一下。他摇摇头，表示不会吸烟。我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几口，突然又抬起头问，你觉得，有可能是周云向敌人提供的游击队行动路线吗？

徐福茂立刻说，当然有可能，那时敌人抓到女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可是，我又说，如果按你所说，游击队的另一条路线是在你临去前面打探情况时才最后确定的，周云就是想向敌人提供，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徐福茂张张嘴哦了一声，没有说出话来。

我拍拍徐福茂的肩膀，示意让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来，然后说，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被那个田营长的队伍抓到之后，后来是怎样脱身的？

徐福茂又谨慎地想了一下，说，我当时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手里拎着柴刀，还背着一捆柴火，所以身份就没有暴露，我只对他们说，就住在山下，是来山上砍柴从这里路过的，那些人盘问了我一阵，见没问出什么，也就信以为真把我放了。

我点点头，说好吧。

我告别徐福茂，从招待所里出来。

徐福茂将我送出来时忽然又问，你这一次……情况都了解清楚了？

我跟他握握手，发自内心地说是啊，该了解的，都已了解清楚了。

那你们……

他说到这里，忽然又看看我。

我问，什么？

他吭哧了一下说，就是……老红军待遇的事。

我哦一声，点点头说，当然没问题。

他立刻问，那你看……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别着急，后面会有人来找你的。

我这样说罢，就朝镇上的长途汽车站走去。

应该说，我这次江西之行收获很大。

正如赖春常自己所说，他当时是“义勇队”那样一个身份，如果真知道游击队的情报没必要再扯上一个周云，自己去告诉田营长就是了，这样还可以得到一大笔赏金。

但是，有一点，赖春常与徐福茂的说法是一致的，而这一点又恰恰与周云在申诉材料上所说的相矛盾。我清楚记得，周云在申诉材料上说，她是到罗永才家的几天以后才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而且当时还是赖顺昌带人去抓她的，当时抓她的目的，就是让她去山上认尸。而据赖春常所说，周云是一到罗永才的家里就立刻被田营长的人抓到的。徐福茂也十分肯定地说，周云是在游击队遭到伏击之前被捕的。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两种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出入，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时间的顺序问题，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另一个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但再仔细想，正是这样一个时间顺序也就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倘若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后被捕，那么她叛变投敌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很小，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

而如果她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这件事就复杂了，换句话说，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性也就不是不存在了。或许，赖春常和徐福茂都是看准这一点，所以才不谋而合都这样说的。现在看来，赖春常这样说的动机显而易见，那么，那个徐福茂呢，他这样说的动机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始终让我没有想明白的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甚至认为，这一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我此次来江西的最大收获。从徐福茂向我的讲述可以知道，当年在游击队执行这次护送任务时，行动路线都是由上级事先定好的，而且为保密起见，这个路线只有游击队长一个人知道。后来在出事前，游击队改走的另一条路线也是临时决定的，而这条新的路线也只有游击队长和徐福茂两个人知道。这也就不妨做一个假设，即使周云是在游击队出事之前被捕，即使她已经叛变投敌，也不可能向敌人供出游击队这条新的行动路线，因为她不可能知道。仅从这一点分析，也就完全可以排除周云出卖游击队的可能了。

我想到这里，立刻感到振奋起来，一连几天的疲惫也顿时全消了。

我意识到，周云的这个案子，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个错案了。

但接下来，我就又想到一个问题，不管怎样说游击队那一次遭到敌人伏击，这一点总是事实。既然是伏击，也就说明敌人事先确实已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路线。那么，敌人又是怎样知道的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赖春常在当时虽然是反动地主武装“义勇队”的副大队长，但他也不可能向敌人提供这个情况，因为游击队的具体路线他也无从知道。

那么……会不会另有其人？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徐福茂。我这一次来江西，这个徐福茂的出现至少解开了一个始终无法解释的疑点。在周云的申诉材料和赖春常的证明材料中都曾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尸体的人数问题。按周云所说，她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一共是十八个人，后来她下山后变为十七人，但是，在游击队执行这次护送任务时，如果再加上那个被护送的领导同志应该仍是十八个人，而在山坡上怎么会是十七具尸体呢？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在清理现场时，有一具尸体没有被发现。但这个可能立刻被我排除掉了。

据资料记载，当时国民党的清剿部队和靖卫团是有着明确赏格的，捉到或打死一个红军战士多少钱，都有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清理现场时是不可能漏掉一具尸体的。那么，也就是说，在这场战斗中应该确实有一个幸存者。现在，这个幸存者终于找到了，就是徐福茂。倘若按徐福茂所说，他是被派往前面打探情况，由于迷路与部队失掉联系，所以才躲过这样一场劫难。然而他所说的这个过程却只是他一个人说，当时所有的知情者已经全部罹难，就连田营长这边的赖春常也已在十几年前自杀，这件事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证实。谁又能保证，这个徐福茂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呢？但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游击队临时改变的路线除去游击队长只有徐福茂一个人知道。仅凭这一点，我认为，他就应该有一定的嫌疑。

也就在这时，我突然又想起周云曾对我说过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