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绝没有想到，我竟然不动声色地已把周云的案子调查到这个程度。我从领导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赞许的表情。但是，领导告诉我，监狱不能为我出具这样的证明，因为我们虽是公安系统，可作为劳改局下属的一个监狱单位是没有理由去人家那里了解一个师级首长的情况的。不过，领导看看我，又说，如果利用非正式渠道，这件事倒有可能。我听了不解，问什么是非正式渠道。领导告诉我，其实这家部队医院与地方联系很多，监狱方面曾多次与他们一起搞过“拥军爱民活动”，这样就和他们那里的一些领导很熟，而且据了解，在医院的干休所里也的确常年住着一些身体不好的部队干部，如果跟医院领导非正式地打一个招呼，这件事也许可以办成。

我听了立刻兴奋起来，连忙让领导给医院那边挂电话。

这一次到这家部队医院调查，果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由于监狱领导事先打过招呼，所以医院方面还算热情。接待我的是一位姓何的副院长，一个很漂亮的中年女人。但是，当我说明来意，又将“田师长”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说出之后，何院长却摇摇头，说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然后又让一个小护士去查了一下医档。果然，小护士很快就回来说，目前住在医院干休所的老干部里，没有田十八这样一个人。不过……何院长想了一下，又说，来我们医院干休所的老干部都只是临时住一住，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两年，也许这个田十八田师长确实来住过，后来又走了也说不定。

何院长一边说着，在办公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的一张电话号码表上查了一下，说，在南郊的陆军指挥学院里还有一个干休所，那里有一些部队老干部，都是常年居住的，这样吧……她一边说着就拿起电话，我帮你问一问，让他们那边给查一下，看有没有田十八这个人。我听了连忙感激地向她道谢。时间不大，陆军指挥学院干休所那边的电话就回过来。我从何院长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了，事情有希望。果然，何院长向听筒里一连说了几声谢谢之后，就将电话放下了，然后对我说，找到了，这个田十八现在已是军级干部，他就住在他们那里。我一听立刻站起来，问现在是否可以过去。

何院长笑笑说，你去吧，他们在等你。

我向何院长道过谢，就从医院里出来。

陆军指挥学院是在南郊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乘车赶过来时已是中午一点。我走进学院，绕过几座教学楼，在操场后面看到一片仿古的园林式建筑。我想，这里应该就是干休所了。我很顺利地找到干休所的管理部门。一个瘦高卷发，自称徐助理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但是，徐助理对我说，我现在来得很不是时候，他刚给田军长家里打过电话，说是军长正在午休，要下午三点以后才能见客。我连忙说没关系，我可以等。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由于忙着往这里赶还没顾上吃午饭。精明的徐助理立刻看出来，笑笑对我说，前面的学员食堂还有饭，可以去那里吃一点。

我听了向他道过谢，就朝操场前面的学员食堂走来。

我吃过午饭，又故意在校园里走了一阵，才回到徐助理这里。徐助理一见我立刻说，他刚刚又打过电话，田军长已经起床，现在可以过去了。然后，他就将一张纸条递给我。我看了看，纸条上写的是田军长家的具体门牌地址。

我按这个地址很顺利的就找到田军长的家。

田军长的家是一个两层小楼，楼下是书房兼客厅。田军长已经在等我。田军长竟是一个干瘦的老人，喉咙里微微有些喘。这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样。他和我握了一下手，示意让我坐到沙发上，然后客气地告诉我，他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会儿学院那边还要来人，跟他商议去给学员搞讲座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足够了，就向他点点头。

这时，田军长问，你来找我，要了解什么事？

我说，想了解一件很多年前的事情。

田军长笑笑问，很多年前？哪一年？

我说，1935年，确切地说是1935年春天。

田军长一听，脸色立刻变了，但只是一瞬间，他就又笑了，随手在旁边的茶几上摸起一支烟，一边点燃说，好吧，你问吧，只要是我还记得的事情，都可以告诉你。

我沉了一下，说，请问，您是……怎么……

田军长点点头，吐出一口烟雾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既然你是来了解1935年的事情，就说明你对当年的那些事情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所以，也就一定会对我的现在感兴趣。他一边说着又冲我微微一笑，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事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田军长说，其实事情很简单，1935年以后，我升任团长，很快就调到别的部队去了。后来在解放前夕，大约是……1949年8月，在湖南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领10万国民党军队在长沙宣布起义。当时我也在其中，我这时已是国民党第某军副师长兼某旅旅长，于是，也就跟随程潜和陈明仁一起起义，投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边来。

田军长告诉我，他后来又赴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

田军长很坦然，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这时，我问，您认识周云吗？

周云？

对，也叫温秀英。

田军长皱起眉想了一下，说，这个名字很熟，好像……在哪里听到过。

我说，1935年春天，您的部队曾伏击过一个游击队，这件事还记得吗？

田军长立刻点头说，记起来了，是有这回事，后来我还让这个周云去认过尸体。

我立刻问，您还记得，当时是在伏击游击队之前，还是之后逮捕这个周云的吗？

田军长又回忆了一下，然后很肯定地说，是在之后。

在……伏击游击队之后？

对，是之后。

田军长点点头说，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伏击这支游击队，是我手下的第三连去的，尸体都抬回来之后，放到对面的山坡上，当时一个“义勇队”的人告诉我，他听说在下屋坪村有一个可疑女人，如果她是游击队，抓来可以将这些尸体的身份辨认一下。就这样，他就带着我的人去把这个女人抓来了。这个“义勇队”的人，名字好像叫赖……赖什么昌？

我说，是赖顺昌吗？

田军长立刻点头，说对，就叫赖顺昌。

我又问，这个抓来的女人，当时说什么了？

田军长摇摇头说，没说任何话，她表现得很勇敢，也很镇定，无论怎样审问始终坚持说自己叫温秀英，后来把她带到山坡上，她看着那些尸体仍然一句话都没说，当时她怀孕了，而且很虚弱，是被士兵架到山上去的，后来她就昏死过去。

这时，我的心里已经有数了，看来周云在申诉材料中写到的事情全部属实，从田军长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她并没有叛变投敌的行为，更没有出卖过游击队，而且，赖春常的事也在这里得到了直接的证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不是周云出卖的游击队，那游击队的消息又是谁告诉田营长的呢？我想到这里，又朝田军长看了一眼。这时，田军长欠起身，很客气地对我说，你问到的这些情况我很理解，这些年，也不断有人来向我调查当年的事情，关于这个周云的情况如果需要我出具证明材料，我可以为你们写出来。

然后，他又问，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连忙说，确实……还有一件事。

田劳长点点头说，说吧，什么事。

我说，您可以告诉我吗，当时，您是怎么知道的游击队要从那里经过？

哦……;田军长点点头，稍稍回忆了一下说，这件事，我还有一些印象……

据田军长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天傍晚，他正坐在前樟坑村的村公所里喝茶，突然一个士兵满头大汗地跑来向他报告，说是上午在山里捉到一个可疑的人，当时还没有打他，只用枪吓唬了一下他就全招了，原来他是红军游击队的人，来前面是探路的，后边还有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说是要护送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经过这里去粤北。这个人还交待说，他临来之前已经跟游击队的人商定，如果他中午之前没有回去，游击队就会改走另一条路线。来的士兵又向田营长说，他们三连的连长来不及回来报告，已经带着人赶过去，准备在那条路上打一个伏击。当时田营长看一看天色已晚，路也不太熟悉，估计再去增援已经来不及，同时也明白，这个三连长不过是想抢一个头功，于是也就由他们去了。

第二天上午果然有消息传来，说是已经把这支游击队伏击了，接着就有尸体抬回来。当时田营长命人将那个捉到的游击队员带过来。这人一见田营长就哭着哀求说，他把该说的都已经说了，现在游击队也消灭了，他不想领赏，只求放他回家。这时那个赖顺昌朝他走过来问，下屋坪村最近来了一个可疑的大肚子女人，跟山上的游击队有没有关系。这个人想了想立刻说，有关系，她叫周云，也是游击队的人，她来下屋坪村是生孩子的。这时，田营长见这个人已经吓得失魂落魄，就对他说，只让他再做一件事，去对面山坡上把那些尸体认一认，然后就可以把他放了。这人一听连忙说，他原本就是这一带的人，山前山后的村里有很多人认识他，他不想让熟人看见自己现在这样，不过……他又说，只要将那个周云抓来，让她去山上认尸就可以了。

田军长说到这里，就将手里的烟在烟缸里捻灭了。

我问，您还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吗？

我这样问过之后，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已经这些年过去了，像田军长这样一个走南闯北的军人，对这样一个人的名字是不可能记得的。但是，田军长微微一笑说，对叛徒这种人，我还是有一些记忆的，虽然已经忘了他叫什么，但还记得，他姓徐。

田军长告诉我，他之所以记得这个人姓徐，是因为这人在临走时曾说过，他是徐坑村人，徐坑村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村里人都姓徐。

从田军长的家里出来，我突然感到有些茫然。其实这件事的结果我事先已经想到了，来田军长这里，不过是为了印证一下。现在终于得到了印证，我却又感到不知所措。

我想不出，接下来还应该做什么……

李祥生说到这里，终于停住了口。

我拿起桌上的录音笔，轻轻关掉了。

这时，他从衣兜里拿出一朵白色的纸花。这朵纸花很小，却很干净，而且白得耀眼。他轻轻地把这朵小花放到我面前的桌上，然后冲我笑了一下说，这是周云的。

我先是不解，看看他，但立刻就明白了。

他点点头说，是，我刚刚去参加了她的送别仪式。

我哦一声，说，这样说，你是从殡仪馆那边过来？

是啊，他说，人太少了，我不想让她走得太冷清。

我想了一下问，她应该是……95岁？

他说，对，她终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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